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飛宇：學問里的家國情懷——吳文藻與社會學中國化

*本文轉載自《光明日報》2026年02月07日 07版。

吳文藻（1901—1985），江蘇江陰人。社會學家、民族學家。1916年考入清華學校，1923年赴美國留學，1928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38年到云南大學任教。1953年任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曾任中國社會學研究會、中國民族學學會、中國人類學學會顧問。著有《功能派社會人類學的由來與現狀》《現代社區研究的意義和功用》《西方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中國社區研究的西洋影響與國內近況》《社區的意義與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社會制度的性質與范圍》《社會學與現代化》等。

吳文藻先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奠基人之一，是社會學中國化的關鍵人物。

吳文藻1901年出生于江蘇江陰。他自幼聰慧好學，1916年進入北京清華學校就讀，1923年赴美國留學，主修社會學，后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29年，吳文藻回國任教于燕京大學，同年與冰心結婚。1938年，吳文藻離開燕京大學，前往云南大學任教。

從1929年到1938年的十年間，吳文藻在燕京大學的工作，他的學生費孝通后來總結，是“開風氣，育人才”，“走出去，請進來”。吳文藻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口號，并且身體力行，將其落實在教學和研究中。到了20世紀40年代，這些努力開花結果，開創了中國社會學的一個高峰，燕京學派隨之形成。燕京學派之所以能夠創建，與吳文藻本人的學科自覺意識、對于建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追求和甘為人梯的精神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這些歷史經驗，對于今天中國社會學等學科的建設依然有著重要借鑒意義。

開風氣：植根中國、發展學術

吳文藻是秉承著鮮明的學科自覺意識開始其學術生涯的。1926年，他還在美國讀碩士期間，就發表了著名的《民族與國家》一文。這篇文章主要關心的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政治體何以可能的問題。吳文藻在這篇文章中表現出了對于中國鮮明的認同感。回國任教之初，他在燕京大學負責社會學理論方面的教學，開設了“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和“人類學”三門課程，后來又陸續開設了“家族制度”“當代社會學學說”“中國社會思想”和“中國社會制度”等課程。甫一回國，他就發現，在當時的中國大學里，社會學的教學幾乎全盤照搬歐美模式，甚至全用英文授課，與中國社會現實嚴重脫節。吳文藻下決心要做出改變——率先采用中文授課。這成了“社會學中國化”的第一步。

在中國的大學里，用中文教授社會學，尤其是開講“西洋社會思想史”等課程，在當時成了一件開風氣之先的大事。進而，吳文藻以理解中國社會為目的，對課程內容進行改造：編寫中文教材，在教學中使用中國本土的實地材料，鼓勵跨學科學習等。

此外，吳文藻還開設了研究型討論班，通過這種教學方法啟發學生思考，提高其研究能力。在這一教學中，他使用了梁啟超的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和《清代學術概論》作為教材，要求學生從中選擇研究主題，撰寫專題論文。在課程中，學生們選擇的主題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學者，其中尤以林耀華所寫的“嚴復思想研究”為突出，這后來也成為林耀華本科畢業論文的題目。

開風氣的第二個表現，是找到適用于中國研究的理論，并基于對這些理論的反思與批評，展開具體的研究工作。吳文藻在回國后，陸續介紹了西方各國重要的社會學、政治學、民族學和人類學理論。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他對這些理論進行了改造。例如，他認識到功能理論和社區研究的重要性，不過又提出，在當時的中國展開研究，要面向實際情況，以鄉村社區的研究為主。費孝通先生回憶說，在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研究》周刊上，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發生了一場“為學術而學術”和“學術為實用”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吳文藻通過介紹功能學派，站在了“學術為實用”一方。所謂“學術為實用”，指的是對于社會學這門學科在中國發展的定位和性質的理解，是服務于中國。吳文藻在這場爭論中表現出了鮮明的學科自覺意識。

開風氣的第三個表現是強調聯系中國實際，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為了實現這一點，吳文藻在社會學中引入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用人類學的方法來展開社會學研究，改造當時的社會學。這是社會學中國化的要求，同時也是社會學在中國發展的一大進步和成就，由此形成了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傳統。

實地的田野調研是社會學中國化的實質部分。吳文藻在深諳美國社會學發展史之后，認為田野調研是發展中國社會學所必須走的道路。在他回國之前，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已經發展出了重視實際和展開社會調查、服務社會的傳統。吳文藻重視和發揚了這一傳統，強調在特定理論指導下敘述社會事實，分析社會問題，根據事實發言，以改良社會生活。在他的率領和指導下，燕大學生紛紛參加實地的社區研究并取得了優異成果，如徐雍舜所做的北平附近漷縣鄉村領袖沖突的分析，林耀華對于福州附近義序宗族組織的研究，黃華節在河北定縣所做的禮俗研究，李有義在山西徐溝所做的農村社會組織調查等等。

