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VC

更小、更快、更獨立，也更全球化。

文丨祝穎麗

編輯丨趙磊

21 年前，時任軟銀亞洲負責人的閻焱發起了一場 VC 獨立運動，他后來說，獨立是每一個投資人的最高夢想；11 年前，互聯網上市帶來一批新貴 LP（投資機構主要出資人），中國風投行業也迎來了 2.0 時代，幾乎每個月都有投資人從原有機構獨立出來，成立新的基金。

過去的兩個 10 年也是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生長的起點，這兩個 10 年的創業浪潮哺育了紅杉中國、高瓴這樣的頭部創投機構，也有了高榕資本、源碼資本這樣的新星。

時間來到了 2026 年，距離 ChatGPT 時刻已經過去了 3 年多，隨著 AI 成為最熱門的投資方向，VC 行業的新一波變化也在悄然醞釀。一家 FA（財務顧問）也感受到，隨著智譜和 MiniMax 上市帶來的財富效應，更大的錢正躍躍欲試地進入這個市場。

市場上錢多了，但行業進一步集中。從 2015 年到 2025 年，因為資管新規的發布，大量中小 VC 機構被淘汰出局，整個風險投資市場逐漸沒有了天使投資，新一代頭部美元基金的單期基金規模從早期的 2-3 億美金膨脹到 10 億美金以上。

早期和超早期的市場空白需要人填補；大機構的壯大也帶來了組織 “熵增” 和低效，創造出新的機會；再加上從第一天就想做全球生意的新創業者，一個屬于 AI 時代的 VC 市場在呼喚新一代的 GP（基金管理人）。

我們看到的變化是，在頭部機構資金集中程度提高之外，一種新型的 VC 形態——更小、更獨立也更全球化的基金——正在出現。

在美國，這種趨勢已經很明顯。根據股權管理平臺 Carta 和數據調研平臺 PitchBook 的數據，2024 年美國新成立的 VC 基金中，超過 50% 是由 Solo GP 發起——這在 2020 年之前還是非主流，這些新基金中有近 69% 都是規模小于 2500 萬美元的微型基金。

在中國，一些原本就職于大機構的年輕人也開始自己出來做 1 到 2 個人的早期基金。

這些基金從絕對數量上來說并不多，他們自稱是 “少數的勇敢者”。但在一個頭部效應越來越明顯的市場環境里，他們提供了一種新的 VC 樣本：個體獨立依靠智慧和敏銳，靠著非共識的判斷、與創業者共生的關系來獲得回報。

填補縫隙的 “小小基金”

剛從英國回來的創業者楊博麟第一次聽說小小基金，還以為 “小小” 是個人名，小小基金是某個家族的繼承人在搞投資。

等到與這家 VC 的 GP 向曉晗見了面，他的疑慮更大了，向曉晗從共享咖啡機給他倒了杯咖啡，楊博麟心里打鼓，“就感覺特不靠譜，是我見過最不一樣的路數”。

這不是向曉晗的本意。起這個名字，是因為她覺得 “所有大的企業都從小發展而來”“社會的進步在于小的挑戰大的”，再加上讀音朗朗上口，正是她想要的 “有些可愛謙虛、又不那么嚴肅” 的感覺。

這家基金的誕生本身，也更像是一種感性和沖動，而不是嚴密計劃的結果。

2024 年，曉晗還在人民幣基金原子創投看硬科技，打交道的都是 70、80 后的老大哥。她去了一趟美國，發現咖啡館、孵化器里所有人都在談論 AI。但在中國，幾家大模型公司的投資熱潮之后，創投市場進入冷卻期。曉晗看到身邊也有一些年輕人在做 AI 項目，“很多人跟我說 5 萬美金、10 萬美金、20 萬美金，他就能拿到一些結果”，但這些人很難融到錢。

當時，中國 VC 市場，尤其是美元基金，整體狀態還處在一個低谷。一位頭部 FA 機構合伙人回憶，到 2024 年，原來四大代表性天使投資機構（險峰、真格、梅花、九合）不是轉換方向，就是規模收縮，而大的機構因為組織結構問題，根本不投 200 萬美元以下的項目。

