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特朗普政府以信仰之名發動戰爭，并以此為外衣披上正義性

美媒稱，美國總統長期以來在戰時以及為奔赴戰火的士兵祈求上帝的祝福。

但特朗普政府傾向于暗示其權力獲得了神授，并以信仰為外衣為其對伊朗的戰爭披上正義性，這可能侵蝕另一項長期秉持的政治傳統。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長期宣稱其行為是在執行真主的意志，并頌揚戰爭中的殉道為神圣獎賞。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解釋當前戰爭時，部分援引了猶太節日普珥節，該節日紀念《以斯帖記》中所述猶太人從波斯帝國滅絕陰謀中獲救的事跡。

特朗普政府日益增長的宗教色彩反映了共和黨意識形態的硬化，以及隨著“MAGA”運動興起而影響力日增的更為激進的福音派信條的影響。這凸顯出該黨高層官員越來越愿意強調其自身的宗教教義，即使冒著觸怒其他信仰者或無信仰者的風險。

這可能部分關乎個人信仰。但這也是一種權力游戲，因為黨內各官員都在爭取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這是特朗普正在削弱的選民基礎中的重要支柱。“這并不那么令人驚訝，”弗曼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教授吉姆·古斯表示，“（但）他們那種非常、非常明確且極具宗派色彩的做法，無疑是前所未有的。”

對許多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而言，政治中的靈性話題幾乎具有爭議性。但信仰未必具有黨派性。一些信徒擔心他們的宗教正被濫用來為戰爭辯護。憲法規定的宗教與國家機構之間的分離原則是否得到尊重，也懸而未決。雖然公開的宗教言辭能為許多人提供慰藉，但也可能邊緣化其他人。這在奉行多種信仰的軍隊中是一個尤為尖銳的問題。而且美國人也有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權利。

特朗普的現代前任們往往避免將中東戰爭呈現為宗教事業。他們希望剝奪宣揚“吉哈德”或“圣戰”的對手的合法性，并意識到基督教色彩可能給穆斯林盟國帶來政治麻煩。這些言辭也可能成為恐怖組織的招募口號，并使美國人在海外成為目標。畢竟，奧薩馬·本·拉登向美國宣戰的理由之一，便是1990-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美國軍隊或“十字軍”駐扎在沙特阿拉伯。

2001年9·11襲擊后，喬治·W·布什總統曾有一次失言，將“反恐戰爭”稱為“十字軍東征”。后來他表示：“我們的戰爭不是針對某個宗教，不是針對穆斯林信仰。”

相比之下，赫格塞斯認為政治正確的語言束縛了美國的“戰斗人員”。他的胸口紋有耶路撒冷十字架——一個與十字軍東征相關的宗教符號。

赫格塞斯是美國闡述戰爭時新宗教基調最清晰的體現者。

五角大樓在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等媒體發表的聲明中辯稱，他頻繁使用的基督教言辭，與喬治·華盛頓在福吉谷的祈禱或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二戰期間向部隊分發《圣經》的做法并無不同。

對赫格塞斯的批評并非質疑其信仰的真誠性，而是聚焦于他作為公職人員是否應該如此突出地利用信仰。這位國防部長經常暗示美國的戰爭獲得了神的認可。例如，他將復活節期間在伊朗對美國一名飛行員的營救比作耶穌復活。

信仰和宗教就其本質而言是絕對的。但結束戰爭所需的外交必須是臨時的，且足夠靈活，以便讓對手能夠宣稱取得不同的結果。許多關于土地或資源的中東戰爭因其宗教維度而令調停者的努力受挫。

赫格塞斯使用信仰的方式也令批評者擔憂，這會削弱真正民主社會的保障，例如新聞自由。例如，他在周四引用一則寓言，將批評美國戰爭宣傳的記者比作法利賽人，即“那個時代自封的精英”，他們懷疑耶穌的“良善”。

赫格塞斯遠非第一位用《圣經》術語描繪軍事行動的軍隊領導人。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將軍在諾曼底登陸的命令中，將盟軍對歐洲的進攻稱為“偉大的十字軍東征”，并祈求“全能上帝保佑這項偉大而崇高的事業”。

但在此后的幾代人中，美國在宗教上變得更加多元，甚至世俗化。“我認為國家已經大不相同了，在這種情況下看到公職人員使用這種宗教語言，在某種程度上真的是一種時代錯位，”古斯說。

一些宗教領袖對黨派政客臆測神意的景象感到擔憂。

“這變得'更加令人擔憂，因為它如此明確地將總統及其政府與假定的上帝意志、甚至上帝的形象聯系在一起，‘”華盛頓主教管區的主教瑪麗安·巴德周三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凱西·亨特表示。

宗教正當性或許能給參戰者及其領導人帶來安慰。但戰爭中的許多主角都認為上帝站在自己一邊。亞伯拉罕·林肯總統在其第二次就職演說中指出，聯邦軍和邦聯軍的士兵“都讀同一本《圣經》，向同一位上帝祈禱，每一方都祈求祂幫助自己對抗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