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也是社會學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包括對于中國社會思想史的研究和對于傳統社會制度的研究。除了在研討課上所涉及的內容，吳文藻還鼓勵同學們展開更為廣泛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費孝通的《親迎禮俗之研究》、林耀華的《義序宗族的研究》、瞿同祖的《中國封建社會》等后來成為中國社會學史上的名作，這些成果都是在吳文藻的鼓勵和指導下做出來的。

費孝通后來回憶說，吳文藻“著眼的是學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從事的社會學這門學科的處境、地位和應起的作用”。這樣的眼光和舉措都表明，吳文藻對于中國為何要發展社會學和中國社會學的性質與目的都有著深入思考，已經有著明確的自覺意識。這些思考從中國具體的現實與需求而來，概括起來就是“為中國”。他關心中國的時局，也自覺在這一關心之下來展開自己和學生們的研究，提出研究的主題和問題。例如，在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淪陷，國人普遍開始關注邊疆。然而當時的學界對于中國邊疆地區了解甚少，吳文藻和冰心因此參加了關于平綏鐵路沿線的考察團。

1934年，吳文藻、冰心、顧頡剛等人沿著平綏鐵路，從宣化、大同一直到達歸綏（今呼和浩特）。在這次考察中，吳文藻等人參觀了各種蒙古包，了解了當地傳統文化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生產狀況，切身感受到了邊疆的風土人情和政治環境，寫出了著名的《蒙古包》一文。

育人才：不為名利、甘為人梯

吳文藻敏銳認識到，社會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培養屬于中國和為中國的社會學人才，因為單憑他自己是不夠的——這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夠完成的工作。學科教育的工作因此就很重要。出于這一目的，他自己并沒有急著著書立說，成名成家，而是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放在了培育人才方面，由此建立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燕大學術共同體。

吳文藻花了大量的時間帶學生讀書、教學生做研究，培養學生成才。出于對社會學中國化的布局和對學生未來發展的考慮，他精心籌劃，多方聯絡，耐心細致地幫助燕大社會學系優秀學生走上各自的求學道路。在學生們學有所成之后，他根據實際情況，安排他們在中國不同地區展開調查研究，以獲得對于中國的全面與總體性認識。他還發起了《社會學叢刊》的出版計劃。作為“社會學中國化”的研究成果，叢刊分甲乙兩種，分別從理論和經驗研究的層面上，出版與中國有關的研究著作。

在他的學生群體中，最著名的當數冰心在調侃中命名的“吳門四犬”，也就是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和黃迪這四位出生于1910年、都屬狗的學生。

費孝通是從東吳大學轉學到燕京大學的學生。吳文藻慧眼識人，對費孝通傾注了最多的心血。

在其本科畢業論文的后記中，費孝通詳述了吳文藻是如何指導他一步一步展開研究的。他說，吳先生除了每次給他修改論文之外，還把稿件送給派克、史祿國、顧頡剛等學者，請他們幫忙評閱修改。費孝通充滿感情地寫道：“作者愿致謝一切直接或間接賜教之師長親友，而尤以吳文藻先生為最。作者每有所得，必趨就正；每成一稿，必為指正；其諄諄不倦，循循善誘之情，尤為作者所不敢忘也。”

研究生畢業后，費孝通和妻子王同惠前往廣西大瑤山進行調研，也是在吳文藻的協助下才成行的。

后來費孝通到了英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最初被安排跟隨弗思（R. Firth）讀博士。后來在吳文藻的當面推薦下，現代人類學創始人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才同意擔任費孝通的博士生導師，這對他未來的學術道路產生了重大影響。

林耀華是吳文藻精心培養的另外一個學生。在林耀華于燕大求學期間，吳文藻要求他回家鄉福建展開社區調查，這為他后來寫出《金翼》這一名著打下了堅實基礎。在英國著名學者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來訪時，吳文藻推薦林耀華擔任其在中國的助教，幫助整理編寫材料，以便受其指導。在此期間，吳文藻還為林耀華安排好了未來攻讀博士學位的道路：幫他制定了留學計劃，為他找到了在哈佛大學讀書的獎學金，甚至連導師都幫忙聯絡妥當。

對于瞿同祖和黃迪等學生，吳文藻也同樣盡心盡力。他因材施教，根據學生們的不同才能和興趣來實施不同的培養路徑。瞿同祖在讀研究生時才開始跟吳文藻有接觸。在了解到瞿同祖的家學淵源之后，吳文藻決定培養他專攻社會史，這成為瞿同祖學術生涯的起點。受惠于吳文藻的學生顯然不止這四位，甚至也不只是他自己的學生。嚴格說來，李安宅不能算是吳文藻的學生——他在1929年就已經完成學業，開始工作了。后來，李安宅在工作之余旁聽了吳文藻開設的課程。在了解了李安宅的志趣后，吳文藻就介紹社會學名著給他翻譯，后來又請他回燕大社會學系工作，并推薦他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耶魯大學深造。

