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米沙談齊蒂爾與他的齊白石收藏，齊白石書畫院院長湯發周發布

與捷克布拉格國立美術館的貝米沙（Michaela Pejcochova）研究員見面，是在延安中路上的一家小小的咖啡館里。那一天上海天氣陰沉，相當之冷，而貝米沙女士一開始也頗為拘束——訪談甫一結束，她就撫著胸口長出一口氣：“我剛才真是緊張死了。”她的中文之流暢、準確，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訪談就由這個話題切入。之后，聊到了她的研究對象齊蒂爾（Vojtěch Chytil），話匣子才就此打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眾多國人還不知齊白石為何人之時，這位捷克畫家就以瘋狂粉絲之態，接連購藏齊白石的畫作。而這些畫作，如今則構成了布拉格國立美術館的中國近代藝術收藏之主體。這些年，貝米沙就仿佛偵探或者獵人一般，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搜羅有關齊蒂爾的線索，這些線索匯總起來，就成了專著《布拉格的東方眼》。在齊白石《山水十二條屏》拍出九億三千萬元“天價”的今天，再來回顧齊蒂爾當年的收藏活動，自是別有一番趣味。

這個訪談，想從您最初的學習經歷談起。一開始的時候，您是怎么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的呢？

貝米沙：其實我一開始并不是對中國文化感興趣，而是因為我對學習語言很感興趣。捷克語本身是非常小眾的語言，除了捷克本國人之外，沒有多少人能夠掌握，而我又想和外界交流學習，所以就學了很多語言，比如德語、法語、西班牙語、英語。但是后來我覺得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比較普通的語言，想學有點特殊的、有一定學習難度的語言。我就決定學習漢語看看。一旦我開始學習漢語，就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了，覺得中國文學、藝術等都很棒。

您的中文表達非常準確、流暢，這讓我感到很好奇，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學中文的，學了多久？

貝米沙：我先是1997年進入布拉格查理大學中文系就讀，1999年，我本科三年級就到川大交流，讀對外漢語，在川大交流完之后，回到布拉格，又在查理大學中文系讀了三年，才拿到本科文憑。

這樣說來，捷克的中文教學的質量應該是非常之高的了。

貝米沙：這得益于捷克的漢學傳統。布拉格查理大學有著非常深厚的漢學傳統，往上可以追溯到郭沫若，我們有位資深的漢學教授，就是郭沫若的學生。布拉格查理大學非常注重古漢語的訓練，我們平時上課的時候就一直在閱讀文言作品，漢學研究也偏重于古代，比如對孔子、孟子思想的研究。

我對書法和篆刻也很有興趣，我在四川的時候和老師學過書法，但是學起來不太容易，現在也沒有時間。

您是怎樣把自己對中文的興趣轉移到中國藝術上面去的？

貝米沙：布拉格有兩個地方，收藏的中國藝術品非常好。一個是國立美術館，另一個是國立博物館——我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國立美術館對外招聘漢學家，為藏品做講解。我前去應聘成功，為前來參觀的游客做了一段時間的講解員，看到了非常有趣的收藏。我發現，國立美術館有一些部分收藏品一直沒有專人研究。我畢業了之前，就已經進入國立美術館工作，做了三四年的講解員。這個時候，國立美術館專門負責中國藝術的研究員剛好離開美術館。因為捷克幾乎沒有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者，這個人沒有被別的專家代替。所以，我就連續擔任了好幾年國立美術館的顧問，然后大學畢業以后，就受聘做了研究員。

那么，您研究的對象就是藝術家和收藏家齊蒂爾嗎？

貝米沙：齊蒂爾和他的收藏活動是我的研究興趣之一。我在大學就讀的時候，并沒有多少中國藝術史方面的學者專家來指導我進行研究，我選擇的論文題目，必須向語言方面靠攏。我碩士和博士論文的題目都是美術理論，碩士論文做的是郭熙的《林泉高致》，我把它翻譯成捷克文，在這個基礎上展開分析，博士論文做的是米芾的畫史和董其昌的繪畫理論。

