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斌：當代達爾文主義綱領的哲學基礎 | 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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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主義作為一種劃時代的思想，尤其是其所倡導的自然選擇的進化模式，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都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當今，進化生物學以新達爾文主義（Neo-Darwinism）為核心，人們對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的思考已逐漸淡化，進化發(fā)育生物學、生態(tài)學等分支理論的發(fā)展讓我們對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有了新的認識，而達爾文主義的當代形式與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的關系也體現(xiàn)了科學世界觀的變化。

01

達爾文主義的脈絡

達爾文主義的發(fā)展大體來說經(jīng)歷了幾個時期：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時期、新達爾文主義時期、現(xiàn)代綜合（modern synthesis，MS）時期、擴展進化綜合（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EES）時期。

一

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時期。從歷史維度上說，達爾文主義處于兩次革命［科學革命和嬗變論革命（transformist revolution）］、兩種世界觀（靜態(tài)世界觀與動態(tài)世界觀）和兩種認識論（思辨哲學與實證主義）之間的過渡。當時達爾文主義圍繞的主題是生命的起源、物種形成的模式、進化的機制，達爾文主義的革命性意義在于對進化機制的闡述，以及進一步考慮了生命概念及生物體與環(huán)境的關系。我們對達爾文主義的哲學反思也貼合這些主題，如圍繞生命起源的概率與機遇提出的問題、針對進化機制的關于自然選擇的討論，以及圍繞物種形成模式提出的進化的節(jié)奏與模式問題。這些主題構成了我們對達爾文主義的初步認識。這時達爾文主義的核心也逐漸凸顯，即自然選擇和變異。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達爾文主義是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進化理論。

二

新達爾文主義時期。不同于達爾文主義的初期，新達爾文主義的出現(xiàn)其實是對達爾文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彼時自然選擇學說受到了諸多責難，并且達爾文主義關于遺傳機制解釋的缺失使得其地位岌岌可危。新達爾文主義的歷史作用在于保證自然選擇的合理性。新達爾文主義的先驅(qū)們，如魏斯曼（A. Weismann）、約翰森（W. Johannsen）等通過種質(zhì)學說與基因型/表型的區(qū)分確立了遺傳研究的獨立基礎，隨后費希爾（R. A. Fisher）、霍爾丹（J. B. S. Haldane）、賴特（S. Wright）等在群體遺傳學的發(fā)展中證明了孟德爾遺傳學與達爾文主義的相容性，從而使達爾文主義重獲新生。正如拉詹特（M. Largent）所認為的，“現(xiàn)代綜合進化論的締造者和隨后的歷史學家構建了他們學科的間斷史……毫無疑問，如果從勝利者的角度來解釋20 世紀早期的進化生物學，那么支持綜合進化論的生物史學家們扭曲了我們的理解……犯了一個歷史上的錯誤……我們需要回到綜合進化論之前的一代……從20 世紀中期的綜合運動所宣傳的主張中解放出來”。這個時期的主題也是圍繞遺傳學展開的，而從哲學維度上看，群體遺傳學的意義在于進化數(shù)學體系的構建，同時也引發(fā)了關于還原論、進化論中的因果關系等論題的討論。這也為后面進化生物學與生物學哲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新達爾文主義時期的重要之處在于遺傳學取得了顯著的發(fā)展，這一發(fā)展使得達爾文主義的另一個核心論題“遺傳”得到了擴展。

三

MS 時期。MS 可以說是達爾文主義的一種擴展，首先MS 作為解釋性框架，其目的在于以群體遺傳學為核心，容納生物學的各個分支。在本書中我們提到了如植物學、遺傳學、古生物學，以及20 世紀中后期的如生態(tài)學、動物行為學等，這些學科的加入擴展了達爾文主義的適用范圍，這樣的擴展圍繞著幾個核心的綱領，如本書提到的適應主義、基因中心論等。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綜合論”是一個相互依賴的信仰體系，它不僅涵蓋了經(jīng)驗生物學的所有主要分支，而且還涵蓋了方法論、歷史和科學哲學的一般問題，這一觀點在倫施（B. Rensch）和邁爾（E. Mayr）難以兼容的世界觀面前崩潰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理論構建的所有部分對于他們支持達爾文主義的論點同樣重要。倫施的整體理論體系與邁爾的哲學幾乎是直接對立的，只是在純粹的現(xiàn)象學層面和經(jīng)驗可檢驗的解釋上與之相一致。事實上，除了接受突變、重組、地理隔離和自然選擇作為進化的最重要因素這一基本層面之外，考慮到它們之間深刻的哲學差異，幾乎沒有什么能將它們統(tǒng)一起來。這讓作為緊密相關理論系統(tǒng)融合的綜合運動的圖景變得非常脆弱。這樣的解釋性框架雖然有很強的包容性，但是也引發(fā)了諸多哲學討論，MS 時期的達爾文主義還是遵循新達爾文主義時期的方法論，區(qū)別在于其在其他學科領域的應用，這鞏固了達爾文主義方法論的核心地位，為達爾文主義在當代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四

