研究 | 吳俊 葉海林：想脫鉤又離不開，印度對華經濟政策為何如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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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俊 葉海林

編輯|王璇卿

審核| 朱依林陳玨可

圖源：GOBAL FINANCE

摘要

在印美關稅分歧持續加劇與全球產業鏈重組的背景下，印度在對外經貿關系中的平衡壓力顯著增加，其對華經濟政策原有的矛盾被進一步放大。自2014年以來，莫迪政府的對華經濟政策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任期強調引入中國資本與技術以助推發展；第二任期在邊境沖突和民族主義影響下轉向強硬，主動推動脫鉤與產業替代；第三任期則在現實約束下試圖在“經濟自主”與“發展需求”之間尋找新的平衡，對華突出管控式競爭的策略。這種階段性政策調整的背后，是政策內在矛盾的集中體現。印度在目標上陷入尋求供應鏈戰略替代與對華中間品深度依賴并存的悖論；手段上表現為吸引中國資本技術的選擇性合作與防范中國影響力的制度性排斥并行；在方向上對華“防范管控”與對美歐“開放融合”構成雙重標準。究其根源，以上矛盾表征均可追溯至印度決策精英層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深層“認知撕裂”，首先，印度在工業化路徑上徘徊于“嵌入式發展”與“自主性替代”兩種相互牽制的國家愿景；其次，決策過程受國內官僚及利益集團“開放與保護”的博弈；最后，政治層面深受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驅動的“經濟安全化”敘事影響。正是這種深層的認知沖突，使得印度的對華經濟政策始終在對抗與合作間反復搖擺，其矛盾特征將長期存在。

關鍵詞：中印經濟關系 莫迪政府 “印度制造” 印度產業政策 印美關稅分歧

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來，美國與印度之間圍繞關稅政策的分歧再度引發廣泛關注。2025年7月31日和8月6日，特朗普政府以“印度對美產品關稅過高”和“印度直接或間接方式進口俄羅斯石油”為由簽署行政令，兩項25%關稅疊加后，印度輸美商品的關稅稅率累計已高達50%，創下美國對主要貿易伙伴的最高關稅水平。印度痛批美國對印度加征關稅等行為“不公平、不正當和不合理”，印方將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護其國家利益。除了在經貿和對俄政策上的矛盾分歧外，美國拉近與巴基斯坦的關系，致使美印雙邊關系急轉直下。這場“關稅摩擦”不僅使印美關系的“戰略伙伴”敘事蒙上陰影，更折射出印度在全球產業鏈重組與大國博弈格局下的政策困境。莫迪政府第二任期以來，印度試圖通過“去中國依賴”的產業政策與“深化美歐伙伴關系”的外交敘事來實現戰略自主，但現實中的貿易摩擦卻表明，這一戰略路徑充滿矛盾。印美關系遇冷的同時，莫迪政府與中國互動頻繁，轉向積極推動兩國關系正常化。2025年8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訪印期間雙方就邊界問題達成了10點共識，中印外長會談達成10項成果。中印兩國商定重啟邊境貿易市場、商定盡快恢復直航、簡化簽證與投資審批程序、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持續開展岡仁波齊“轉山”朝圣之旅等，加之印度總理莫迪時隔七年再次訪華并出席上合組織天津峰會，被視為中印關系“回暖”的重要動作。該輪互動雖有助于中印整體關系平穩推進，但是否能走向正常經貿交流仍存在不確定性。從近年來中印經濟互動來看，莫迪政府對華政策依然顯示出濃厚的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色彩，常因時因勢采取具有針對性的限制性措施。例如，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對各國廣泛征收“對等關稅”之際，印度商工部長戈亞爾在孟買經濟論壇上高調宣稱，美國對華加征關稅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印度將借此提升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樞紐地位。為何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中總存在自相矛盾之處？而在印美分歧擴大和中印關系回暖的背景下，未來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是否會有重大調整。在已有研究中，印度對華經濟政策常被置于新冠疫情、邊界問題、地緣政治競爭、利益沖突、國內利益集團博弈及經濟民族主義等多重現實因素下加以解釋，其政策軌跡普遍被概括為呈現“安全化”“去中國化”與“對抗性”趨向。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嘗試超越對政策趨勢的單一歸納與預測，聚焦于決策者認知這一視角，旨在揭示該政策在中長期維度下始終蘊含的內在矛盾與張力的根源。

一、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的演變

自莫迪初次執政以來，印度對華經濟政策經歷了從審慎合作到漸進“脫鉤”的演變。莫迪政府在首個任期內一度推動中印經貿合作，吸引中國投資參與“印度制造”建設。然而，隨著中印邊境局勢惡化、國內“自力更生”呼聲上升，以及全球產業鏈地緣政治化趨勢加劇，印度對華經濟政策逐步轉向防范、替代與限制。進入第三任期，這一政策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選擇性脫鉤與有限開放”并存的特征，既尋求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又難以完全割裂彼此的經貿聯系。因此，梳理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的變遷，有助于厘清其政策張力的階段性軌跡。

（一）

第一任期（2014-2019）：以開放合作為主

莫迪在2014年以“發展”為綱領上臺，其標志性的“印度制造”戰略亟需外來資本、技術填補本國產業空白。在此背景下，中國被視為實現經濟起飛不可或缺的伙伴。本階段政策的核心是“經濟實用主義”，即擱置地緣與邊境爭議，專注于從對華合作中汲取工業化所需的生產要素養分。