前面您談到自己在布拉格國立美術館做了好幾年顧問，后面又去做研究員，它有什么特點嗎，尤其是和布拉格國立博物館相比？

貝米沙：布拉格國立美術館收藏的中國繪畫和雕塑比較多，因為這也是歐洲美術館的傳統，比較注重fine arts，相對應地，布拉格的國立博物館就更加傾向于人類學和民族志。因為碩博士的研究的關系，我最開始是對宋畫感興趣，分析當時的繪畫理論對后世有什么影響，但非常可惜的是，國立美術館一幅宋畫都沒有。

盡管如此，這里的中國藝術收藏還是非常豐富的。我到國立美術館工作之后，看到這么豐富的收藏，既缺乏專業的管理，也沒有學者去研究，就決定把我之前的研究題目放在一旁，專心地整理和研究這些中國藝術品。

在我研究過程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能看到藝術品入藏美術館的一整套流程，這能夠幫助決定收藏家如何鑒定藝術品的真偽。很幸運的是，在布拉格國立美術館，我們有一位對中國近代美術非常懂行的收藏家，所以國立美術館里收藏的中國近代繪畫就非常不錯，其中最為精華的部分，就是齊白石和別的北方畫家的作品。

這位收藏家，其實就是我最近出版的《布拉格的東方眼》中寫到的齊蒂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候，他以畫家的身份到中國來教書，主要講歐洲繪畫技法。他開始收藏中國畫的時候，布拉格國立美術館還沒有創立。

為什么想這本書會起名叫《布拉格的東方眼》？您又是如何對齊蒂爾產生興趣的呢？

貝米沙：我在布拉格國立美術館工作的時候，有件事情讓我很疑惑：中國古代書畫的藏品在我館收藏不多，但是中國近代書畫的收藏，精品卻相當的多，像捷克這樣小的國家，怎么會藏有這么多、這么好的中國近代書畫呢？于是我就想弄清楚，這到底是誰的收藏。我發現，其中一大部分是齊蒂爾帶來的。這樣一來，我就對他產生了研究的興趣。等到研究比較深入的時候，我就將成果寫成一本書。這本書由北京畫院出版。北京畫院有一個齊白石藝術國際研究中心，我是這個中心的研究員。中心每年會開一次國際研討會，我上次參會的時候，中心的朋友聽我講了齊蒂爾的故事，邀請我出版這本書，又幫忙起了這個名字。

您對齊蒂爾的研究做了多久了？

貝米沙：我關于齊蒂爾的研究做了十年多。材料很少，做起來難度太大。因為這個研究，我去過很多地方，常常就是為了某條新發現的線索。另外還有中國專家做出了很大的幫助。上海的優秀學者王中秀先生幫了我很大的忙，他對中國近代的文獻非常熟，在民國時期的報紙上找到很多與齊蒂爾有關的內容，我依據這些他提供給我的線索，順藤摸瓜，搜集到了不少資料。我自己也在歐洲和美國查閱了一些相關的檔案和報紙等，有的博物館里面也藏了一兩幅齊蒂爾原來收藏的作品，我都收集了在一起。

齊蒂爾在捷克還有后人嗎？

貝米沙：齊蒂爾在捷克沒有直接的后代，當時也沒有太多關于他的記載，但是我還是從一些和他關系比較疏遠的后代那里，找到了一些照片。

他1896年出生，1936年四十歲的時候突然去世。他的太太沒有給他留下孩子，他去世之后，太太選擇了再嫁，也沒有生孩子。上世紀八十年代，齊蒂爾的太太也去世了。從此之后，就沒有人來繼承這些收藏品。因為齊蒂爾和他的太太都沒有直接的后代，他的藏品后來全部捐給了國家，就是來到國立美術館收藏——這也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比在私人手里讓多的人能參看、研究等。

