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85年那個秋天，古龍把自己的日子過到了頭。
這一年，他才四十七，正是壯年。
臨走那會兒，旁人問他有啥放不下的。
他腦袋晃了晃，甩出一句硬邦邦的話：“追悼會就免了，干咱們這行寫武俠的，死也要死得漂亮，像個大俠。”
這話聽著那是相當提氣，可你要是翻翻他當時的日子，那叫一個慘不忍睹：肝硬化、中風、血壓高到爆表，兜里比臉還干凈，甚至還背了一身還不完的酒債。
不少人替他惋惜，覺得這人把老天爺賞的一碗“才氣”飯，給砸了個稀巴爛。
可你要是把他這輩子掰開了揉碎了看，你會發現，古龍這輩子根本不是失控的賽車，而是一連串精明到骨子里的“買賣”。
他心里一直有本賬。
他不光算得門兒清，而且每次都敢把全部身家押上去。
第一筆買賣：拿“低端”換活路
古龍剛開局拿到的牌，簡直爛透了。
1938年生在香港，后來漂到臺灣。
爹是玩政治的，娘沉迷牌桌，家里別說熱乎氣，簡直就是個冰窟窿。
最后爹媽散伙，當爹的找了新歡，把他和弟弟像垃圾一樣扔在一邊。
按理說，這種環境長大的娃，要么爛在泥里混黑道，要么咬碎牙關考功名。
古龍起初走的是后一條路。
這小子是個讀書種子，考進了成功中學、淡江英專。
不出意外，他本該是個翻譯官或者教書匠。
偏偏這時候，現實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腦子里裝的是莎士比亞、海明威這種西洋文學的高級貨，肚皮卻餓得咕咕叫。
是守著“文學夢”餓死，還是放下身段填飽肚子？
他的選擇是：寫武俠。
那個年代的臺灣，武俠小說那是地攤貨，是引車賣漿之流打發時間的玩意兒。
對一個讀外文書的文藝青年來說，干這個簡直是自降身價。
可古龍心里有數：寫詩寫散文，那點稿費連兩斤花生米都買不起；寫武俠，給的多，能換大酒，能吃大肉。
1958年，他把筆鋒一轉，干了。
這步棋的高明之處在于，他雖然是為了碎銀幾兩去寫“俗書”，但他手里的家伙事兒卻是“頂配”。
他根本不屑于寫什么招式套路、門派恩怨。
他把海明威那種短促有力的句子、日本偵探小說的懸念、西洋文學里對人性的解剖，一股腦全倒進了江湖里。
從這時候起，他找到了自己的獨門絕技：降維打擊。
他筆下的男主角，不是正襟危坐的大俠，而是賭鬼、浪蕩子；女主角也不是刻板的俠女，是舞女、是情人、是酒杯里的倒影。
《多情劍客無情劍》里，李尋歡的飛刀哪里是刀，分明是中年的無奈；《絕代雙驕》里，小魚兒和花無缺也不只是復仇，那是逃不掉的命。
為了活命，他不得不寫；為了不吐，他不得不變。
誰承想，這原本為了混口飯吃的權宜之計，愣是讓他砸出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古龍江湖。
第二筆買賣：拿“安穩”換自在
時間晃到70年代，古龍的名號響徹江湖。
這時候，人生給他出了第二道選擇題：日子到底該怎么過？
其實老天爺待他不薄。
在和幾個舞女有過幾段露水情緣，甚至搞出私生子后，他碰上了梅寶珠。
這姑娘是標準的好媳婦，高中學歷，文靜懂事。
她嫁給古龍，還給他生了三個大胖小子。
這會兒的古龍，錢有了，名有了，家也有了。
按常理，這時候最劃算的活法是：收心養性，老婆孩子熱炕頭，把“浪子”洗白成“一代宗師”。
可古龍偏不。
這段婚姻也就撐了三年，徹底崩盤。
為啥？
不是梅寶珠不行，是古龍心里的算盤打法不一樣。
對他而言，家的溫暖就是繩索，意味著每天得對著同一張臉吃同一碗飯。
