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井奎（上）：大家都知道，可為什么沒有人說破？

李井奎

為什么有些事情人人心知肚明，卻只有在“大家都知道別人也知道”的那一刻，才真正改變局面？

這是史蒂芬·平克常在新作《共同知識》中討論的一個與日常生活非常貼近的問題。作為《共同知識》一書的譯者之一，李井奎認為這本書是平克思想譜系中的一座橋梁，把語言、心智、理性、博弈、社會規范、取消文化等要素串成了一條連貫的線索。

職場中的委婉、親密關系中的沉默、國際政治中的尊嚴、市場中的預期等這些看似分散的現實，背后都藏著同一個深層次的問題：什么信息一旦成為“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別人也知道”的事實，社會就會因此改寫規則？

本次訪談，李井奎從語言學、認知科學、博弈論一路談到戰爭、面子、取消文化、網絡傳播、AI與經濟預期，勾勒出“共同知識”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生成、擴散，也如何被刻意回避。

采訪者：學人scholar志愿者陳黃蕊、韓宗洋、梁慧琳

01

什么是“共同知識”：從《皇帝的新裝》到日常對話

學人： 史蒂芬·平克是“大名頭”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或者曾聽說但了解不深。如果讓您介紹一下平克，您會怎么介紹他？同時，還想請您講一講您和平克以及這本書的“結緣”，您是如何走向對平克的翻譯和研究的？

李井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一位享譽全球的加拿大裔美國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和科普作家，現任哈佛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Johnstone Family Professor） 。他因廣泛宣傳演化心理學和心智計算理論而聞名，被譽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我最早知道平克教授，是因為我的太太葉星，也就是《共同知識》這本書的第一譯者，她畢業于浙江大學心理系。她是平克教授的粉絲，經常提到平克教授的著作。

同時，也是因為湛廬文化引進了他的大部分著作，比如《語言本能》《思想本質》《心智探奇》《當下的啟蒙》《理性》等等，使我有機會深入了解他的思想。他給我打開了另外一扇知識的大門，讓我了解到如何通過認知心理學來理解人類的思維、情緒和語言，尤其是他對語言的分析，讓我感到尤為震撼，把我從經濟學“理性人”的迷夢中驚醒。當然，或許也可以這樣說，他的這些著作深化了我對“理性”的認識和理解，這本《共同知識》就是這樣的著作。和平克這本書結緣，可能是始于我對生活中“儀式”問題的癡迷，我在譯者序里也提到，我讀《三國演義》時對禪讓大典這類儀式感到很不解，因為它似乎并沒有實際的意義。直到后來讀到了韓裔美國政治學者崔碩庸教授的《理性的儀式》一書，我才如醍醐灌頂一般，對“理性”的社會含義有了更深刻的領會。我參加過湛廬文化的幾次活動，自然也向湛廬文化表達過對他們引進平克著作的感謝，她們也了解我的讀書和研究興趣，于是就邀請我和我太太來翻譯這本書。這也是我和我太太的榮幸，使我們有機會與平克這位思想大師作這種方式的思想交流。

學人：這本書的核心概念是“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一般讀者對這個概念可能會比較陌生，您作為譯者如何理解“共同知識”？它與“廣為人知”的關鍵差別是什么？平克主要做語言學的研究，他在這本書中由“共同知識”這個概念，討論了很多社會中常見或熱門的話題。在您自己的翻譯理解里，這本書和平克平素的思想體系有什么樣的聯系？