不止曉晗，錦秋基金的投資人石亞瓊在 2024 年也發現了當時創投機構和市場需求的嚴重不匹配。她此前曾是 36 氪一級市場的負責人，連續研究、報道中國創業公司近 10 年。她觀察到，當時并不是市場上投早期的錢不夠，而是 VC 的組織形態根本就不是為小項目搭建的，200 萬美元投五筆，和 1000 萬美元投一筆，付出的時間和人力成本是五倍。

石亞瓊當時所在的極客公園變量資本，在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后，專門做了一支 Founder’s Fund，用來投資 AI 應用公司。為了提高效率，還確立了 “333 原則”：創業者給到 BP 后最多三天答復見不見；見完后三天內答復投或不投；完成投資前最多與創業者聊三輪。

到 2024 年的 Q2，中國市場上的部分 VC 也開始進行投資策略與組織調整。比如，錦秋基金推動做了一個 “Soil 種子投資專項計劃”，線性資本推出了 Liner 項目。這些基金從幾億美元的整支基金中單獨拿出了一部分，主要的策略就是投這些早期的 AI 應用。因為調整迅速，錦秋基金也成為這一輪 AI 投資中投得最多、最快的機構之一。

曉晗也看到了這個市場的裂隙。但決定出來做小小基金，她首先要面臨 “憑什么” 的質疑——6 年的從業經歷，在這個行業只是 “Nobody”；她只在人民幣基金工作過，要組一支新的美元基金去投 AI，需要很大的跨越。一位前輩甚至直接說，她在毀掉自己的職業生涯。

本科在中文系，碩士讀了一個 “全球事務” 專業，從零開始學投資，曉晗入行六年，本身也是抱著做一年是一年的心態，“我覺得我沒有被教化，本來也不是金融行業出身，對于 VC 這個行業我沒有嚴肅感。”

憑著那股勁兒，2024 年 7 月曉晗正式辭職、年底這支基金完成了首關募資，2025 年初正式投出了第一筆錢；過去一年多，這支基金已經投出了 13 個項目，預計在今年下半年開啟第二期募資。

Raymond 是原子創投的創始人，也是小小基金的個人 LP，他認為，即便紅杉和高瓴也在做種子基金，但 100-300 萬美元的額度仍然偏大，市場仍有極早期的小缺口。因為錢不多，小小基金每輪投出去的錢也不能太多，但在那個特定窗口期，早期項目融資困難，小小基金填補了這個真空。

他在行業 20 年，從美元機構到自己創業做人民幣天使投資，看到的規律是：任何成功的基金，規模都會越來越大，而前一代的人越成功、基金越大，就越會留出一個更早期的缺口給新一代的人。

除了資金錯位，曉晗覺得自己更重要的價值在于彌合了一些其他 GAP。首先是一些年輕的、背景不閃耀的創始人并不符合主流美元基金想要的畫像；而在一個機構里，有年輕的投資經理能看到這些項目的閃光點，但投資委員會上真正有決策權的人并不是他們。

她相信新的創業者需要新的 VC 支持，“新時代年輕人想要的信任網絡，老的 VC 很難去建立，或是下面年輕投資經理個人層面的建立，而不是品牌的建立。” 而她和這些創業者是站在同一個敘事體系下的。

楊博麟去年 7 月拿了小小基金的種子輪投資，對小小基金的 “不靠譜印象”，在見到曉晗的第 20 分鐘就被扭轉了。最打動他的是，曉晗一見面先做了自我介紹，將自己的出身、學校、工作經歷，以及為什么做這個基金都和盤托出。這讓他感受到了一種極為稀缺的平等感受。

曉晗的快速果斷也讓他印象深刻，只聊了 3 個小時，他就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筆 VC 投資，“我記得很清楚，她把手伸出來說 OK，let's do it，我覺得特別開心。” 雖然有 FA 勸他不要拿小錢，可以幫他第一輪就融到 200 萬美金，但他還是聽了曉晗的建議，拿一點錢先做起來。

