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接濟患病恩師500元，反遭質問：你哪兒來這么多錢？

不到半小時，汽車拐入紅磚舊巷。院門一推開，滿屋藥味撲面。楊樹達躺在藤床上，胸膛起伏急促，見毛主席進門，微微抬手，聲音沙啞：“潤之，路遠，你怎也來了？”一句“怎也來了”，把師生三十五年的風雨隔閡沖得干干凈凈。

毛主席把隨車帶來的噴霧劑、止咳片，還有一厚疊舊版鈔票遞給師母。紙幣是5元面額，五百元摞成小磚頭，頗扎眼。楊樹達瞥見，眉頭立刻擰緊。“潤之，你哪兒弄來這么多錢？”質問脫口而出，連家人都嚇了一跳。

屋子里瞬間安靜到只能聽見掛鐘走動。毛主席笑了笑，把衣襟理了理：“老師，這是最近幾篇文章的稿費，國家一分沒動。”語氣平淡，卻帶著學生對先生的尊重。楊樹達盯著那錢，又看看病榻邊的藥瓶，喉嚨里發出一聲低低的咳，隨后把臉別向窗外，似在檢討自己方才的冒失。

這一幕令人想起1913年早春。那時湖南第四師范的課堂上，二十八歲的楊先生激情講解“王師北定中原日”，批評清末腐朽政局。臺下的毛澤東抬頭專注，一支鉛筆在課本空白處飛快劃圈，圈住的是“救亡”二字。下課后，毛學生追到宿舍，聊從甲午戰爭到俄國革命，兩個年輕人足足站到子夜。多年后，毛主席回憶那晚，稱之為“思想變革的拐點”。

1919年，“五四”火焰點燃長沙。毛澤東組織學生聯合會，楊樹達發起健學會，兩支隊伍匯成洪流，直指督軍張敬堯。12月驅張代表團北上，那張著名的《十大罪狀》請愿書就出自兩人共同修改。北長街福佑寺里，大通鋪的木板咯吱直響，毛澤東握著鉛筆，一夜寫出《湘人力爭礦廠抵押》。楊樹達披外衣起床，蹲在油燈旁替他謄清，燈芯燒成焦黑，兩人哈哈大笑。那年，他們一個26歲，一個34歲，一腔熱血全壓在“湖南得救”四字上。

此后道路分岔。毛澤東踏上革命征程，兵戈與風雪相伴；楊樹達則在書齋里與甲骨金文為伍，謄寫勘誤，字斟句酌。炮火下搬家幾十次，他卻從未丟掉那口裝滿古籍的木箱。有人問他圖什么，他抬手指天：“學問斷了，國脈就斷。”這句話后來被學生記錄在課本扉頁。

新中國成立，楊樹達年過花甲，仍向社科院遞交整理周秦諸子計劃。可審稿刪減、排版拖延接踵而至，他急火攻心，哮喘愈發頻繁。1952年，他給毛主席寫信，“刪去三十字，可斷一書之骨。”毛主席圈閱后批示：“此事宜慎。”短短四字，讓社科院重新審讀全部稿件。

回到1955年的病房。楊樹達喘息稍緩，拉住毛主席袖口：“驅張那年，咱們說要給湖南人一個交代，如今做到了。我無憾。”毛主席俯身傾聽，沒有插話，只是不斷點頭。窗外梧桐葉沙沙作響，像為這段久別的師生情奏樂。

時間不知不覺到了下午。楊樹達抬手推推眼鏡框，勉力起身：“莫耽誤國事，你走罷。”毛主席卻把痰盂端到床前，輕聲說：“老師慢些。”楊樹達急得揮手：“別，位分不同了。”毛主席把痰盂放下，語氣堅決：“學生侍奉老師，位分再高也是學生。”

告別時，毛主席邀請他中秋來京。楊樹達點頭，眼角微濕。那年八月，老人果然抵達中南海。明月懸天，他與毛主席并肩倚欄，湖面漣漪閃著銀光。回長沙后，他逢人便說：“中秋賞月，從未如此痛快。”

然而哮喘陰影沒有退去。1956年初，病情急轉直下，筆記散落枕邊，尚未完成的《周書校釋》停留在第七卷。2月14日清晨，他在陣陣呼吸喘鳴中合眼，享年71歲。訃告傳到北京，毛主席批：“樹達先生學問、人品，足為后學典范。喪事從簡，著作務必整理出版。”周總理親送花圈，社科院組織專班清理遺稿，岳麓山麓的墓碑上刻著七個楷字——“持短筆，照孤燈”。

楊樹達未能完成的古籍整理工程，此后由他的學生接續。幾年間，《積微居金文說》、《釋名新略例》陸續再版，篇幅字句均按老人初稿足本刊行。同門弟子常對后輩說：“若想知道學問何以救國，去看看楊先生的每一頁批注，他的脈搏就在那墨痕里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