李井奎：不錯，要理解“共同知識”，確實需要先從概念辨析入手，再將其置于平克宏大的思想體系中。“共同知識”是這本書的基石，它與我們日常所說的“廣為人知”有著天壤之別。為了更直觀地說明，我們還是來看書中引用的《皇帝的新裝》這個例子。《皇帝的新裝》里，在孩子喊出真相前，每個大臣和市民都私下知道皇帝沒穿衣服，但他們以為只有自己知道（或不確定別人是否知道），所以都保持沉默。在孩子喊出“他什么也沒穿啊！”之后，這句話將所有人的“私人知識”瞬間轉化為“共同知識”。大家不僅知道皇帝是光著的，而且知道別人也知道，于是哄笑和議論才成為可能。 這里的關鍵差別是，“廣為人知”是靜態的、平行的信息堆疊；而“共同知識”是動態的、循環的認知確認。它創造了一個“公開的秘密”或“明擺著的事實”的場域。正是這種“我知道你知道”的無限確證，賦予了它改變游戲規則的力量——它能打破“沉默的螺旋”。

翻譯完這本書，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共同知識》并非平克思想體系的“旁逸斜出”，而是一座精心搭建的橋梁，將他過往研究的幾個核心板塊完美地串聯了起來。平克以語言學家和認知心理學家身份聞名于世，他的早期作品如《語言本能》《思想本質》都旨在揭示語言是洞察人性的窗口。在《共同知識》中，語言再次成為主角。平克指出，語言是“最早、最無所不在的共同知識”。想想我們使用的每一個詞，比如“鹽”。我能自信地向你要“鹽”，不僅因為我知道這個詞指什么，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也知道，并且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如此循環。詞語的意義本身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共同知識”，是社會協調的最基本工具。這本書可以說是他從“共同知識”這個全新且根本的視角，重新審視了語言的社會契約本質。

平克一直致力于用認知科學和進化心理學的“計算理論”（心智就是一套計算器官）來解釋人類的各種現象。在《共同知識》中，他直面了一個難題：人腦的“工作記憶”有限，根本裝不下“我知道她知道我知道……”這種無限嵌套的句子，那我們是如何處理共同知識的呢？他的解答非常“平克式”：我們的大腦并非真的在進行無限計算，而是進化出了一種強大的直覺。我們能夠憑借一個“公共事件”（比如公開的宣告、明顯的信號），瞬間感知到某件事已經成為“明擺著的事實”。這正是用認知科學的理論，去解釋一個復雜的社會現象背后的心理機制。如果說《思想本質》探討的是語言如何反映我們的空間、時間、因果關系概念，那么《共同知識》則將這個窗口完全打開，讓我們看到整個社會世界的運轉邏輯。

《共同知識》

作者: [美] 史蒂芬·平克

譯者: 葉星，李井奎

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出品方: 湛廬文化，2026-1

學人：最近美國、以色列和伊朗開戰，美國多次施壓，最終不宣而戰，特朗普公開勸降伊朗，而伊朗現政府拒絕談判，在之前的談判中，美伊之間常常在談判的共識上出現問題，在這本書的論述中，有關于戰爭的部分，講述有很多戰爭，并不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的，而是從公開的尊嚴等 “共同知識” 的角度爆發的，您能否解釋一下“共同知識”在戰爭中的作用？

李井奎：用平克的框架來觀察當前美伊的緊張對峙，確實能讓我們看到很多傳統的利益分析之外的東西。“共同知識”在戰爭與和平的博弈中，扮演著一個既微妙又決定性的角色。它并非直接引發戰爭的“火藥”，而更像是一個無形的“戰場”或“協調機制”——戰爭的爆發與避免、升級與降溫，往往取決于相關各方是否成功建立或摧毀了某種“共同知識”。

在國際關系中，公開的宣戰、最后通牒，或者像特朗普那樣公開“勸降”，都具有這種將局勢“升維”的魔力。在美伊關系中，雙方其實都清楚對方的底線和訴求（比如伊朗知道美國想限制其核能力，美國知道伊朗想解除制裁）。但在談判桌上，這些都屬于可以討價還價的“私人信息”。然而，一旦特朗普通過推特或電視講話公開呼吁伊朗領導人“坐下來談”或“做出選擇”，這就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共同知識：全世界、包括伊朗的民眾和軍方，都同時知道了美國的這個公開立場。這極大地壓縮了伊朗領導層的回旋余地。