莫迪政府對華合作的具體實踐體現在三個層面。其一，高層定調與機制重啟。莫迪上任后迅速與中國重啟戰略經濟對話與財金對話機制，并加入中國倡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合作鋪設制度軌道。這表明莫迪政府愿意在多邊框架下與中國協作，尋求共同的發展機遇。2015年莫迪訪華期間，雙方簽署了涵蓋鐵路、產業園區等領域的多項協議，展現了務實姿態。其二，以市場換取產能轉移。印度政府精巧地運用“分階段制造計劃”，通過梯度提高電子產品進口關稅，迫使手機等消費電子產品的最終組裝環節必須落戶印度。中國的手機品牌及其配套供應鏈，成為這一政策最積極的響應者。它們帶來的不僅是資本，更是一整套相對成熟的制造與管理經驗，使印度在短期內迅速成長為全球重要的手機組裝基地。其三，投資領域的相對開放。在基礎設施、互聯網科技等被視為“非戰略性”的領域，中國投資得以較為順暢地進入。

這一階段時而爆發的邊界問題并未影響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的整體合作態度。印度認識到自身在貿易和投資上的機會，愿意深化經貿聯系為邊境問題降溫。比如在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印前夕，中印邊境就發生了對峙事件，表明邊境問題陰云未散。2017年的洞朗對峙更是一度令關系緊張，但雙方最終通過外交途徑降溫，并于2018年4月舉行武漢非正式會晤以重建互信。可以說，莫迪第一任期總體上營造著“合作共贏”的積極氛圍。

（二）

第二任期（2019-2024）：“脫鉤與替代”的系統性嘗試

莫迪第二任期伊始，中印經貿關系表面延續合作態勢，但隱憂漸增，并在邊境沖突后急轉直下。2019年莫迪總理與習近平主席在金奈舉行第二次非正式峰會，雙方甚至在聯合聲明中提出要探索“制造業伙伴關系”的新倡議。但2020年6月加勒萬河谷沖突爆發，莫迪政府迅速轉變態度，印度在經濟上對中國采取報復性措施，政策從務實合作急轉為“脫鉤與替代”，經濟理性全面讓位于安全與政治邏輯。

其一，莫迪政府迅速收緊對中國投資的準入，叫停所謂有“安全風險”的項目，在科技與數字領域與中國“脫鉤”，對中國商品加征更高關稅，大幅延緩或拒發中國公民簽證。其二，莫迪政府積極推動“去中國化”，核心是提升印度自身制造能力，減少對華依賴。2020年，莫迪推出了雄心勃勃的“自力更生印度”計劃，政府斥資推出“生產掛鉤激勵計劃”，鼓勵本土制造和創新。莫迪還多次在演講中號召印度民眾支持“為本土發聲”活動，購買本土產品，實現“自給自足的印度”的夢想。其三，莫迪政府將經濟關系與邊境問題掛鉤。印度外長蘇杰生多次闡明印度的新立場：邊境局勢不恢復和平，其他領域的關系就不可能正常。他指出，中國在邊境的作為“撕毀了雙方多年來的和平共識”，印度“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與中國開展經貿往來”，要求中方首先采取措施緩和邊境緊張。這一原則實際上為印度對華經濟限制提供了理由和持續性。

在國際舞臺上，印度也開始更多地將中國視作“戰略競爭者”，在供應鏈、技術標準等問題上聯合“志同道合”的國家對沖中國。經過這一階段，政治層面對話幾乎停滯，中印經貿關系降至冰點。

可以說，安全因素凌駕于經濟利益之上成為莫迪第二任期對華經貿政策的基本特征。不過，到第二任期末，由于短期內印度自身產能尚不足，許多中國商品的進口規模不降反升，與中國完全脫鉤并不現實。印度也意識到這種對立難以長久，中印開始通過外交渠道嘗試降溫，為第三任期的政策調整埋下伏筆。

（三）

第三任期（2024年至今）：管控式競爭

2024年6月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在大選中勝出，謀求第三任期成功。與第二任期相比，新任期伊始印度對華經濟政策出現一定程度的緩和。促使這一轉變的原因，一方面是兩國在邊境問題上通過談判取得了一些進展，緊張局勢相對緩解；另一方面則源于印度國內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國內經濟增長與就業壓力倍增，激進脫鉤政策的經濟成本高昂，且從美西方獲取的替代性投資與技術未能完全滿足預期。此外，美國對印度的關稅施壓及美巴關系的升溫都成為印度加速與中國緩和關系的重要因素。因此，莫迪政府第三任期對華經濟政策不得不進行一場“戰術性回調”，進入更為復雜務實的“管控式競爭”階段。

一方面，進行有限的實務性開放與接觸。自2024年下半年起，中印高層互動逐步恢復，為雙邊關系設置了“護欄”。在實務層面，印度恢復了中國公民的旅游簽證，重開部分邊境貿易口岸，并恢復直航。在投資審查上，也開始有條件地批準個別非敏感領域、能帶來技術轉移的中國背景項目。另一方面，印度依然保持戰略戒備，嚴格篩選且限制來自中國的投資。以2020年被封禁的SHEIN應用程序為例，時隔五年，印度企業集團信實工業簽署了一項長期許可協議，允許SHEIN規避新德里的禁令，使用獨立的移動應用程序銷售SHEIN平臺上的商品。印度商工部長戈亞爾對此回應道，恢復該應用程序需要對北京施加一系列條件，其中包括用戶數據必須在印度存儲和維護。可見，第三任期的政策調整也著眼于管理和減少風險而非徹底脫鉤，通過一定程度的接觸來獲取經濟利益最大化，同時將關鍵環節風險可控。