EES 時期。這個時期的達爾文主義突出表現(xiàn)為對達爾文主義原旨的進一步挖掘，或者說是對那個時代進化思想的進一步思考。在EES 與MS 關系的論辯中，我們發(fā)現(xiàn)有很多新的理論，如遺傳多元論、生態(tài)位構建（niche construction）等，所體現(xiàn)的思想雖然在以往不受重視甚至被拋棄，但在這個時期卻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生態(tài)位構建理論中所體現(xiàn)的生物體-環(huán)境關系是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中華萊士（A. R. Wallace）與達爾文（C. Darwin）所爭論的，以及關于遺傳系統(tǒng)的討論所涉及的遺傳與發(fā)育的關系也是在新達爾文主義范式形成期間的觀點。正如迪普（D. Depew）指出的，達爾文主義在進化科學中的持續(xù)主導地位反映了它與其他傳統(tǒng)有效互動的能力。橫空出世的突變論與達爾文主義的精神格格不入，但是達爾文主義通過吸納新的觀點，對自身理論進行了革新。類似的，拉馬克主義關于后天特征可遺傳的信念也近乎被拋棄，但與之相合的一些事實在擴展進化綜合（EES）中重新出現(xiàn)，表現(xiàn)為表型可塑性和生態(tài)位構建。同時，對生物體概念的關注也恰恰是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所強調(diào)的，此時的達爾文主義（即EES）在某種意義上是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與新達爾文主義的融合，雖然現(xiàn)今面臨諸多挑戰(zhàn)，但是在這樣的爭論下更能體現(xiàn)達爾文主義在生命科學發(fā)展中的重要性。

這一脈絡表明，我們所面對的達爾文主義綱領是一個相當靈活開放且張力十足的體系，也預示著對其基礎的哲學探索也必然充斥著深邃的歷史爭議與活躍的思想沖突。

02

圍繞達爾文主義的哲學討論

在不同時期達爾文主義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所進行的哲學討論也不盡相同，這樣的達爾文主義演進歷程也使得我們反思“達爾文主義”究竟是什么。時至今日，達爾文主義已不僅僅是一種進化生物學的研究傳統(tǒng)，而是作為一種思想滲透至其他學科的研究，乃至我們的日常生活，同時達爾文主義在不同層次也有了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當代達爾文主義綱領的哲學基礎》從歷史、理論與哲學維度剖析達爾文主義，探究當代達爾文主義的哲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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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達爾文主義綱領的哲學基礎購買

趙斌著.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26. 3

ISBN 978-7-03-084753-9

全書將歷史脈絡與焦點問題相結(jié)合，首先梳理了從早期達爾文主義到現(xiàn)代綜合運動的歷史源流；繼而剖析適應論、功能定義、自然選擇等核心概念的哲學內(nèi)涵；再探討進化理論的概率本質(zhì)、還原論局限及其公理化可能等結(jié)構問題；最后延伸至心靈哲學、認知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應用，并對擴展的進化綜合運動進行展望，繼而辨析普遍達爾文主義的應用邊界。

圍繞達爾文主義綱領的理論歷史維度，其綱領范式與劃界問題成為討論的核心。一方面，在達爾文主義發(fā)展的歷史中，其對進化的解釋范圍和程度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不同時期的綱領研究進化現(xiàn)象的理論框架存在差異。隨著當代進化理論的發(fā)展，對傳統(tǒng)達爾文主義原旨的反思逐漸形成，并通過引入生物學的最新發(fā)現(xiàn)來重新建立達爾文主義的研究綱領。因此，對達爾文主義發(fā)展歷史進行劃界研究并對發(fā)展中的綱領脈絡進行梳理逐漸成為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界共同面對的重要議題。

在更為具體的哲學維度，當下達爾文主義綱領的變革對哲學論題的自然化趨勢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第一，圍繞生物學新發(fā)現(xiàn)，出現(xiàn)了一批著眼于表型可塑性、新穎性表型起源、遺傳系統(tǒng)的擴展、進化的生理學與心理學、對基因組的理解、進化的生態(tài)學、行為進化的模型、疾病與微生物演化等方向的哲學問題探討；第二，面向社會與文化層面的研究，形成了如協(xié)同進化視角下的文化演化、制度演化、合作起源等社會生物學的哲學問題研究；第三，面向傳統(tǒng)哲學領域的自然化改造，出現(xiàn)了關注道德起源、規(guī)范性來源、意識與心靈演化、認識能力及知識演化等問題的進化倫理學、進化認識論、達爾文主義認知哲學等研究，革新了傳統(tǒng)倫理學與認識論的研究框架；第四，還包括采取工具主義態(tài)度，將達爾文主義方法應用于其他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演化模型研究，開展了達爾文主義的一般方法論應用研究。這些論題涉及當今哲學學術探討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總體來看，國外研究普遍注重達爾文主義的概念問題或在具體領域的應用，對其綱領性和一般應用規(guī)范討論不多，同時系統(tǒng)開展跨歷史階段、應用領域與理論層級間，概念或模型邏輯關聯(lián)及定義內(nèi)涵與外延的研究不多。多數(shù)國內(nèi)研究對達爾文主義前沿進展跟進不夠，對于其哲學影響的發(fā)掘尚不夠深入、全面。這些情況構成了本書撰寫的初衷。

本書從結(jié)構上劃分為12 章，但從論證的思路來說，主要分為5 個部分：達爾文主義的歷史源流與當代主要哲學議題研究（第1～2 章）；達爾文主義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問題研究（第3～6 章）；達爾文主義進化理論的結(jié)構問題研究（第7～9 章）；達爾文主義綱領在認知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應用中的概念、方法、理論問題研究（第10～11 章）；達爾文主義綱領的辨析及其劃界問題研究（第12 章）。

本書注重對達爾文主義理論內(nèi)核的哲學闡釋，力求推動科學與人文的對話，培養(yǎng)讀者的科學思維，并為相關科學史、社會科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提供新的視角。

本文摘編自《當代達爾文主義綱領的哲學基礎》（趙斌著.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26.3）一書“導言”，有刪減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ISBN 978-7-03-084753-9

責任編輯：鄒 聰 高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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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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