平克在書中論述，很多沖突并非為了實在的利益，而是為了“尊嚴”。這正是因為“尊嚴”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共同知識問題。當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被公開“勸降”或羞辱時，這個“羞辱”就成了全世界都看到的共同知識。如果他此時選擇屈服，那么“軟弱”和“屈服”本身也會成為新的共同知識，這會嚴重動搖其在國內的政治合法性和盟友間的信譽。因此，即使從利益角度出發，談判可能是最優解，但從維護尊嚴（即維護自己在各方認知中的地位）的角度出發，公開拒絕甚至對抗，反而成了唯一的選擇。你提到的“伊朗現政府拒絕談判”，很大程度上正是對這種公開形成的“共同知識壓力”的必然反應。

傳統的博弈論認為，只要雙方對彼此的實力和意圖（即“基本面”）有完全信息，就能找到避免戰爭的方案。但是談判失敗，甚至走向戰爭，還有一個核心的原因，那就是出現了 “關于不確定性的不確定性”。怎么講呢？這就好比是在“我知道”和“我知道你知道”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假設美國提出一個方案，伊朗私下覺得可以接受。但問題在于：美國不知道伊朗是否真的認為“美國認為伊朗會接受”。這是一種遞歸的、無限嵌套的猜疑鏈。美國可能誤判，認為伊朗已經明確知道了美國的決心和底線（即“這是最后通牒”）。但伊朗可能并不這么認為，或者伊朗認為美國誤判了伊朗的決心。最致命的是，雙方都無法讓對方確信自己已經“知道”了對方知道的東西。事實上，幾十年的敵對，導致雙方極度缺乏信任。這種信任缺失，使得任何一方的公開表態和私下傳遞的信號，都很難成為對方眼中的“共同知識”。伊朗可能會想：“美國說談判，但國內強硬派會同意嗎？以色列會施加什么影響？”美國也會想：“伊朗最高領袖說可以談，但革命衛隊會聽嗎？他們是不是在拖延時間？”當這種對“對方是否真的知道”的疑問無法消除時，談判的基礎就不復存在，任何小的誤解都可能被無限放大，最終導向沖突。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學人：書里最有現實沖擊力的部分，就是避免“共同知識”。人類不僅制造“共同知識”，也經常刻意避免“共同知識”，如委婉、暗示、保持可否認性，因為說破會破壞關系或秩序。您覺得書里避免“共同知識”的論證，最能解釋哪類日常現象？比如職場、外交、親密關系、輿論……在中文語境，委婉、面子等概念是不是天然就帶有“避免共同知識”的功能？

李井奎：在《共同知識》這本書的論證框架下，我認為最能解釋，也最能讓中國讀者感同身受的現象，莫過于 “潛規則”的運作、人際關系的“溫差”調節，以及公共輿論的邊界感知。而中文語境下的“委婉”、“面子”等概念，確實天然就是“避免共同知識”的最精妙的社會工具。

想想你在工作中遇到的情況。比如我想求同事幫忙，想讓同事幫忙分擔一個棘手的項目，你不會直接說：“這個活兒你幫我干了吧。” 你可能會說：“哎呀，這個項目deadline太緊了，我一個人實在搞不定了，真頭疼。”如果同事說：“是啊，最近大家都不容易，我手頭也還有三個報告呢。” 你就懂了，他在婉拒。關鍵在于，這個“拒絕”并沒有被“說破”。它沒有成為“共同知識”。因此，第二天你們見面，依然可以談笑風生。你保留了“我并沒有開口求你”的體面，他保留了“我并沒有拒絕你”的余地。雙方都心知肚明，但誰也沒有那個可以“實錘”的證據。關系得以在安全的“灰色地帶”繼續，避免了因直接沖突而產生的尷尬和裂痕。這就是“可否認性”的神奇力量。

再比如說，夫妻吵架后，一方主動做頓飯，或者幫對方倒杯水。這是一種示好，但并沒有說“我錯了，我們和好吧”。因為一旦說破“我錯了”，就相當于承認了之前的爭吵中自己是過錯方，這可能會引發新一輪的爭論。通過行動（而不是言語）傳遞的和解信號，保留了雙方的面子，讓關系可以在心照不宣中恢復。