圖源：Global Times

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從2014年以來經歷了從熱情引入到限制替代，再到管控式競爭的演變。這一變化既受到邊境沖突、中美競爭、全球產業鏈轉移、新冠疫情等外部事件的直接沖擊，也反映了印度對自身發展利益的重新考量。這一系列政策轉變背后的核心經驗有以下幾點。其一，中印關系對印度而言具有“兩面性”，既蘊含機遇也伴隨挑戰。莫迪政府因時因勢因利調整對華經濟政策，其態度從友好到警惕再到謹慎接觸的轉變過程，正是中印經濟關系近年來跌宕起伏的縮影。其二，莫迪政府對華開放或限制并非彼此孤立、靜態不變的經濟政策取向，而是處于動態相互轉化的過程中。在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中，所謂“開放”或“限制”從未以單一形態存在，而是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演變不斷調整。事實上，正是這種限制性程度的階段性變化，凸顯了莫迪政府三屆任期內對華經濟政策整體戰略方向的演進軌跡。其三，邊界問題并非影響印度對華經濟政策的關鍵變量。莫迪政府的對華產業政策更多源于其對“產業依賴”與“自力更生”路徑的內部討論，其政策的搖擺實則反映了印度對自身經濟發展階段的判斷與調整。事實上，邊界爭議長期存在于中印經貿關系中，但始終未構成實質性障礙，更多的是被用于莫迪執行經濟民族主義的工具與借口。莫迪第一任期內，即便在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印前夕發生邊境摩擦，乃至2017年爆發洞朗對峙事件，兩國仍通過高層溝通實現降溫，甚至在2019年金奈非正式峰會中提出探索“制造業伙伴關系”的倡議。相較之下，盡管莫迪第三任期內邊境局勢趨于緩和，雙方完成脫離接觸并恢復常態巡邏，中印貿易關系卻未隨之回暖，合作前景反而愈發復雜，顯示出印度對華政策邏輯與邊界緊張并非線性對應。

二、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的矛盾表征

隨著印度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美西方對印度地緣戰略地位的高度重視，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的戰略心態正發生微妙轉變。較之于建立在高度互信基礎上的全面開放合作，印度政策制定者更傾向于通過審慎管控和平衡手段，削弱中國在印度經濟中的影響力。在莫迪政府看來，當前全球產業鏈重構為印度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其具備在特定制造環節取代中國地位的潛力。因此，在這一過渡階段，印度對中國作為現階段“世界工廠”的地位，既抱有依賴與借力的現實考量，也伴隨著戰略性防范與競爭意識，這構成了其對華經濟政策中的根本矛盾心理。這種二元性不僅折射出莫迪政府內部政策目標的張力，也反映出印度在當前全球格局中對中國角色認知的矛盾心態。

（一）

目標上戰略替代與結構依賴的悖論

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最核心、也最深刻的矛盾，體現在其雄心勃勃的戰略替代目標與結構性依賴現實之間的巨大錯位。這一矛盾在實踐中反復印證了一個悖論：印度越是推動對華“替代與脫鉤”，其在產業關鍵領域對中國的依賴反而更為加深。

第一，莫迪政府的核心戰略目標是明確的，即在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中系統性地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并力求自身成為中國的替代者，成為新“全球制造業中心”。為實現這一目標，莫迪政府主要從兩個方向入手。一方面，通過“生產掛鉤激勵計劃”和貿易保護政策扶持“印度制造”，替代國內和國際上對中國供應的偏好。自2020年啟動以來，“生產掛鉤激勵計劃”覆蓋電信、家電、紡織、醫療、汽車、特種鋼、食品加工、光伏、先進電池、無人機和制藥等14個重點產業，幾乎涵蓋印度對華依賴最深的領域。2025至2026財年，“生產掛鉤激勵計劃”預算比2024至2025財年增長約108%，其中電子和IT硬件行業激勵上調56%，汽車與零部件激勵增長達713%。這一激勵機制與印度高關稅、反傾銷等措施相配合。自2020年起，印度通過相關預算案將家具進口關稅由20%提升至25%，鞋類從25%提高到35%。此后，印度正式對光伏組件和電池分別征收40%和25%的基本關稅。與此同時，印度針對中國商品發起的反傾銷等貿易救濟調查數量激增，使其成為全球最活躍的對華調查發起國之一。根據相關統計，2019—2024年間印度對華發起多起貿易救濟調查，相關數量長期居全球之首，遠超美國、歐盟等經濟體。這表明印度在貿易政策上展現出強烈的防御性與針對性。另一方面，推動“國家激勵+外資帶動+本土寡頭配合”的產業合作模式，爭取中低端組裝和中間品制造節點嵌入，尋求替代中國在美西方市場的中低端角色。新冠疫情與俄烏沖突以來，美西方積極推進產供鏈重組，采取“中國+1”策略逐步剝離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印度政府則利用美西方對華“脫鉤斷鏈”之機，配合美國、日本等打造所謂的“彈性供應鏈”，通過激勵計劃和優惠政策吸引自中國撤出的產業鏈與投資。在此背景下，美西方與印度在手機制造、半導體、電動汽車與制藥等對華依賴度高的產業展開了深度合作，有選擇地推進“部分替代”與“環節重組”。以半導體行業為例，印度耗資百億規模推出相關半導體計劃，旨在吸引國際半導體制造商，支持本地初創企業，并為研發提供激勵措施，最終將印度打造為“全球半導體中心”。印度與多方半導體大廠達成半導體封裝測試、設計、技術研發和人才培訓等多方面的合作，促進半導體生態系統的本土化孵化，減少相關計劃的零部件外部依賴。

