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草變“鈔票”？窮山惡水之間靠土法造紙打贏金融戰

文│牛長立

大別山革命根據地造紙的歷史，是一部前工業革命時代，延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的手工工場生產的歷史，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最偏僻、最落后地區之一的非近代機械造紙工業的歷史，但卻支撐著根據地經濟與宣傳戰線所必需的紙張供應。

01.

告急：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印刷廠的制版工人

根據地出版發行所需紙張的生產，是中國共產黨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伴隨著革命戰爭的需要而創建起來的。紙張用于印制根據地鈔票，起著保護根據地經濟的武器作用；用于印制宣傳書刊、發行文件，服務于宣傳、教育，團結、組織人民，揭露、打擊、分化、消滅敵人，發揮著重要作用。

1930年6月成立的新縣箭廠河楊家畈石印科，印制貨幣時，首先是銀行決定每批貨幣的印數，接著由專職押運員將計算好的紙張送石印科，其后石印科按中張24開裁切，分工序進行印制，印好之后，經清點、打捆，印刷工人加蓋號碼，押運員送交銀行，銀行加蓋印章后即向外發行。鈔票用紙“多少紙張應印制多少貨幣都有明確規定，對缺少數額的要有文字報告和實物為證。”這一管理制度被嚴格遵守，其原因之一，恐怕也與紙張的缺乏有關。

1931年6月，《皖西北特委關于各部門工作情況給中央的報告》曾指出，“紙張困難，價既奇高（光紙每刀二元八角），而且買不著，正在想辦法改良本地所出之皮紙等，以便應用。”惡劣的戰爭環境下，蘇區只能以質量較差的紙張進行印刷，但它們及時傳達了蘇區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反映群眾的呼聲，推動了蘇區各項工作的開展。

硝煙滾滾的抗戰中，根據地紙張依然奇缺。據擔任過《大洪報》印刷工作的《七七報》最早油印員黃有權回憶，“1939年6月中、下旬，《七七報》創刊之前，邊區黨委宣傳部長夏忠武同志叫我跟黨委機關的總務科長駱近丘同志到石板河（距京山八字門約30華里的小集鎮）去采購一批有光紙和一些油墨。他囑咐說，不論什么顏色的紙，白的、黃的、紅的都要。我們到石板河走了一趟，見到有光紙就買，共計才買了二三十張。”

石印機

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紙張的來源主要途徑有五條：手工工場生產紙、工人改良紙、戰爭繳獲紙、地下黨購買紙和商人販運紙。抗戰時期根據地紙張的來源，延續了土地革命時期手工工場生產紙、地下黨購買紙和商人販運紙的傳統，可能也有一部分來源是戰爭繳獲紙。如五師和鄂豫邊區的建設銀行印鈔廠用紙，主要是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從敵占區采購一些機器和原材料，由他們冒著生命危險，闖過敵人封鎖從武漢運到根據地；也有一些材料和器械是聘請敵占區進步技術工人，由他們帶來的。如從漢口動員來的技術工人李杰，一次就帶來兩部石印機，他同時還購買了兩部石印機，三十多塊銅版，一批高質量的鈔票紙、藥水、油墨、桃膠等原材料；此外還有通過邊區邊緣地區的小城鎮進步商會和進步商人購進的機器和原材料。像曾兼豫鄂邊區建設銀行鄂東分行行長的王正道，他以銀行的名義，與黃陂梅店召開商會達成購買協議，一般原材料按原價加10%～15%，鈔票紙等貴重物資按原價加30%進行收購。像在孝感周家巷建立的采購辦事處，通過三汊埠敵人據點內的王惠卿的關系在漢口訂購了大批機器和原材料，其中有圓盤機1部，石印機4部，石版8塊，以及大批紙張、油墨、桃膠等。還有像新四軍七師所用的紙張、油墨和印刷工具全靠敵占區小商販，從巢湖、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一點一點地偷運到根據地。

隨著國民黨軍事“圍剿”，經濟“全面封鎖”，日寇的侵略占領，給根據地建設帶來極大的困難，尤其是紙張的缺乏導致學校沒有課本，報刊不能發行，文件印刷不成，甚至領導機關發個通知也很成問題。面對敵人越來越嚴的封鎖，而紙張需求量卻越來越大之現狀，根據地就自己設法開辦手工造紙廠，土法生產紙。

02.