中國有句老話，有些事“不上秤沒有四兩重，上了秤一千斤打不住”。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中國式觀察。在輿論場上，很多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私下議論紛紛（這是“廣為人知”），但只要沒有被主流媒體公開報道、沒有被官方定調、沒有被刷上熱搜，它就還沒有成為全社會的“共同知識”。

中文里的委婉語極其豐富，其核心功能就是避免讓尷尬或傷人的事實成為“共同知識”。關于死亡：我們不說“死”，而說“走了”、“老了”、“去世”、“千古”。這不僅僅是為了好聽，更是為了軟化那個殘酷事實帶來的沖擊力。當我們說“他走了”，這句話本身沒有把“他死了”這個讓人難以接受的事實，以一種斬釘截鐵的方式擺到臺面上。它留下了一點想象和緩沖的空間，讓聽者自己去體會，從而保護了說話者和聽者之間關于悲傷的共同情感。再比如說，我們不說“上廁所”，而說“去洗手間”、“去補個妝”。這在社交場合至關重要。如果直接說“我去拉屎”，這就創造了一個關于你當前正在進行不雅行為的“共同知識”，會讓在場的其他人感到不適，破壞了就餐或聊天的氛圍。

再比如說“面子”。“面子”的本質，就是一個人的社會價值和尊嚴在公眾中的“共同知識”。給別人“留面子”，就是刻意避免創造一種不利于對方的“共同知識”。假如你發現朋友的伴侶出軌了，或者你看出朋友的窘境，你選擇不說破，給他保留面子。因為一旦說破，那個殘酷的真相就成了你們之間無法回避的“共同知識”，你們的關系將不得不面對這個沉重的壓力，再也無法回到從前那種輕松的狀態。“看破不說破”，就是用沉默來維系關系的現狀，避免被“共同知識”摧毀。

學人：書中反復提到，一條信息從私下傳播躍遷到公開傳播，會觸發行動相變。您認為這個躍遷通常由什么觸發？是制度公告、媒體事件、權威表態，還是某種儀式？結合書里“房間里的大象”和“皇帝的新裝”的典型場景，為什么信息已普遍存在，卻仍然沒有力量？反過來，有哪些機制能把“共同知識”“壓回去”，讓它重新變成“大家都懂但不說”？

李井奎：你問“為什么信息已普遍存在，卻仍然沒有力量？”——這正是“房間里的大象”的困境。每個人都知道那頭大象（比如公司內部的腐敗、單位里的派系斗爭、某個敏感的社會問題），但它卻毫無力量，因為它只是一個“廣為人知”的私人知識。它無法促成集體行動，因為每個人都在觀望，不確定別人是否真的會站出來，更不知道別人是否知道自己會站出來。那么，是什么力量讓這頭大象瞬間蘇醒，變成那個“說破”的孩子？平克的論述揭示了幾個關鍵的觸發器：一個是權威的公開“認證”。

當某個擁有制度性權力或道德威望的個體或機構，將那個秘密公開說出來時，它就完成了從“私下議論”到“公共事實”的躍遷。第二是媒體的“放大效應”。在傳統媒體時代，頭版頭條的報道；在社交媒體時代，一個話題沖上熱搜榜榜首。這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共同知識”的機制。第三是儀式的“公開宣告”。你提到的“儀式”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觀察。婚禮、葬禮、閱兵、公審大會……這些儀式之所以重要，不僅僅是因為它們的內容，更因為它們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共同知識”的機制。

“壓回去”的機制到底是什么？如何讓“共同知識”重新變成“大家懂但不說”？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有趣。如果說“觸發躍遷”是把大象趕出房間，那么“壓回去”就是把大象重新關回去，或者讓大家假裝它不存在。這在現實中同樣普遍，也更為復雜。