第二，莫迪政府對華替代政策并未改變結構性依賴的現實，反而遭遇了經濟規律的強勁反彈。最直觀的表現是，盡管印度持續推進“自力更生”戰略，其對華貨物貿易逆差始終持續上漲。總體看，2022至2025年中印雙邊貿易額始終維持在千億美元以上，但結構明顯不對稱。印度自華進口長期高位運行，而對華出口穩定在較低規模，逆差隨之持續擴大。相關財年印度自華進口規模持續攀升，對華出口規模相對有限，逆差一度創下歷史新高。此外，印度產業鏈高度嵌套于中國。“生產掛鉤激勵計劃”下看似成功的行業，恰恰暴露了這一問題。以成績最突出的手機制造業為例，印度實現了整機組裝的快速增長和出口，但相關貿易逆差卻持續擴大。這表明，產值增長主要依賴從中國等國進口的顯示屏、半導體、攝像頭模組等核心零部件，本土附加值提升有限，產業鏈“嵌套”在中國主導的上游環節中。

第三，由于缺乏本土供應鏈，印度在零部件和設備上嚴重依賴進口，其關鍵原料和中間品尤其依賴中國供應。在電子元器件、電信設備、計算機硬件、部分工業機械與化工品等領域，中國占印度該類總進口比重普遍處于三成至近五成；而在原料藥及藥物中間體類別中，中國產品占比極高。這意味著，即便印度在終端產品上推進本地組裝與出口，其上游關鍵中間品與設備仍高度依賴中國供給。除上述大類外，印度對華依存還集中體現在特定關鍵品和民生品上。在制藥領域，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藥生產國，但原料藥大量需從中國進口，多種關鍵原料藥對華依賴度極高。在莫迪政府重點發展的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用于電機和風機的稀土永磁材料，對華依賴度也很高。這些并非普通商品，而是關乎印度支柱產業與能源安全的戰略性物資。因此，即便是印度對中國采取全面收緊簽證的政策期間，仍會對工程設備、電子產品等戰略性制造行業高度依賴中國技術人員開辟“綠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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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印度試圖在產業鏈的終端進行替代，卻無法撼動中國經過數十年積累在中上游形成的規模效應、集群優勢與全產業鏈整合能力。印度相關機構在報告中也承認，印度在利用“中國+1”戰略機遇上成效有限。因此，印度對華的替代政策陷入一個兩難循環：越是通過補貼和政策壁壘推動“脫鉤”，本土產業對成本更低、供應更穩定的中國中間品的短期需求反而越大，形成了“越脫鉤越依賴”的尷尬局面。

（二）

手段上務實合作與制度性排斥并行

1.工具導向開展務實合作

莫迪政府對華經濟合作呈現出鮮明的工具理性特征，主要體現在對中國制造能力的功能性使用。作為后發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印度需要制造業來消化自身潛在的人口紅利，進而實現經濟騰飛和產業興國的目標。然而，中國是印度無法繞過擁有同等人口體量的制造業大國。印度需要中國的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來推動自身經濟發展，尤其是在電子電信、汽車和綠色能源等領域。2014年以來，莫迪政府通過相關產業激勵計劃，以投資返還、稅收減免與財政補貼等方式吸引中國企業落地印度，中國資本在印度多個關鍵領域深度參與并推動了經濟發展。在數字經濟方面，多家中國互聯網企業投資了印度本土初創企業，中國資本在印度獨角獸發展的關鍵時期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促成多家標志性企業成長。在本土風險投資匱乏時期，中國資金成為印度數字經濟崛起的重要推力。多家中國手機企業在印投資規模較大，與本地供應商深度合作，推動相關產業出口與本地化生產。印度本土電子制造商因承接中國訂單受益，部分企業已與中國企業合資生產相關核心部件。在新能源汽車和鋰電池領域，多家中國車企在印度布局建廠，印度電動車產業在電池和原材料上仍依賴中國技術與投資，這類產業仍舊保持務實合作。中國鋰電池企業也在印度設廠或者合資發展出一定規模，給印度新能源汽車產業的起步提供了關鍵助力。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政府更傾向于引入中國代工廠或供應鏈企業而非品牌商，以強化本土制造生態。而之所以對華開展有選擇的合作，旨在降低“印度制造”的單位成本、縮短產業鏈爬坡周期，并支撐出口導向型組裝與國內市場供給，本質上是一場精心計算、服務于“印度制造”的“借力競賽”。

2.制度化排斥中國經濟影響

在務實合作的同時，印度在涉及所謂“戰略或安全”的領域日益構建起嚴密的制度性排斥體系。這一體系以法律、監管與合規審查為支柱，旨在借助中國實現產業發展的同時剝離中國的經濟影響。