吳文藻不僅關心學生的學習和事業，在生活方面對學生也關心備至，在學術和為人兩方面都給學生們樹立了標桿。林耀華回憶說：“燕大諸師長中給我恩惠最多、對我學術思想影響最大的是吳文藻先生。他不僅在學術上幫我教我，而且授我以為師和待人之道。這一切使我終生受用不盡。”

吳文藻和冰心結婚后，居住在燕京大學的燕南園60號樓。此后十年里，這棟小樓也成為許多學生在燕大溫暖的家。1931年9月，李有義在進入燕大后，因為選了冰心的課程，也經常被邀請到家里做客，由此認識了吳先生，對社會學產生了興趣，也因此改變了一生的軌跡。在吳文藻的鼓勵下，李有義在1932年轉入社會學系。李有義家境貧寒，吳文藻對于這位“苦學生”格外關心，一直幫助他申請生活補助。后來，李有義到河北調查，前往昆明，碩士畢業后留系擔任助教，展開藏學研究，這些經歷都與吳文藻有密切關系。

學生們學有所成后，吳文藻又有計劃地安排他們在各個不同的地區展開研究，包括云南、四川、西藏和新疆等地。他幫助李安宅申請經費，到甘南去考察，推薦陳永齡前往新疆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推薦李鎮去新疆工作兼做研究，推薦李有義去拉薩工作，以便從事邊疆和民族研究。

吳文藻自己后來感慨說，那些年里，“我花在培養學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兒女身上的多多了”。教育和研究的目的是面向人，吳文藻在他的教學和研究生涯中，真正做到了這一點。

1981年，吳文藻80周歲生日合影，后排左起依次為陳永齡、費孝通、李有義，前排左起依次為吳文藻、冰心、林耀華

請進來、走出去：獨立思考、兼容并包

在吳文藻建設中國社會學的思路中，獨立思考與兼容并包是兩條不可或缺、并行不悖的原則。社會學中國化，從來都沒有拒絕西方理論與思想，而是樂意于借鑒西方社會學的成功經驗。

1932年，芝加哥大學著名社會學家派克（Robert E. Park）受邀來燕京大學訪問講學。派克在燕大逗留三個月，教授了兩門課程，還帶領包括費孝通等人在內的學生們到北京的多個社區展開實地調研，把芝加哥大學優良的教學風格和實地研究的風氣帶到了燕大。這一新鮮的授課方式和研究方法在學生中引發了“派克熱”。從派克的身上，吳文藻還找到了作為教師的共鳴。因為他發現，派克對于美國社會學的貢獻并非著書立說，而是促成芝加哥大學成為美國社會學的研究重鎮，并且培養了一批重要的學者。

1935年，吳文藻邀請拉德克里夫-布朗到燕大講學，同樣給燕大學生帶來了很大影響。與拉德克里夫-布朗的交流還幫助吳文藻下定決心，以功能理論和社區研究的方法對于中國鄉村展開研究，破除社會學和人類學界限，在中國推行社會人類學。

除了邀請西方教授來華，吳文藻還主動走出去，與世界各國的學者進行交流。從1936年到1937年，吳文藻和冰心以游學教授的名義，經日本至美國和歐洲游學。

1936年9月，他們先到美國，代表燕京大學參加了哈佛大學300周年紀念大會。在會上，吳文藻結識了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林頓（Ralph Linton）、克拉克洪（Clyde Kluchholn）、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學者。他了解到美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等學科的進展，也向這些學者介紹了中國的學術研究情況，同時也為學生們創造了許多留學機會。

在英國倫敦，吳文藻見到了馬林諾夫斯基。他抓住這個珍貴的機會，完整參加了馬林諾夫斯基一個學期的研討班，同時也向后者介紹了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進展，尤其是“社區研究”的計劃。在巴黎，吳文藻見到了莫斯（Marcel Mauss）、布格雷（Charles Bougle）和葛蘭言（Marcel Granet）等年鑒學派的第二代代表性人物。同樣，他在巴黎大學民族學研究所跟隨莫斯學習了一段時間，并且與莫斯一起制定了研究計劃以及派送學生到巴黎留學的計劃。

此外，吳文藻還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兩周，會見了牛津大學副校長、巴里奧學院院長林賽（A. D. Lindsay），與其討論了牛津大學和燕京大學合作試行“社會研究榮譽學位制”的計劃。

總之，吳文藻這趟旅程所獲甚豐。他了解了西方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發展大趨勢和前沿，收獲了許多新知識，增編了他的“西洋社會思想史”講義。當然，他也向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前沿的學者們介紹了中國社會學的發展和成果，促進了中外學術交流。