《共同知識》書中雖然沒有專門一章講“壓回”，但我們可以從它的論述邏輯中推導出幾種機制。首先就是制度的“冷卻”與“消音”，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比如，當某個事件引發全網熱議后，相關部門迅速介入，撤下熱搜、刪除帖子、約談當事人，讓這個話題從公眾視野中消失。這種做法并非否認事件的存在，而是切斷了它作為“共同知識”被持續討論和發酵的通道。當信息無法再被公開傳播，它就逐漸從“公共的”退回到“私人的”領域。人們私下里依然可以議論，但失去了集體行動的觸發機制——那個能讓所有人同時看到、同時確認的公共平臺。

史蒂芬·平克

第二是制造“替代性共同知識”，這是一種更高明的“議程設置”。不是直接打壓，而是用一個新的、更引人注目的事件或話題，來覆蓋或稀釋原來的“共同知識”。當一個負面新聞成為全民關注的“共同知識”時，官方媒體突然集中報道一個重大的正面成就（如航天發射成功、重大工程竣工），或者引爆一個娛樂性的八卦熱點，將公眾的注意力和輿論的焦點引導開。這是因為人的注意力和社會的輿論場都是有限的。當一個新的、同樣具有震撼力的“共同知識”被創造出來，它就能有效地“擠占”原有的認知資源。久而久之，原來的那個“大象”雖然還在，但已經很少有人再去談論它，它在公共層面被“壓回”到了私人記憶的角落。當然，還有其他的“壓回”機制，那些可能會涉及更加微妙和復雜的社會心理機制。

02

平克的思想譜系：從語言心智到社會協調

學人：延展來說，“共同知識”作為一種社會運作的背景，是不是也會因為時代、社會不同而有變化？近幾年來，年輕人的一些新風尚也一直是熱門話題，平克有沒有對這種“共同知識”有闡釋？也請李老師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認識和看待這種不同的？

李井奎：是的，平克在書中確實對此有深入的闡釋。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把這一理論與當下的代際變遷對照來看，會發現一種深刻的張力：每一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劃定“該說的”與“不該說的”、“可知的”與“不可知的”邊界。

平克在書中專門探討了“共同知識”的歷史演變。他敏銳地觀察到，現代文明的一個核心趨勢，就是將越來越多的“私人知識”轉化為“共同知識”。這個過程被他稱為“祛魅”（借自韋伯的術語）。在過去千百年間，許多事情是“大家心知肚明但公開肯定”的——比如君權神授的神話、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傳統道德的絕對權威。而現代科學、專業史學、新聞媒體和民主制度，則一步步將這些“假象”戳穿。

你提到的年輕人新風尚，比如“搭子文化”、“社交自覺癥”、“邊界感”，在我看來，本質上是一場對“共同知識”的主動重構。傳統的熟人社會，依賴的是大量“不言自明”的潛規則——那些需要靠長期相處、察言觀色才能領悟的“言外之意”。而年輕人面對流動的、原子化的社交環境，選擇將這些模糊的期待“明碼標價”。這種變遷，是從“我猜你的潛臺詞”到“我們共同確認規則”的轉變。它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平克所說的“可否認性”的一種消解——年輕人似乎在說：與其保留那份模糊的安全，不如用清晰的共識來換取高效和舒適。

然而，吊詭的是，與這種對“清晰邊界”的渴望并存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景焦慮”。平克在哈佛 Gazette 的訪談中，對此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社交媒體創造了一種“感覺像是共同知識，但又不是真正共同知識”的奇怪狀態。因為信息是通過“個性化推送”分發的，你無法確定別人是否真的看到了你看到的東西。但“點贊”、“轉發”和“熱搜”機制，又制造了強大的“病毒式傳播”，讓任何一條信息的受眾都可能呈指數級增長。這種機制帶來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取消文化”的興起。