投后情緒價值也給得到位。楊博麟記得，第一版產品出來后，曉晗特地從杭州買了一個大蛋糕，寫上他們公司的名字，趕過來為他們慶祝；00 后的團隊成員們沒見過投資人，覺得神秘、酷，曉晗跟他們一一認識，加了公司所有人的微信；團建的時候，曉晗也被喊上，有人問為什么支持他們，她回答說覺得他們在做的事情有價值、有意義，感受到大家年輕有干勁。

“早期我們沒有什么正反饋，就是做產品、做技術，每天都特別忙。但有人相信我們做的事情，而且是這種 Blind trust，這對大家是一個很大的激勵。” 到后面，楊博麟一兩周就會給曉晗打個電話聊聊自己的狀態，還邀請曉晗參與他們公司的每一個節點。

能和創始人快速建立這種信任關系，也成了曉晗篩選項目的核心標準。她會在一兩次的交談后，看對方能不能很輕易跟她處成交心的、有信任關系的朋友；也會看對方是不是看重她。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早期創業產品和路徑有太多不確定，而以自己為坐標，尋找氣場氛圍很搭的人——“世界上另一個我”——反而是更確定的事。

成為創業公司的 “聯創”

距離小小基金的辦公地點（上海復興中路的 Wework）約 7 公里的女青年會大樓，在今年 1 月剛迎來了一家新 VC 機構 Creekstone。

1989 年出生，做過并購、創過業，在包括東方富海、元璟等投資機構工作過 8 年的李一豪是這家機構的 GP。2025 年 3 月，他和高中同學鐘陸歡出來創立這家機構，他主要負責投資，陸歡更偏重募資。

李一豪覺得上一代的投資邏輯越成功，腦海里的 “大規模用戶”“網絡效應” 等，越會成為一種模式化的 “腳手架”，這些舊東西是投資者的包袱；他認為，投 AI 的投資人，一定要是沒有被這些舊邏輯洗禮過的年輕投資人，“就是 AI everything”。

一位 2026 年剛出來做新基金的 GP 這樣對比兩個時代的不同：移動互聯網時代，優秀的創始人很容易在一開始就想到本質問題；而在 AI 時代，技術本身仍然在快速進化，創業公司最重要的不是一眼看到底，而是快速擁抱變化、快速行動。

但是，過往的成功讓大基金里的 GP 慢了下來，核心訴求變成了 “鞏固生態位”，一線投資經理背負著生存壓力，節奏也多是投完一個項目就得趕緊找下一個。而對李一豪而言，現在是去搏一個顛覆性新機會的時刻。

基于他過往投資經歷的 “傷痛”——因為錯失對 Transformer 架構的關注，錯過了大模型的早期投資，他總結出了投 AI 的方法：了解技術的新趨勢，提前預判和布局；然后廣泛覆蓋、深度孵化相關背景的創始人——這兩點也成了 Creekstone 最核心的打法。

比如 2024 年，李一豪第一次聽說 Post training（后訓練），意識到深度領域的 RL（微調）的價值，開始只看 “垂直化” 的項目；基于對模型底層理解，和對 agent 自我進化的信仰，在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后，他們開始投構建記憶和人類偏好相關的項目；到今年，隨著 OpenClaw 火爆，他們變得更加激進，“還在做面向大多數人類用戶的產品，我們基本不看了。”

人的層面，他們主要的精力撲在字節上，非常看好字節的組織能力和人才儲備。2023 年開始，李一豪和鐘陸歡就系統性地去接觸字節的團隊。到 2024 年中，已經把字節 AI 核心產品團隊諸如豆包、Coze 以及飛書、剪映里面的成員扒了差不多，“甚至有些剛實習的，我們全都覆蓋了一遍”。