首先，通過相關法律與政策構筑中國企業準入壁壘。印度出臺針對陸地接壤國家外國投資者的特殊規則，賦予行政部門廣泛裁量權，以“國家安全”為由大幅限制來自中國的新增直接投資，在印中資企業數量大幅縮減。在基建領域，印度修訂相關規則，禁止有中國背景的企業或合資體參與高速公路投標與建設，部分中資企業被排除在政府和公共部門采購之外。在數據與電信領域，印度修訂電信相關規則，要求僅使用“可靠來源”設備，實質上全面排除中國電信設備，并要求私營運營商逐步更換現有中國產品。這些法律雖未明文針對中國，但其模糊的“國家安全”“公共秩序”豁免條款，為針對特定國家企業的差異化執法提供了法理空間。

其次，常態化“合規”騷擾在印中企的正常經營。印度稅務、執法和企業事務部門對在印中資企業開展高強度、突襲式審查，已成為一種非關稅的監管武器。從智能手機廠商到金融科技公司，以各類違規名義的調查持續不斷，懲罰行動不斷升級。印度當局更將審查范圍擴大至用戶信息與股權架構領域，試圖將商業行為“安全化”。

最后，通過股權拆分、高管本地化等方式壓縮中國品牌在本土市場的份額，同時又盡量保留其在供應鏈資金技術的輸入功能。在股權層面，涉中資的增資、并購與股權變更更容易被納入政府審批與更嚴格的審查。印度計劃限制中企在電子合資企業的持股比例，相關配套商股權可適度放寬但須逐案審批。在該項要求下，在印中企不得不與印度本土企業進行股權合作。印度還推動企業在關鍵崗位實施本地化配置，要求中國手機廠商引入印度股權合作伙伴時，由印度籍人員擔任核心高管。此外，印度政府還要求中企向印度轉讓核心技術。這種看似“合規”的措施，核心目的并非規范市場，而在于惡化中企經營環境，迫使其讓出市場、技術甚至股權，最終實現“去中國化”。

總的來看，印度在引進中國企業與技術的同時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對中國企業引進保持防范并嚴格審查。這種手段上的割裂，反映了印度試圖以精準控制來實現“利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心理。然而，現代產業鏈與資本流動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關聯性。如若一項被鼓勵的制造業投資，其配套的金融服務、數據流動或上游技術合作可能立刻觸發安全審查。這種政策環境創造了巨大的監管不確定性，最終損害的是印度整體的營商環境與投資者信心。據印度儲備銀行數據，該國凈外國直接投資在達到高峰后連續多年大幅下滑，部分時段甚至出現負增長。

（三）

對華管控與對美歐開放的雙重標準

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不僅服務于自身發展，亦深度服務于地緣戰略對沖，從而形成了對華系統性管控與對美歐單向開放融合并行的雙軌路徑。這種“東西有別”的地緣戰略博弈思維，使得印度經濟決策常常超越商業理性，陷入大國博弈的認知誤區之中。

如前所述，印度將與中國的經濟互動日益置于“風險管理”范式之下。中國正常投資需經過安全審查，企業經營面臨“合規性”稽查，科技合作亦受到嚴密監控。這套防御性、排異性經濟政策的底層邏輯，是將中國經濟力量預設為具有內在的“戰略風險性”。即便在兩國高層會談后出現緩和跡象，但其討論焦點始終圍繞如何設置“安全護欄”，例如區分“敏感”與“非敏感”行業、設定投資持股上限以防止中方獲取管理控制權等。這些舉措的本質，是“管控下的有限利用”，旨在提取中國經濟合作的功能性價值，而非重建深層的戰略互信。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印度對美歐資本則展現出進取性、吸納性的姿態。印度不僅允許絕大多數行業的外國直接投資通過自動途徑進入，多家國際科技與產業巨頭在印投資更被塑造為“印度制造”的戰略成果而獲得超規格禮遇。印度積極與西方經濟體構建深度捆綁。一方面，其與多個西方經濟體簽署自貿協定，部分已完成談判待簽署，旨在開拓替代市場并通過原產地規則引導供應鏈重組；另一方面，印度主動加入美國主導的相關供應鏈協議，尋求與美日等國的關鍵技術合作，意圖嵌入所謂“民主供應鏈”體系，從而在長期實現對華“創新鏈”與“價值鏈”的替代。印度商工部相關負責人公開表態，發達國家是比中國更可靠的貿易伙伴，印度目前并不鼓勵來自中國的大規模投資，正是這一戰略傾向的清晰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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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雙重標準的對外經濟政策是印度經濟實用主義與地緣政治算計緊密結合的產物，有兩層戰略意圖。其一，在于風險對沖與杠桿最大化，通過引入美歐作為對華戰略平衡方，降低對單一經濟體的依賴，同時在中美之間扮演“搖擺國家”以謀取最大利益；其二，旨在地位提升與技術獲取，借助與西方體系的深度融合，獲取先進技術轉移，實現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攀升與產業跨越式發展。然而，這種將經濟政策高度地緣工具化的做法，亦蘊含著內在風險。印度對華與對美歐政策的極端分化，可能導致國內產業政策扭曲與資源錯配，長遠來看，或將削弱印度培育真正自主、有競爭力產業體系的戰略能力。

三、認知撕裂：

印度對華經濟政策矛盾的內在根源

莫迪執政時期印度對華經濟政策所呈現的顯著矛盾性，本質上是其決策體系內部一種深層次、結構性的“認知撕裂”的外在表現。這種撕裂在于，印度戰略精英層無法在中國經濟影響之于印度的角色問題上形成統一、正確的判斷，而是始終并行持有兩套根本對立的敘事邏輯：一方面，中國被視作實現經濟增長與工業化不可或缺的“發展引擎”，是資本、技術和產業鏈升級的關鍵供給者；另一方面，中國又被定義為“侵蝕”印度國家戰略自主性與經濟安全的“威脅”，是必須防范和替代的“競爭對手”。這兩種競爭性認知并非靜態存在，而是在不同政治經濟情境下被交替激活、強化，并分別被不同官僚部門、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所承載。