平克認為，社會規范本身就是一種共同知識——它的存在依賴于“所有人都知道它存在”。當有人在公開場合違反規范而未受懲罰，規范就會受到威脅。社交媒體賦予了每一個普通人成為“規范警察”的機會和誘惑，他們通過公開譴責來維護規范，同時也在自己的社群中獲取聲望。這就像一群孩子出于害怕成為被霸凌者的恐懼而加入霸凌者的行列，最終形成一場“羞辱的雪崩”。

作為譯者，讀到這些部分時，我深感平克不僅僅是在做學術分析，他實際上在為我們這個時代畫像。年輕人追求“極簡關系”和“社交自覺”，本質上是在一個高度不確定、高度暴露的環境中，試圖重新找回對“共同知識”邊界的掌控權。一方面，他們厭倦了傳統社會那種模糊、黏膩、充滿權力不對等的“言外之意”，希望用清晰的共識來構建平等、舒適的關系。這是對“透明”的追求。另一方面，他們又生活在人類歷史上監控最密集、記憶最永久的社交網絡中。一個不慎的發言、一張過去的照片，隨時可能被挖出來，變成全網周知的“共同知識”，帶來毀滅性的后果。這使得他們對“被看見”又充滿了恐懼，不得不發展出極其復雜的“印象管理”策略——小號、分組可見、閱后即焚，都是在主動“壓回”共同知識，為自己保留一些不被算法和他人目光穿透的“私人空間”。

所以，與其說年輕人創造了全新的“共同知識”，不如說他們正身處一場關于“共同知識”的劇烈博弈中：既要享受透明帶來的高效與自由，又要抵御透明帶來的脆弱與風險。他們是在為數字時代的社交，重新發明一種既能利用“共同知識”促成合作，又能避免被其灼傷的生存智慧。

而這種努力，恰恰印證了平克全書最核心的關懷：人類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永遠在“制造共同知識”與“避免共同知識”之間尋找那個微妙的、動態的、能夠安放自我的平衡點。每個時代、每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續寫這個永恒的故事。

學人：“共同知識”如何顯化，如何成為桌面上的游戲規則，其中很重要的機制是傳播。現在的傳播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不同，每個人都能成為知識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平克有沒有對未來網絡社會，甚至AI社會的想象？

李井奎：平克寫這本書時，顯然已經將目光投向了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傳播革命。而作為譯者，我也深深感受到他對未來網絡社會和AI社會的想象，既充滿洞見，又帶著一種冷靜的審慎。

早在2010年，當被問到“人類思維如何與互聯網共同進化”時，平克就給出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回答。他并不認同互聯網正在“改變”人類思維這個流行命題。他的理由是：電子媒介并不會改變大腦處理信息的底層機制——它不會取代“假言推理”或貝葉斯定理，不會改變我們如何從證據中得出結論的基本方式。

相反，平克觀察到的是一個更有趣的趨勢：互聯網并非在改變人類思維，而是在“適應”人類思維。十幾年前萬維網的誕生，其飛躍體現在用戶界面——圖形瀏覽器，它基于計算機的線性處理器硬件，卻成功模擬出了人類熟悉的、帶有窗口、圖標和按鈕的視覺世界。而近年來的趨勢，則是更自然的設計取代了傳統的呆板模式：更自然的用戶界面、對人類專業知識更優化的模擬，以及互聯網技術在社會和情感方面的應用。

這個判斷非常重要。它意味著，當我們討論“共同知識”在網絡時代的變化時，平克提醒我們：底層的認知機制沒有變，變的是這個機制運作的外部環境——信息傳播的速度、廣度，以及“誰在傳播”的規則。

平克在書中其實隱含了一個前提：當我們說“共同知識”時，通常指的是某個相對完整的社會單元（一個國家、一個社群）內部的共識。但在算法推薦的“信息繭房”和“回聲室”效應下，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新的現象：不同圈層的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共同知識”世界里。A圈層人人皆知、視為鐵律的“事實”，在B圈層可能聞所未聞，甚至被視作荒謬。這造成了一個吊詭的局面：信息前所未有地豐富，但全社會層面的“共同知識”卻變得前所未有的稀缺。每個人都知道很多事，但“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那個無限遞歸的鏈條，被圈層的壁壘切斷了。這正是平克在新書宣傳中反復提到的困擾——在一個觀點日益分裂的世界里，人們究竟如何實現協作？