在李一豪還沒有單獨出來做的時候，這套投資路徑就已經成型了。明超平的 Coding 項目 Youware 是這套打法的第一個成果。李一豪回憶，他們陪伴了明超平一年多，看了視頻生成、眼鏡等諸多方向，也幫他找了很多人，確定做 Coding 方向后，他們還拉了美國五六家做 Coding 的公司創始人一起聊。

這種深度共創，和創始人一起探索方向的做法，被李一豪認為是他們最核心的特點，“我們跟創始人幾乎思考一樣的問題，到底創業往哪兒走，到底怎么切入這些東西，它又成為我去判斷下一個項目和激發下一個創始人的能力。”

Creekstone 的被投項目 Odyss 的創始人潘宇揚來自字節，他說李一豪和鐘陸歡很擅長幫助大廠員工邁出變成創業者的第一步。在創業的早期，Creekstone 會跟他一起討論創業的方向，給他輸入各種市場上的信息，也會告訴他一些創業本身的 know how，比如怎么融資，怎么搭建公司架構，在找合伙人上，也會幫他做一些判斷。

Mizzen 的創始人孫克強還在上一段創業時，李一豪就找到了他。現在 Mizzen 所做的用 AI 做用戶調研的方向也是他們一起共創討論出來的。孫克強說，那段時間幾乎每隔幾天，他們都會有一次深度長談，探討最近看到的方向以及思考的角度。

孫克強評價李一豪，幾乎相當于一個 “聯創”。他甚至會關注被投項目的產品宣發，小到一個視頻，都想幫創始人思考怎么呈現更好。

李一豪也創過業，那次經歷讓他意識到自己更適合做 “聯創” 而非 CEO，“我不需要在每個成功里都是那么重要的角色，但他們的成長之路里有我的一部分，這是非常快樂的感覺。”

李一豪也很自信，自己是創業者第一個階段最堅定的支持者。隨著他的被投企業變多，這些成為明星創業項目的創始人又變成了他的資源。

現在，他會拉著明超平和潘宇揚這樣項目估值已經漲到 2 億美金以上的創始人去和新的創業者聊天，榜樣的激勵是非常強烈的刺激，“他會有非常強烈的感覺，我也想成為這樣 CEO ，想幾年就干到 1 億美金、2 億美金。”

和創業者一起，Day 1 就全球化

以一個相對嚴苛的標準去看，曉晗和李一豪在獨立之前，并不算成功的投資人。Mandy 不同，她是典型的 “somebody”——曾任百度國際化產品經理，2015 年從斯坦福畢業后，加入金沙江創投，一直做到合伙人。

2025 年底，Mandy 離開金沙江創投時，她已經在這家機構的硅谷辦公室工作了十年，橫跨中美 AI 市場的投資，投出 DeepMap（英偉達收購）、非夕科技、Liblib/Lovart、影刀、黑湖科技等明星創業公司。期間還下場做過 DeepMap 中國區總經理，從零到一搭建業務與團隊。

創立新基金對她而言，是看到了一個更大的機會，她的長期愿景是可以重新定義和建立一個比肩紅杉、Benchmark 的新基金。

早在 2022 年，Mandy 就感受到一種微妙的變化。移動互聯網時代，金沙江、紅杉、IDG 這類頭部美元基金的 TS，是創業公司夢寐以求的通行證。但隨著大模型浪潮爆發，新一代 AI 創業者從第一天就立志做全球化公司。他們需要的不只是錢，還有能在海外落地的真實資源：本地客戶、合規架構、創投生態、人才網絡。而能在海外提供這些能力的基金太少了。

這種需求缺口在硅谷創業者身上非常明顯，“想創業的朋友經常找我聊，說想組一個能搞定供應鏈，把產品賣到全球市場的團隊，問我能不能提供支持？”

前 IDG 的投資總監周良成也看到了這個趨勢，他發現中國制造業的 value add 達到 4.7 萬億，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際 LP 在中國 GP 上的資產配置卻縮水了 80%。這意味中國企業家正在瘋狂地向全球輸出產能、技術和優秀的供應鏈能力；但資金端，優秀的中國企業在這個階段很難拿到美國的乃至全球的錢。

