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一詞和二萬五千里路程是怎樣產生和計算出來的？

1955年9月27日，北京八一大樓燈火輝煌，授銜典禮休息間隙，幾位胸佩勛章的將軍圍坐閑談。有人隨意問道：“老李，你當年翻雪山走了多少里？”李聚奎笑答：“毛主席不是早說過嗎？二萬五千里！”一句話，引得眾人會心大笑。可轉念一想，當年在槍林彈雨里埋頭趕路，誰真掰著指頭數過呢？“長征”這個詞、這串數字，到底是怎樣落到史冊的？這樁往事，比許多人想象的更曲折。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蘇區。那時的電令里寫的是“突圍”“長途行軍”，并沒有半個“長征”字樣。設想一下，面對蔣介石約百余萬大軍四道碉堡封鎖線，誰也不知道前路有多遠，誰也不敢給行軍長度下定論。當時的作戰計劃是去湘西同賀龍、任弼時的紅2、6軍團會合，一舉開辟新的根據地。也就是說，出發之際，這不過是一場“機動轉移”，并非后來耳熟能詳的“長征”。

“長征”二字最早冒頭，還在萬里之外。1934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介紹國內戰況時，把紅7軍團和紅6軍團的突圍稱為“長征”。無線電被敵截斷，中央紅軍當然聽不見他在說什么。國內的電報里，“西進”這一說法反而更常見，一直沿用到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前后。

轉折發生在1935年夏天。為了迎接即將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師，《紅星》報6月10日刊出博古署名文章，第一次寫下“長途遠征”字樣。兩天后，徐向前在致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電報里大筆寫下“萬里長征”，詞鋒犀利。短短一個月，這個提法就在紅軍內部流傳開來。8月的毛兒蓋沙窩會議文件提到“一萬八千里的長征”，9月俄界會議又說成“二萬余里長征”，長度在不斷刷新。

真正讓“長征”一詞深入人心的，是臘子口突破后的哈達鋪會議。1935年9月18日，夜幕低垂，關帝廟里燈火搖曳。毛澤東環視滿是征塵的指戰員，緩緩說道：“同志們，我們已經走了二萬多里，這是真正的長征，還要再向前！”他話音未落，就有戰士在日記本上工工整整寫下：“從今日起，吾輩皆為長征人。”鄧華和蕭華的日記印證了這一時刻：頭一次，他們在筆記里使用了“長征”。

兩個月后，11月5日，象鼻子灣河畔，毛澤東對直屬隊再談經驗：“從瑞金出發到現在，一年多，腳踏二萬五千里。”這段即興一說，為“二萬五千里”定了調。11月13日，中央正式文件采納這一數字，并在28日的《抗日救國宣言》中公開發布。至此，數字和名詞都靴子落地。

可“二萬五千里”究竟怎么來的？答案隱藏在一個個泛黃的小本子里。長征路上，許多干部堅持記日記，紅5團政委蕭鋒記得極細：每日天氣、行軍里程、戰斗地點、彈藥消耗，甚至誰背了多少糧，他都寫得清清楚楚。紅1軍團作戰科把分散在各部隊的日記、行程表一一匯總，粗略計算出平均八千三百余公里——折合二萬五千里。統計方法很樸素：先按地圖測距離，后加上翻山越嶺的折算，再扣除原地休整日行軍為零的時間，得出這一驚人數字。今天看來，它不至于精準到米，卻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條件下已經相當嚴謹。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里程僅限于紅一方面軍。整個紅軍先后共有五支主力踏上征途：7月先行北上的紅7、紅6軍團，10月的中央紅軍，隨后11月出發的紅25軍，1935年11月離湘的紅2、6軍團，以及翻川藏高原輾轉而來的紅四方面軍。粗略一算，五支部隊的總路程超過六萬里。紅四方面軍南北折返，累計萬余里；紅二方面軍從湖南到甘肅，跋涉兩萬多里；而朱德、劉伯承率領的左路軍在四川、青海之間三進三出，竟走了三萬五千里。朱老總后來戲言：“人說二萬五，我又多添一萬。”一句笑談，道出這組數字的象征意味。

數字固然醒目，詞語的分量更重。1936年8月，黨中央在保安決定編輯《長征記》，向世界講述這段征途。次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印成，首次系統披露沿途戰斗、里程和損失。緊隨其后的報道與外電呼應：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國內的《月報·二萬五千里西行記》，三百余日的驚心動魄廣為人知。“長征”與“二萬五千里”由此固定，成為新聞、文學、歌曲里的高頻詞。蕭華的《長征組歌》里唱道：“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更添傳奇色彩。

需要強調的是，“長征”并非單純的里程描述，而是包含了政治決策、戰略機動、群眾基礎、國際視角等多重意涵。名稱的漸次成型，反映了黨在復雜戰爭環境中的策略調整；路程的計算方法，則折射出紅軍在極端艱苦條件下依舊保持的嚴謹作風。通過這些細枝末節，可見那個年代的革命者不僅勇，而且細，他們用筆尖記錄下血火行程，也為后世研究提供了坐標。

時光流逝，二萬五千里成為定格。它所傳遞的并非簡單的數字，而是一次開天辟地的戰略轉移，是數萬普通士兵咬牙前行的足跡，是無數日記里冒著油墨香的心跳。每當人們提及“長征”，腦海里浮現的不僅是地圖上的曲折路線，更是那段從未言棄的堅韌。透過歷史檔案與親歷者記錄，能夠辨析出“長征”與“二萬五千里”產生、傳播、定型的來龍去脈，也能讀懂一種精神是怎樣被一步一步丈量、被一頁一頁寫下，最終鐫刻在民族記憶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