我們之前深入討論過“避免共同知識”的藝術——委婉、暗示、保持可否認性，是人際關系的潤滑劑。但網絡傳播環境正在系統性地摧毀這種可能性。你的一句私下調侃，被截圖發到群里；一段過去的朋友圈，被挖出來作為“呈堂證供”；一個在封閉社群里的發言，被搬運到公共廣場示眾。這種“語境的坍塌”，使得過去那種依賴于“這里只有我們倆”的默契而存在的可否認性，變得越來越難以維系。私下與公開的邊界被技術抹平，導致“共同知識”的風險無處不在。 這正是平克在分析“取消文化”時指出的核心困境：年輕人生活在人類歷史上監控最密集、記憶最永久的社交網絡中，任何言行都可能瞬間成為全網周知的“共同知識”。

平克對AI（尤其是大語言模型）的態度是審慎而務實的。一方面，他承認這些模型“確實在某些方面具有智能”——它們能通過極其復雜的計算來達成目標（比如延續對話）。這意味著，AI正在成為一個全新的、非人類的“共同知識”生產者。它生成的內容，如果被大量傳播和采納，完全可以成為社會認知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平克反復強調，AI的智能運作方式與人類截然不同。人類的心智是經過數百萬年進化、為解決特定生存和繁殖問題而設計的“計算器官”，而AI只是一個基于海量數據統計的模式匹配系統。這就帶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AI可以模擬“共同知識”，但它并不“理解”共同知識。當AI“知道”某件事時，它只是在統計層面上知道這個詞經常與那些詞共現。它不知道這件事背后的人際關系風險、不知道它說破某件事可能帶來的社會后果、不知道“可否認性”為何物。這正是大語言模型會產生“幻覺”的深層原因之一——它缺乏人類那種對“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的直覺性理解。

一個更深遠的問題是：當AI越來越多地介入人類的信息傳播和社會協調，它將成為“共同知識”規則的主宰者嗎？平克在2024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盡管AI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人類，但我們還遠不能讓它“跑簡單的差事、照看嬰兒，甚至在城市街道上開車”。原因就在于，這些任務都需要對人類社會中那些“不言自明的共同知識”有深刻的理解——比如，一個手勢意味著什么？一個猶豫的表情該如何解讀？這些對于人類來說近乎本能的東西，對于AI來說卻是巨大的挑戰。

那么，當AI生成的“共同知識”與人類社會的“共同知識”發生沖突時，誰說了算？當算法成為“共同知識”的主要分配者（決定什么信息被推送給什么人），它背后的設計者、訓練數據的選擇者，實際上就在潛移默化地塑造整個社會的認知框架。這是平克沒有在書中詳細展開、但我們可以從他的理論框架中推導出的一個重要憂慮。

學人：您又是怎么理解這個問題的呢？

李井奎：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共同知識”進化實驗。傳播權力的去中心化、信息傳播的實時全球化，以及一個非人類智能的深度介入，這些都要求人類這個物種，在延續了數百萬年的“面對面小范圍互動”的認知模式下，如何應對一個所有對話都可能被記錄、所有私語都可能被公開、所有發言都可能被算法放大或扭曲的全新環境。平克的洞見在于，他既看到了這種變化帶來的新的可能性（比如那些被壓制的“大象”有了被看見的機會），也清醒地指出了其代價——年輕一代的焦慮與孤獨，某種程度上正是源于“他們的生活環境充滿監控，同儕可以因為一點點的‘微歧視’就向專責單位提出檢舉”。