齊蒂爾在世界其他地方留下過線索嗎？

貝米沙：有一些，但不多。而且這些資料都很雜亂零散，想要系統地整理，并不那么容易。主要在中歐，特別是捷克的布拉格和布爾諾，他也到過柏林，布達佩斯和維也納，他同時兩次到訪過倫敦。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開過一些畫展，把不少中國書畫帶到歐洲，有些賣出去，有些自己收藏。他在北京的國立美專當過老師，在北京也留下一些線索，國立美專的檔案主要收藏在中央美院，到現在還沒有公開。那么找材料也不容易。

原來齊蒂爾和中國尤其是北京的緣分這么深。他當初是怎么想到來中國的？

貝米沙：他原來是個學生，1914年去布拉格美術學院上學，然后一戰爆發，他在學校里面讀了不到兩年就被迫去參軍，在俄羅斯某個地方打戰，以后被德國軍俘虜，但他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逃跑——就像好兵帥克一樣。他從西伯利亞跑到日本，最后駐足在了中國。一戰結束后，他回到捷克，完成了學業，但是他很想念中國，于是向外交部申請外派，1921年到1925年在中國做外交官，當時北京美專邀請他做老師，但其實他之前在捷克沒有教過書。

他教的最多是歐洲水彩畫和油畫。當時齊蒂爾在北京國立美專西畫系教書，齊白石在國畫系教書。他們就慢慢認識了。后來還認識了陳半丁和蕭謙中。他們四個關系很好，一起聊天喝酒。

民國時期正是西學東漸、中西交匯的時代，齊蒂爾作為西方藝術家，對中國藝術作何評價？

貝米沙：他和當時很多中國的教育家、美術革命家一樣，認為宋代是中國藝術的黃金時代，后來就慢慢衰落下去，直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才有一個明顯的復興。他也表示二三十年代最好的畫家是齊白石，自己最佩服和喜愛他的作品。

讓我吃驚的是，他竟然收藏了這么多齊白石的精品之作。他是怎么辦到的？

貝米沙：他很喜歡齊白石的畫，就常常和他邀畫，能買就盡量買。他收藏的齊白石的畫，品類比較全，我想他應該是看到齊白石畫什么就買什么。有個例子，他非常喜歡《漁翁圖》，他讓齊白石不要賣給別人。

他買了幾百幅齊白石的畫，這些畫也沒有都保留下來，很多賣掉后，分散到各個地方。

他買畫的錢，一部分來自歐洲賣畫的收入，一部分直接和別人交換得來。但最后三十年代末歐洲戰亂前夕，不適合賣畫，他的經濟狀況因此不太好，但他在那個時候也很突然的而去世了。我想他如果繼續活著，可能也需要賣掉更多的畫來維持生計。

他還收藏了誰的畫呢？

貝米沙：有陳半丁的花鳥和山水畫。不過他沒有涉足陳半丁的篆刻，因為他這方面是個外行，齊蒂爾自己是有印章的，但是我看過上面的字，不是非常好看。

您會因此將齊白石當做您的研究對象嗎？

貝米沙：當然會有興趣。不過我更多的是研究齊蒂爾和齊白石，研究我館收藏品的來歷。

您最欣賞哪些中國畫家？

貝米沙：這很難說，因為我是做美術史研究的，要保持自己的客觀中立。如果一定要說，我還是比較喜歡宋代繪畫，比如米友仁類似的山水畫，我的博士論文也就是在說，其實所謂“米家山水”并不出自米芾之手，而是米芾的兒子米友仁和后人畫的。而董其昌的畫太復雜了，我很難評論。

除了齊蒂爾，您最想再研究些什么？

貝米沙：我結束了對齊蒂爾生平事跡的研究之后，大概會開始研究佛像。我們的東亞館是1951年成立的，當時的館長從事印度藝術研究，比較重視佛像研究，而且1958年中國政府還將佛像作為禮物也送過我們一些。這樣一來，我館的佛像收藏也是不錯的。但是還沒有人做過相關研究，我想對這些藏品做一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