周良成在普林斯頓做了 8 年的半導體研究，2018 年加入 IDG 做投資，因為技術背景深厚，在 IDG 的 7 年里，他投中過壁仞獲得了高額回報。2024 年，隨著中美科技博弈的加劇，美國出臺了對外投資審查等一系列政策，作為拿到美國身份的投資人，他也受到了限制。機緣之下，他開始想，不如自己出來做一個純美國的美元基金，“重新定義” 中國人做全球化公司的機會。

Mandy 想成為那些做全球化公司的人第一個想要聊的 VC 品牌；周良成也說了類似的話，“希望能夠做大家國際化出海的第一張支票。” 他們都有定義一個新時代的愿望。但面對的挑戰已經不同——20 年前紅杉來到中國時，賭的是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而中國創業者走向全球、在全球取得影響力，不確定性更高。

Mandy 和周良成都相信自己在這條路上有獨特優勢——Mandy 上一個投資周期就關注 AI，周良成有深厚的技術背景。對他們來說，做 VC 不只是一門生意。Mandy 和很多被投公司的創始人都成了朋友，“大家都是患難見真情”，融不到錢、業務受挫的時刻她都一起經歷了，這是她從業十年還愿意做下去的原因。周良成則說，創立這個新基金也是為了證明，逆著水流來美國投硬件這件事是正確的決定。

同為精英投資人，Mandy 和周良成總體打法是 “挑選”——用 Mandy 的說法，是找到最好的 CEO；周良成的說法則是，在 Beta（大的趨勢）里抓 Alpha（在大的趨勢中找到超額回報）。

有資格這么做的前提，一是他們在過去積累了足夠大的資源網絡，二是他們信任自己的專業程度，他們相信憑借自己過去的經驗積累，能在極早期就形成判斷，能快人一步地找到好項目。

具體方法上，Mandy 偏愛的創始人往往有著和她一樣的全球化視野，經歷過高強度競爭，但仍然愿意追求更大的成功。周良成則將選人概括為 “模糊的正確”——看過最厲害的企業家是什么樣子，但 “你很難用一個什么框架去打個分”。

除了對人的判斷，他們也有各自篩選早期項目的方法論。

Mandy 的基金專注在她過去深耕的領域，她自認是一個追求效率又有些理想主義的人，于是將投資主線收攏在 “解放人類生產力” 上——比如過去她投過的自動駕駛、安防、機器人，以及后來的 RPA（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生成式 AI 都在這條線上。

聊項目時，Mandy 會抽絲剝繭地和創始人聊。在她看來，優秀的創始人通常能一針見血的將產品的特點、規劃和怎么把產品賣出去的策略想得非常清楚，且迭代速度極快。Mandy 就是在與 Lovart 的創始人陳冕在業務探討的過程中堅定了對他的認可。

周良成主要投資硬件，他認為，硬件領域的成功創業者說到底是一個牛逼的產品經理。因此他抓 Alpha 的方法是，對方能在一開始就明確堅決不做什么事兒，堅定不移的一定要做什么事，因為硬件不像軟件，容錯率低，要么成功，要么 “全砸手里”，得一開始創始人就想得極為清楚。

AI 時代的 VC 長什么樣子

投 AI 已經成為所有機構一個共識，競爭也前所未有地激烈，最有可能長成大公司的項目，很快就會被爭搶；而這些彈藥并沒有那么充分的小基金，也更快面臨 “錢不夠多” 的窘境，甚至在基金規模太小、退出周期拉長的情況下，如何持續運作都是個問題。

最具挑戰的首先是募資。很多 GP 都是第一次做這件事，在 LP 關系上沒做過完備的準備。比如 Mandy 就說，募資初期，她完全沒有 LP 偏好畫像的認知，只能在一次次碰壁中去總結誰喜歡投 “First-time GP（初次操盤手）”，誰想投 AI 軟件或硬件。這段時間她經歷了無數次的拒絕和推諉，“LP 的承諾從投 10 變成了只投 1 甚至不投”。她也發現，流向一級早期 VC 的資金，也正被其他資產類別嚴重分流，她不僅僅是在跟其他成熟的 VC 競爭，還在跟 Pre IPO、甚至二級市場競爭。