在我看來，未來的出路不在于回到那個沒有網絡的時代——那是不可能的。而在于，我們能否像平克所期望的那樣，發展出一套適應新環境的“理性工具”：學會在信息爆炸中辨別真偽，學會在眾聲喧嘩中保持獨立思考，學會在算法推送的“圈層共識”之外，依然能夠構建跨越圈層的、真正的全社會“共同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重新發明一套數字時代的“避免共同知識”的藝術——那些能夠保護隱私、維護關系、保留可否認性的新禮儀和新規范。

正如平克所說，互聯網最有趣的發展趨勢，不是它改變了人類思維，而是它正在“適應”人類思維。那么，我們作為人類，也需要主動地去塑造這種“適應”的方向——讓技術服務于我們保持理性、維系關系、構建共識的深層需求，而不是反過來，讓技術的邏輯主宰我們的認知和生活。這個過程才剛剛開始，而《共同知識》這本書，正是我們理解這個進程、參與這個進程的一份珍貴的地圖。

學人：平克在本書中討論了之前在美國社會中有很大聲量的“取消文化”這件事，在不同的文化社會中，我們好像都有著某些禁忌以及自我審查，寬容與自由的空間好像才是異類。請問審查與取消是如何從人性中生發的，平克是如何論述與思考這件事的？

李井奎：在平克看來，審查與取消不是文明的偶然病變，而是深深植根于人性的本能。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真正理解自由為何如此脆弱，又如此珍貴。平克在書里問了類似這樣的一個問題：“人類身上到底是什么，導致了那種審查、懲罰、讓他人因觀點而沉默的沖動？”這個問題在學術界尤為尖銳。因為學術界的立身之本就是“評估觀點”。平克指出，沒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只有通過把觀點擺出來、證明它們錯在哪里，我們才有希望共同接近真理。那么，悖論就產生了：為什么最應該擁抱思想交鋒的學者，反而如此熱衷于“封殺、審查、撤稿、剝奪平臺”？

平克的論證，如同一把解剖刀，層層剝開了“取消”的心理機制和社會機制。首先，平克觀察到，人們（尤其是學者）往往不是把觀點看作“有待檢驗的假設”，而是將其視為“內在道德價值的標志”。其次，公開譴責違反者，就是在向所有人宣告：“看，這個規范仍然有效，我們仍然在共同維護它。” 通過懲罰“異端”，群體重新確認了自身的邊界和共識。平克還進一步分析了這種文化如何內化為個體的心理機制。但平克并沒有止步于批判“取消文化”，他將這一現象置于更宏大的文明演進圖景中審視。

一方面，他承認現代文明的趨勢是“祛魅”——將越來越多的“私人知識”轉化為“共同知識”。史學揭發英雄的缺陷，新聞媒體披露真相，民主制度鼓勵透明。這帶來了巨大的進步：政府的裙帶與腐敗無所遁形，壓迫式道德觀（如男尊女卑、同性戀污名）被解構與削弱。但另一方面，平克尖銳地指出，完全透明、徹底誠實的理想，恰恰是最不誠實的。他用一系列生動的案例證明，有些事情一旦從“私人思慮”變成“共同知識”，就會引發軒然大波。在他的這本書里，他舉了許多這樣的例子。比如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花花公子》訪談中坦承“心中對女性有過欲望”，就讓他的民調領先優勢瞬間蒸發。帕斯卡三百多年前就道破了這個真理：“如果大家都知道別人私下怎么說自己，人在世界上的朋友不可能超過四個。”

圖源：David Klein

在哈佛大學的一次公開講座中，平克清晰地闡述了他的立場。當被問到“課堂上極具冒犯性的言論是否應該受到限制”時，平克的回答是斬釘截鐵的 “不” 。他說：“是的，當有人批評你的某個觀點時，是會受傷。但…… ‘那又怎樣？’ 如果你是學術共同體的一員，你就必須接受一個約定：你的觀點是可供討論的，你不能因為它們被批評，就主張自己擁有某種排他性的利益。”他主張的理念是：只有通過表達觀點，我們才能發現它是否站得住腳。壓制觀點，等于關閉了通往真理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