（一）

兩種工業化發展愿景的不可兼容性

對于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后發國家而言，將本國發展路徑嵌入以中國等工業大國為核心的全球生產網絡，是實現工業化和出口擴張的現實必要條件。后發國家可以通過引進外資和外來技術“跳過”某些發展階段，從而享受后發優勢。但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暴露于關鍵物資、技術和平臺依賴等結構性風險之中。在這一意義上，在追求發展時對安全風險的權衡并非選擇失衡造成的偶然現象，而是后發國家在嵌入式工業化道路上的常態。

在參與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國家間的經濟相互依賴一方面帶來共同收益，另一方面又以“不對稱相互依賴”的形式制造出對外部的脆弱性，依賴程度更高的一方更容易在外部沖擊中承受調整成本。國家在追求經濟利益時必須不斷權衡對外依賴帶來的安全風險，因此往往在“可控依賴”與“安全自主”之間調整對外經濟政策。早在19世紀，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就從德國追趕英國的經驗出發，批判自由貿易理論并提出“幼稚產業保護”的論點，主張后發國家在關鍵工業部門通過關稅保護與國家扶持培育本土企業，待其具備國際競爭力后再漸進式開放市場，以避免在過早自由化中鎖定為原料和農產品供給者的地位。

然而，印度的特殊性在于，莫迪政府意圖在同一政治周期內完成兩種發展訴求，即成為嵌入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生產網絡并在分工體系中獲取“后來者紅利”的工業化國家，同時成為獨立于中國乃至在部分環節替代中國的“全球制造中心”。前者要求更深的產業嵌入、跨境分工與相互依賴，后者則要求更強的國產替代、供應鏈重構與自主可控。當兩種愿景在同一政治周期內被同時追求時，政策目標必然相互牽制。于是自身工業化能力不足的挫折感，更容易投射為對中國經濟影響力既依賴又抗拒的矛盾心態。

中印雖都屬于后發工業化國家，但發展速度和規模卻有所不同，在全球產業鏈所處位置既有重疊也有差異。印度正處于制造業發展的初期階段，莫迪政府希望通過引入外資和加強本土制造來促進經濟增長。為了提振制造業，印度必須將自己嵌入全球供應鏈，因此融入中國供應鏈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和投資來源國之一，與中國合作有助于印度獲得急需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然而，印度在工業化能力仍相對不足的條件下，強烈追逐“替代中國全球制造中心”的愿景，更容易把對華經濟關系推入“開放與保護并舉”的矛盾政策組合之中。目前，莫迪政府實行的是一邊推行“自力更生”戰略減少對華依賴，一邊借助中國投資和技術強化本國制造業的雙重政策。但是，如何保持“開放和保護”之間的平衡考驗著莫迪政府的決策能力。印度相關行業負責人談到，投資受阻和過高關稅可能會導致印度電子制造業失去增長的勢頭，關稅和投資政策必須隨著印度產品所處的價值鏈位置而不斷調整。莫迪政府會根據各個產業的發展階段進行非同步的政策校正，這也就解釋了印度對華經濟政策上呈現的動態與矛盾特征。

（二）

政府內部與利益集團的“開放與保護”博弈

如何認識“中國對印度的經濟影響”并由此產生的認知撕裂，在社會結構與官僚體系中具象化為不同利益集團和政府部門間的激烈博弈，使得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充滿矛盾與張力。

1.政府內部立場分化易強化對立

印度政府內部經濟決策部門的立場分化，在客觀上容易強化開放與保護、發展與安全之間的對立。制度為行為者設定了可行行動的邊界，國家在制定對外經濟政策時，需考慮現有制度的約束和利益集團的博弈，導致在某些領域實行開放，而在另一些領域加強保護。這種“分領域調控”恰恰反映了制度安排與政策目標之間的復雜關系。在此基礎上，國家對外決策并非單一意志的直接投射，而是多個部門和機構相互博弈、討價還價與妥協的產物。不同部門的利益偏好導致決策過程中所出現的矛盾，會在政策的實施中顯現。在對外經濟政策領域，負責經濟增長、稅收和產業政策的部門，通常更重視吸引投資、擴大出口和穩定產業鏈，傾向于維護對外開放和經貿合作的基本框架。而負責國防、外交、情報和技術監管的部門，則從潛在威脅和風險防控的視角審視對外依賴，更關注在投資準入、關鍵基礎設施和敏感技術等領域建立以安全為中心的“防火墻”。這一問題在印度決策層顯得更為突出，對于中國對自身經濟影響的認知存在重大分歧，且主管經濟部門的內部也未形成共識。

印度貿易政策的傳統制定框架主要由財政部提供指導意見、商務部負責方案的起草并由外交部進行協調，總理辦公室作為最終決策環節行使批準權。莫迪執政以來，印度核心決策圈的權力格局被重塑。傳統上主導對外經濟政策的部門影響力有所削弱，而安全部門則顯著加強了對經濟政策話語的介入。印度外交部和內政部作為內閣安全委員會的成員身份，使它們往往優先考慮自身的短期安全問題，而犧牲其他部門的利益。