維艱：土法造紙的實踐

大別山革命根據地造紙業的發展，是隨著印刷業、印鈔業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1930年2月，蘇維埃政權機關就曾提出：“必須依靠自力更生的辦法，來緩解紙張緊缺的局面。”

造紙廠的生產情況根據不同時期有所變化：

蘇區時期——西河灣造紙廠

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曾在商城、新集、宣化店等地辦有造紙廠和印刷所，如商城的微家沖、西河灣等地曾創辦了紅日造紙廠，金崗臺山下鄧樓村創辦西河灣造紙廠。

1930年3月建起的西河灣造紙廠，廠房主要是由逃亡地主丟下的32間空房屋組成，此外再借了農民的一些房子和撈紙工具。紙廠將西河灣內外會撈紙的人組織起來，4月份造出了一批紙張交公。由于當時所用造紙原料盡是稻草，造紙廠生產設備和制作方法也很陳舊，所生產的紙張粗糙發黃，不能滿足鄂豫皖省委和中央分局用紙的需要。根據撈紙師傅的意見，造紙廠廣泛收集舊書報、廢賬本和廢紙，將其摻入稻草漿一起抄紙，同時改善生產設備，提高技術水平，改革泡漿、漂白、鍋蒸、池漾、灌袋、裝缸、抬簾、撈紙、上墻、烘干等一系列工序，反復試驗，終于造出了又細又白的紙張，產品質量顯著提高。后來廢舊紙收集量不斷增加，用它兌料的比例也由30%增至70%以上，紙的質量也越來越好。

造紙廠生產的是毛邊“抬簾紙”，每張長4尺2寸，寬1尺8寸，每100張為1刀，每刀重4市斤。平均日產30多刀。從1930年4月開始至1932年9月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紙廠人員隨軍轉移為止，造紙廠總計生產了大約3萬多刀各種顏色的“抬簾紙”，緩解了國民黨對紙張封鎖造成的困難。后紙廠根據不同需要添加各種顏料，又生產出紅、黃、藍、綠等顏色的紙。

抗戰時期——東岳廟造紙廠

1943年12月，鄂豫邊區黨委宣傳部長夏忠武決定吸取民間土法造紙的經驗，責成陳英到信陽譚家河的土紙作坊去考察，設法把土紙生產技術加以改進，自辦造紙廠，制造適于印刷書報的紙張。考察后，選定了大悟山南麓、黃陂蔡店附近的東岳廟為紙廠廠址。

東岳廟中的大小平房、樓房數十間可供紙廠生產生活，廟內空曠地可作原料曬場，廟后山溝的溪水引入后可供沖洗紙漿和生活需用。造紙所需原料的構樹皮和洋桃條，東岳廟一帶滿山都是。發動附近農民剝構樹皮和采伐洋桃條由紙廠定期收購，成了附近農民新的副業。作為另一種原料的稻草更是取之不盡。造紙所需石灰農民會燒制，水堿可用灶灰熬制，這些物資均是向農民收購來的。

從開始籌辦至1944年4月，僅半年時間造紙廠就正式建成投產。生產所需的人才，除請來兩位技術師傅外，完全靠自己培養訓練。生產全由手工操作，設備都是土法上馬，自力更生解決一切困難。全廠人數最多時近百人，每天可生產出50～100刀紙（每刀紙為100張，10刀為一捆）。日本投降后，國民黨反共頑固派陰謀發動內戰，圍攻五師。紙廠1944年底生產被迫停止。

03.

成功：造紙工作為戰爭服務

大別山根據地造紙廠采用的是工場化的手工業生產模式，而非近代機械化造紙。這是殘酷的對敵斗爭形勢使然，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根據地造紙業中的反映。利用植物纖維制造紙張，是中國發明的。自東漢蔡倫總結勞動人民積累的經驗創造出第一張植物纖維紙，我國的造紙業少有變化。直到抗戰前不久，國民政府才在廣州建設了一座成規模的制漿造紙工廠，可以生產機械木漿與少量亞硫酸鹽木漿，可惜沒有開工幾天，“七七事變”爆發便淪入日寇手里。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后方的機器紙廠大大小小總共有15家，經常開工的約有7家，日產量最高紀錄是10噸掛零。

大別山革命根據地造紙業的生產能力在抗日戰爭時期較土地革命蘇區時期有所增強，但始終無法與國統區的后方相提并論，更與日寇的淪陷區相差懸殊。若以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日產量1刀相當于4市斤計算，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日產量為60公斤，抗戰時期為100～200公斤，僅僅為國民政府后方的0.6%、1%～2%，為日占臺灣時期的0.05%、0.09%～0.18%，為日占偽滿洲的0.02%～0.03%、0.03%～0.1%。

就是在如此艱苦、簡陋的條件下，在錯綜復雜、艱苦卓絕的斗爭環境中，根據地的手工造紙生產，維持著根據地印刷事業的發展，使得宣傳工作這門“政治大炮”，牢牢地插在敵人的心臟中；由于技術水平的限制，根據地的改良紙和生產紙很少能夠達到印刷紙幣的要求，但它們與其他途徑獲得的紙張一起，促進了根據地金融戰線的需要，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