在魁閣：團隊合作、屢結碩果

1937年6月底，吳文藻和冰心回到北平。他雄心勃勃，計劃全面推進燕京大學的社會學教育與研究。一周后，七七事變爆發。北大、清華和南開等高校南遷。燕京大學作為教會學校，當時相對安全，時任校長司徒雷登勸說吳文藻留在燕大繼續工作。

對于吳文藻和冰心來說，在山河破碎、日軍橫行的情況下，在燕大師生紛紛投身抗日的消息中，舉家南下、共赴國難是必然選擇。1938年，吳文藻加入云南大學，負責創建社會學系，同時也在西南聯合大學兼課，還建立了燕京大學-云南大學實地調查工作站并擔任站長。

在云南大學，作為系主任的吳文藻再度精心設計學生培養方案，籌劃課程和教學事宜。在云南大學社會學系的發展計劃里，他強調要服務云南本地社會，重視邊疆研究，這依然反映了其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1939年，吳文藻在云南大學成立了“云南民族學會”，意在展開邊疆民族調查，促進邊疆地區的教育和社會發展。

社會學中國化的計劃需要通過踏踏實實的調查研究來加以實現。1940年，為了躲避日軍飛機轟炸，吳文藻全家搬到了當時距離昆明市區十余公里的呈貢。此時，他把“實地調查工作站”也搬到了呈貢的魁閣。在魁閣，吳文藻采用了團隊合作研究的方法，也就是每個研究人員根據自己的選題各自展開田野調查，然后將調查的材料和結論在研討會上交流討論。此種有組織科研形式非常有效。1940年底，吳文藻離開昆明，魁閣交由費孝通主持，將工作延續了下去。研究團隊的成員們產出了大批出色的研究成果，例如費孝通的《祿村農田》、張之毅的《易村手工業》、史國衡的《昆廠勞工》、胡慶鈞的《呈貢基層權力結構》等，“燕京學派”迎來一個學術高峰。費孝通在晚年的回憶中認為，“魁閣”的性質實際上是“在他（吳文藻）的思想號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內地農村的社會學研究工作”，也是“在吳老師盡力支持下用來實行他多年的主張為社會學‘開風氣，育人才’的實驗室”。

離開昆明后，吳文藻依然關心和支持社會科學研究工作。1942年，他發表了著名的《邊政學發凡》一文，呼吁發展“邊政學”。同一年，燕京大學在成都復校。吳文藻又支持李安宅和林耀華在成都燕大分校的工作，二人展開了對于西南少數民族的調查和研究，同樣取得了非常優秀的科研成果。

1944年12月下旬，吳文藻赴美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這成為他再次“走出去”的契機。在會議期間，吳文藻積極聯絡，向太平洋學會研究部提供了許多魁閣研究的動態，推動了費孝通和林耀華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英文世界出版。會后，吳文藻在雷德菲爾德的幫助下，訪問了哈佛大學社會關系學系及商學院工業社會學研究所、耶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普林斯頓大學人口問題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和人類學系、哥倫比亞人類學系等多個學術機構，拜會了耶魯的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哈佛的帕森斯，哥倫比亞的林頓、本尼迪克特和魏特福（K. A. Wittfogel）等學者，創造了許多中國和國際學術界交流合作的可能性。

真學問：治學為己、推己及人

作為燕京學派的領導者和推動者，吳文藻通過開風氣、育人才、走出去和請進來等方式，植根中國土壤，面向中國實際，獨立思考，兼容并包，開創了中國社會學歷史上的一個高峰。在這個過程中，吳文藻體現出了在民族和家國認同背景下敏銳的學術判斷力和清晰的學科自覺意識，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真正做到了不為名、不為利，不汲汲于自己的發表，而是甘為人梯，把大量時間花費在培養學生、提拔后進以及學術建設與服務上面。幾十年后，他培養的學生和建立的學術共同體，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學的重建發揮了巨大作用。他的學問不僅是寫出來的、發表在期刊著作上的，更體現在學生培養和學科建設上。

在給派克的論文集所寫的“序言”中，吳文藻強調，作為一名學者和老師的真正品質，在于把人作為一個目的而非工具。費孝通在一篇紀念潘光旦的文章中說，潘先生這一代學者，最大的特點是學問中有“己”，然后能夠“推己及人”。吳文藻做的就是“為己之學”，進而“推己及人”：他從事學術的出發點是自己真正關心的大問題，并且能夠從學術研究延伸向服務國家和社會。這是一種把人作為目的、有家國情懷的學問，是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學問，也是能夠在歷史長河中留得住的學問。

吳文藻傳——從社會學中國化到重建中國社會學

孫飛宇 著

（第二十一屆文津圖書、北大社2025年度好書）

2025年出版

編輯：黃楷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