對于一個靠靈感和荷爾蒙活著的人，平淡的日子簡直是慢性毒藥。
他的徒弟丁情看得最透：“古大俠骨子里就是風里的沙，根本落不了地。”
于是，古龍做了一個讓旁人跌破眼鏡的決定：不當“好丈夫”，徹底做回“浪子”。
離了婚，他徹底撒了歡。
舞女、明星、女學生，身邊的女人換得比走馬燈還快。
這種活法雖然在道德上被人戳脊梁骨，但從寫作上看，卻是他保持高產的燃料。
他要刺激，要新鮮，要那種在紅塵里翻滾的痛快勁兒。
女人是故事的起筆，分手是故事的落款。
最瘋的時候，他同時周旋在四個女人之間，還得應付四家出版社的催稿。
結果喝高了，把稿子寄串了門，搞得編輯大半夜還得改封面。
這種亂糟糟的日子，常人一天都受不了，古龍卻樂在其中。
他用破碎的婚姻，換來了創作上的絕對自由和情感上的持續高潮。
這筆買賣，做人的賬本上是虧的，但在藝術的賬本上，他覺得自己賺翻了。
第三筆買賣：拿“壽數”換痛快
古龍晚年最大的爭議，就是他對身體和鈔票的揮霍。
大伙都知道他是酒蒙子，可很少有人琢磨，他為啥喝得這么不要命？
是因為酒好喝？
當然不是。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龍雖然住著豪宅，但家里經常冷鍋冷灶，冰箱打開只有啤酒。
他當時簡直是分裂的：一邊是出版商揮著支票排隊求稿，一年出五六本，一周寫十幾萬字；另一邊，內心巨大的空洞像黑洞一樣要把他吞了。
這時候，他做了人生最后一筆，也是最慘烈的買賣：拿錢和命，買“熱鬧”。
他寫字極快，拿到稿費就組局。
朋友來了，管你是真情還是假意，他一口一個“兄弟”，XO洋酒像自來水一樣往外倒。
有人算過，他是臺灣最存不住錢的大作家。
他自己卻嘿嘿一笑：“怕啥，我還有這顆腦袋。”
但這背后的真相挺凄涼：他怕孤獨。
他寫過一本《歡樂英雄》，書里嬉皮笑臉，熱鬧非凡。
可實際上，寫這書的時候，他剛被情人甩了，老爹也沒了，自己正陷在抑郁和酒癮里爬不出來。
他用紙上的“歡樂”掩蓋日子的苦，用酒桌上的“喧囂”抵抗骨子里的冷。
1984年，古龍第一次中風。
醫生下了通牒：再喝，就是找死。
擺在面前的路很清楚：
選A：戒酒保命，當個茍延殘喘的病號。
選B：繼續喝，維持“古大俠”的體面，直到掛掉。
換做旁人，肯定選A，畢竟好死不如賴活著。
可古龍選了B。
朋友去探病，躺在床上的他還貧嘴：“醫生不讓嘴喝，我心里正喝著呢。”
僅僅一年后，1985年，一場大醉再次引發中風，這回他沒能醒過來。
走之前，他對那種小心翼翼、為了長壽而長壽的活法嗤之以鼻。
因為在他的字典里，“痛快”永遠比“長久”值錢。
回過頭看
古龍這四十七年，其實就是不斷地在做“短線投機”。
他沒像金庸那樣，把人生修成一座莊嚴的廟堂；他把人生過成了一家永不打烊的小酒館。
他用出身的苦難換來了看透人心的眼力；
他用家庭的破碎換來了無牽無掛的浪子人設；
他用身體的透支換來了短暫卻耀眼的燃燒。
你說他虧了嗎？
要是算壽命、算存款、算世俗的安穩，他虧得連褲衩都不剩。
但要是算留下的文字、算在讀者心里的分量、算他自己追求的那種“快意恩仇”，他賺大發了。
他曾在書里寫道：“只要有美女和美酒，無論如何，人生總是值得活的。”
這句話，不是他隨手編的臺詞，是他拿命踐行了一輩子的信條。
世上再無古龍，因為沒人敢像他這樣，把人生這筆賬，算得如此決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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