印度外交部、內政部對華主張較為強硬，強調地緣政治高于地緣經濟，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的同時，配合美西方的“中國+1”戰略發展本國制造業，更符合印度長遠利益。印度內政部長曾發表文章稱，印度不加入相關區域自貿協定是為了避免對中國形成新的依賴。以財政部為代表的經濟部門則對中國經濟作用持正面態度，更加強調開放合作的必要性。印度相關經濟顧問提交經濟調查報告，建議政府吸引中資以促進制造業發展和進口，印度財政部長對此表示支持。印度相關機構負責人也認為，印度經濟比自認為的更加依賴全球經濟，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利于印度產品提升競爭力，開放是提高印度制造業水平的必由之路。但印度主要經濟部門就是否吸引中資的問題上也存在著明顯分歧。印度商工部長稱相關經濟調查建議對政府不具約束力，政府目前不會重新考慮支持中國在印投資。由此可見，盡管是在經濟部門內部，對中國的經濟政策也仍有分歧，更別說跨部門的決策意見協調。正是莫迪政府決策內部對華經濟影響始終存在認知分裂且存在“開放與保護”之爭，使得在處理對華經濟關系時倍顯復雜。

2.利益集團雙向施壓加劇政策矛盾性

國內利益集團理念和政策博弈下的雙向施壓加劇了對華經濟政策的矛盾性。印度國內的大型財閥、行業協會等利益集團在政策制定中施加了顯著影響，特別是在對華經濟政策上。這些利益集團在推動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表現出雙重訴求，一方面希望限制中國商品的進入來保護本土產業，另一方面卻高度依賴中國的技術和投資，要求政府放寬對華政策。

一是以印度全國貿易商聯合會、相關民族主義工會組織等為代表的利益集團秉持保護主義，主張限制中國商品的進入，保護本土企業免受中國低成本商品的沖擊，呼吁政府實施更為嚴格的進口限制和關稅措施。例如，印度全國貿易商聯合會曾公布多種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清單，要求相關產品停止銷售，涉及多個消費與工業品類。同時，該協會還發起了抵制中國商品的運動，以減少印度賣家和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的行為。二是以印度手機和電子協會、印度藥品制造商協會等為代表的利益集團認為，盡管有保護本土產業的需要，但是印度對華的強硬立場會阻礙中國資金、零部件、技術流向印度，主張放寬尤其是電信、能源和電子制造行業的合作限制。相關協會負責人多次提議，行業需要政府明確外國尤其是中國的直接投資政策，這將帶來投資、就業和技術，有助于建立良性的行業生態。此外，相關協會還表示，鑒于印度的制成品嚴重依賴中國，如果沒有來自中國的相關制造商，印度不可能建立一條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產業升級路徑。顯然，利益集團的博弈導致了印度政府在制定對華經濟政策時的內在沖突。政府必須在回應國內保護主義呼聲的同時，考慮到部分行業對中國技術和資金的正常需求，在微觀層面政策的具體執行中保留有限合作空間。

（三）

印度教民族主義驅動下的“經濟安全化”的介入

最為隱形的認知撕裂根植于莫迪政府執政聯盟的意識形態內核，即發展主義的經濟邏輯與印度教經濟民族主義邏輯之間的根本沖突。以莫迪為代表的印人黨，宣揚“莫迪經濟學”本質上是追求增長、市場效率與全球競爭力的“發展主義”議程。然而，印人黨母體組織及相關核心意識形態，是一種強調文化排他性、經濟自給自足并將經濟主權與國家安全緊密捆綁的“民粹式經濟民族主義”。當經濟發展順暢時，發展主義議程尚能推行。一旦改革遇阻或需動員國內政治支持時，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保守觀念便會迅速凸顯。兩者理念的博弈，其結果則直接體現在莫迪政府對外經濟政策的矛盾性上。

第一，莫迪在前兩屆任期經濟改革成效不佳的背景下，需要借助印度教民族主義力量維護執政基礎，秉持保守主義的相關組織及勢力則主導了對華的強硬經濟政策。在多黨競爭和選舉政治條件下，執政黨不僅需要通過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證明績效，還傾向于借助民族主義和對外強硬姿態塑造維護主權與尊嚴的形象，以此增強自身合法性。在許多后發國家，域外大國既是經濟發展的助力者，又是民族主義敘事中的潛在“他者”，這本身就容易放大發展與安全之間的緊張關系。很顯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充當了印度教民族主義敘事的重要“他者”。莫迪上任以來，印人黨及其背后相關組織以“宗教—民族—國家”捆綁敘事推動政治議程，不斷強化公民的印度教認同和國家的“印度教特性”，最終服務于相關國家愿景。為此，莫迪政府在立法、教育體系、經濟領域、宗教議題等方面大搞身份政治和符號政治，推進相關意識形態滲透。在此過程中，印度構建相關民族認同主要是將中國塑造為“主要他者”來完成的。正是這種“他者”建構與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治議程高度耦合，為更強硬的對華經濟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社會情感基礎。