但 AI 也給了這些新基金只屬于這個時代的新杠桿，他們真正有機會把個人能力和判斷發揮到極致，其他的繁雜事務都可以交給 AI。

得益于 AngelList、Carta 等基金后臺基建的成熟，加上 AI 工具的持續進化，“一個人 + AI + 外包基建” 的能力，現在已經有機會承擔絕大部分投資流程，風投行業本身也在被技術重塑。

多位 GP 都將 AI 工具融入了自己的工作流，傳統 VC 機構中初級員工的工作——比如處理投資決策備忘錄和做行業研究，已經都交由 AI 來完成。

新銳的機構化 VC，比如錦秋基金借助 AI 已經完成了在 Sourcing、輿情監控上的自動化，甚至連策劃員工內部的團建都交給了 Claude Code 和 ChatGPT。

新 GP 對未來 VC 形態有更顛覆性的構想：把投資人積累的行業的 know-how 和知識庫全部 “灌給” 一個 agent，讓這個 agent 將成為他們的超級分身，完全自主、自由地去跟更多創始人聊項目；去跟更多出資人聊募資。美國已經有成功案例——一家數據產品團隊，通過 agent 主動抓取全球創始人、項目池，然后推薦給合適的 VC；有了一定 Track Record（歷史業績）后，這些 agent 又直接去找 LP，并成功募到了 1-2 億美金。

LP 看重 VC 的創始人要在一線戰斗，Solo GP 在這一點上恰恰是最有優勢的。Raymond 說，隨著前臺、風控等大部分工作被外包后，“Pull the trigger” 事情一個人就可以做，“這是 Solo VC 的核心。”

不過，他也看到，這個類型的 VC 大概率會錯過那種一上來就估值很好，或者非常熱門、明星的，“你就沒有這個資格上臺桌”。而即便認知是對的，大部分時候也只有一次機會——最早的種子輪機會。

前紅杉合伙人、礪思資本的創始合伙人曹曦是李一豪、曉晗的 LP，投了快 10 家新基金，他看重這些年輕人身上的熱情、投入度。他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VC，這是一個歷史循環的必然規律，年齡、代際本身就是 “新” 最好的解釋。年輕的 GP 一定會有新的角度。

Raymond 也說，這些 VC 和普通的機構 VC 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人在岸上是看不到水里的這些生態的，魚就能看到不一樣的；但同時，這個水里還有很多浮游生物，它們看到的又不一樣。”

2025 年，大模型的能力已經成熟到足夠應用落地，資本市場再次回到 “捕鯨時代”。大基金通過組織的力量，不在意投錯和失敗，對風險極度容忍，但一定要捕到最大的鯨魚。小基金乃至 Solo GP 的邏輯則未必如此，他們的打法——非共識，靠著更早識別、更強的 Conviction——可能賠率高，但勝率未必高。

過去的歷史證明，在某個領域的非共識的確能成就一家新的基金。只是，幸存者偏差讓成功的例子被傳頌，而失敗的則早已被歷史抹去。

任何新技術浪潮里最終存活的基金，往往不到起初的十分之一。漫長的歷史周期里，大機構之外的 VC 能掙到錢的時間也遠少于二級和并購投資。

Solo GP 代表的微型 VC，未必能在規模和回報上與大機構抗衡。但它們的意義也許恰在于此——在大機構越來越趨同的市場里，提供了一種更個人化、更多樣的投資視角，支持那些還沒有進入主流視野的創業者。

曹曦說，很多偉大的大公司在一段時間里都有過融資困難的時刻，市場熱不代表未來厲害的項目在主流的視野里受到足夠多的關注，“很多人在釣魚，但那個大魚所在的那個 layer，可能沒有人去那兒下鉤。”

題圖來源：《甜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