圖源：網絡

在具體實踐來看，一方面，印人黨控制的媒體平臺開動輿論機器，引導鼓動對華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印度相關體系刊物中多見對華負面措辭，相關主要電視與門戶端也在邊境沖突議題上引導對抗性敘事。另一方面，相關組織及分支機構直接下場進行組織動員，引導印度民眾抵制中國產品活動。相關重要領袖曾公開表示，無法在軍事上打敗中國，就必須通過抵制中國商品來打擊中國經濟。相關經濟分支多次向印度政府“建言”，聲稱要警惕中國電信設備帶來的“安全風險”，以所謂“國家安全”和保護本土產業為名要求在相關網絡中排除中國設備商。隨著中國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敘事中日益被描繪為民族建構中的關鍵“外部他者”，印度對華政策被不斷卷入身份政治與情緒動員之中，原本以內生于后發工業化的發展與安全間的張力，因而在對華議題上被進一步政治化。

第二，對華經濟政策中的“安全化”話語建構，實質上是發展主義議程受挫時，印度教民族主義觀念占據主導的必然顯現，它固化和加劇了政策的矛盾性。隨著新冠疫情影響下全球經濟的衰退，加之相關邊境沖突后，印度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政府的動員下日益高漲，公眾輿論中開始強調“中國帶來風險”“印度要有工業自主性”等敘事。印度媒體頻繁將中國描繪為“傾銷型大國”和“掠奪性投資者”，強化其在經貿上的制度性負面形象。同時，印度智庫也不斷發布對中資企業、跨境資本流動和數字技術“滲透”的風險評估報告，從“經濟安全化”角度重新定義對中國的經濟認知。這種經濟民族主義和技術民族主義的興起，使中國在印度精英視野中逐漸由單一的“貿易伙伴”演變為具備“戰略意圖的經濟競爭者與潛在威脅”。莫迪政府為回應國內的民族主義輿論要求，開始以產供鏈安全為由尋求減少對中國產品的經濟依賴，順勢推進“國貨運動”和“自力更生計劃”。以安全風險為由，印度政府對中國企業參與的公共采購、公共合同，特別是基礎設施合同進行取締，限制中國投資、對中國商品加強審查、禁用中國應用程序等。盡管政府層面日趨審慎，但印度產業界與消費者層面對中國仍持“實用主義”態度。這種矛盾性導致印度社會對中國的經濟國家形象出現“理性依賴”與“情緒抵制”并存的復雜局面，印度對中國的國家形象呈現出明顯的“經濟依賴—警惕防范”二元認知結構。因此，印度在與中國的經濟關系上，采取了所謂的“去風險”策略。正如印度外長談到中印經濟問題時所言，與某些國家在經濟、安全領域的界限“非常模糊”，有必要基于“中國的特殊性”這一事實處理兩國關系。印度政府從未表示不接受中國投資或拒絕與中國合作，問題在于如何處理、審查中國投資。這種“去風險”而非“脫鉤”的策略，恰恰揭示了政策在意識形態強硬訴求與經濟現實依賴之間的艱難平衡。可以說，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對華“安全化”的話語建構，使其對華政策更難回到單純的“發展邏輯”，而在實際操作中不斷被牽引向“安全邏輯”的一端。

四、結語

在過去幾年里，中美貿易競爭、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供應鏈危機以及日益強硬的產業政策等一系列動蕩正在深刻地重塑全球出口制造業版圖。美西方通過各種渠道積極宣傳印度經濟和制造業的潛力，目的是建立一個“去中國化”的產業鏈供應鏈網絡。這種宣傳不僅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印度國內對經濟的過高預期。印度自認為可以填補中國“騰出的制造業空缺”，但事實證明這一想法輕松被美國關稅大棒擊碎。印度在發展制造業的過程中，逐步構建起一種“國家激勵+外資帶動+本土寡頭”配合的發展路徑，與中國主導的“國家主導+外資+集群化長期培育”的發展路徑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制造業的崛起，長期依托于廣泛的產業集群、成熟的供應鏈體系與龐大的技術、勞動力及政策合力。政府通過穩定的出口導向型政策和基礎設施投資，帶動從低端裝配到中高端制造的梯度升級，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業體系。而印度則試圖以國家財政激勵和政策干預為杠桿，吸引外資落地、激發本土制造潛力，以期在戰略性行業上重構與中國的競爭關系。為此，印度主要采取“雙輪驅動”戰略，一方面通過高關稅政策形成對中國商品的外部壁壘，另一方面通過“生產掛鉤激勵計劃”支持關鍵產業本地化。在智能手機、電子元件、光伏、電動車電池等領域，印度聚焦于中國對全球出口占比高、且對印度未來戰略地位有關鍵影響的行業入手，力圖通過“切口突圍”構建本土替代能力。不可否認印度在“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戰略”推動下所激發出的工業潛力，工業品以較高增速引領出口，尤其是在電子產品上的表現。鑒于莫迪政府內部不斷強化的印度教經濟民族主義訴求，莫迪第三任期的“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的戰略預計不會發生根本改變，對華經濟政策也將延續限制與替代的既有路徑，搖擺與矛盾特征將長期存在。

對印度而言，要融入全球產供鏈的前提是先融入中國的產供應鏈。印度經濟與中國深度交織，中國企業已成為印度多個關鍵經濟領域的重要參與者，“脫鉤”將對印度制造業和供應鏈產生負面影響。

作者簡介：

吳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2022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印關系與印度洋問題；

葉海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南亞地區國際關系。

本文轉載自“太平洋學報PacificJournal”微信公眾號2026年3月28日文章， 原文載自《太平洋學報》2026年第1期。 原標題為《 吳俊、葉海林：印美關稅分歧背景下莫迪政府對華經濟政策的矛盾表征與根源 》。

本期編輯：王璇卿

本期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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