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著《佛教考古學初論》：學步在漢藏考古之間

△本書目錄

01

學科定位與入門之難

佛教傳入中國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所帶來的影響長達兩千年。佛教藝術研究（也可稱為佛教美術研究）是佛學研究當中一個最具普及性的門類，較于佛教經典、義理、語言、文學、宗教、思想等諸多研究門類而言，它和考古學、歷史學所研究的對象較為接近，所以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宗教考古”當中，“佛教考古”理所當然地占據著主流地位，比其他宗教考古（如道教考古、伊斯蘭教考古、拜火教考古等）歷史更為悠久、積淀更為豐富、影響更為廣泛。

△衛藏地區的唐卡

△桑達石窟的佛、菩薩像

事實上，從事佛教藝術研究當中的佛教考古研究，涉及面又進一步收窄。這里出現了兩個關鍵詞，一是“佛教”，二是“考古”。照我的理解，這兩個關鍵詞當中，考古是核心，即佛教考古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保留下來的與佛教相關的考古遺存，主要的目的就是針對這些遺存進行考古學的研究，如年代的推定（斷代）、發展變化的過程（分期）、流行興衰的地域（分區）、造成這些因素的歷史背景探討，等等，這和考古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在考古學理論、方法的運用上并無太多不同。正因為如此，才有不少的考古學者，尤其是從事歷史時期考古的學者步入這個研究領域。前輩學者當中，有不少大家在這個領域做出過卓著的成績，如考古學界所熟知的閻文儒先生、宿白先生及已是他們學生輩的已故馬世長先生等人。但宿白先生就曾不止一次地宣稱他“不諳佛教”，這一方面體現出考古學家的虛懷若谷，另一方面也足以說明，要涉足這一領域需要專門的知識，不是那么容易進入。所謂的專門知識，當然包括佛教的基礎知識在內，但實際上還并不僅僅只是這些。與佛教相關的歷史、文化、藝術等各方面的知識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都必不可少。所以，我在指導我的研究生做論文時，從不輕易同意他們在這個研究領域去找題目，一是題目不好找，二是找到一個好題目也未必能夠做得好，因為沒有必要的佛教背景知識和一定的專業訓練，入山難，出塞更難。

△佛教石窟寺考察工作照

我第一次接觸到佛教考古，是在碩士研究生階段。在導師張勛燎先生指導下寫作關于《中國古代墓葬中的尸體防腐技術》的學位論文時，關注到西藏佛教寺院中的“靈塔與肉身”之制（參看本書《西藏靈塔與肉身之制初探》）。一開始，我只是注意到這些佛教僧人死后對肉身的保存手段和技術流程，但接下來難免就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他們是出于何種目的？基于什么樣的信仰和觀念，要讓自己的肉身長久保存不朽？這就促使我去進一步地閱讀和思考有關藏傳佛教的背景和西藏的歷史知識——沒想到，這也成為后來促成我進藏工作的重要動因之一。

02

從田野困惑到轉機

1992年底，我第一次出訪日本，對日本各地保存著如此眾多的古代佛寺和佛教文物深為感慨，在參觀京都、奈良等各個佛教勝跡時，對佛教藝術所包含的深厚內容和散發出的外在魅力也引發我頗多思考。在京都大學和桑山正進先生短暫的接觸當中，對于他正在開展的中亞佛教考古研究工作，我很感興趣。因為那時我正在西藏進行考古調查，并且在中國和尼泊爾交界的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地區吉隆河谷發現了唐代初年出使印度的王玄策使團刻下的《大唐天竺使之銘》，開始觸及中國西藏和印度、尼泊爾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等問題。

承蒙桑山正進先生的熱心安排，我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做了一場有關西藏吉隆《大唐天竺使之銘》考古新發現的講演（講演稿后來發表在京都大學編輯發行的《東方學報》1994年3月號）。在桑山先生的辦公室里，他贈送給我兩本他的著作，一本是《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另一本是《迦畢試犍陀羅史研究》，這讓我眼界大開，對日本學者是如何進行佛教遺址的考古調查和高僧傳記的研究個案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在西藏考古的歲月里，由于工作的關系和個人的興趣，我雖然和我的老搭檔李永憲教授配合默契，從滿山遍野找石器，到荒山野嶺尋墓葬，碰到什么活兒就做什么活兒，但從內心而言，始終對佛教考古有著更為濃厚的興趣。因為參加西藏全區的文物普查工作，所以“理所當然”地有了進出西藏大大小小的佛寺，考察各類鮮為人知的佛教遺址的機會，常人是可遇不可求的。最令人難以忘卻的，是蒼天不負有心人，1992年6月，我們在遙遠的西藏西部阿里高原發現了位于札達縣象泉河流域的皮央·東嘎佛教石窟遺址群，并且此后又接連不斷地在象泉河區域發現了數十處古格王國時期的佛教石窟、寺院、佛塔遺址，還在這些遺址當中發現了不同時代的佛教經卷殘頁、佛像、被稱為“擦擦”的泥模佛像等遺物，從此在我的眼前開啟了一扇藏傳佛教美術之門，其精彩絕倫之處讓我目不暇接。這段人生中最為寶貴的記憶片斷，我在后來曾經多次充滿深情地講給朋友們聽（年輕的、中年的和老年的朋友都很喜歡聽這些帶有神奇色彩的考古故事，可參看本書《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美術》）。可是，真正當我試圖進入這個研究領域時，才發現問題極為復雜，因為藏傳佛教考古一是涉及西藏的歷史，二是涉及西藏的宗教，三是涉及佛教美術中一個特殊的門類——以密教曼荼羅為中心的圖像學，這讓我這個一不通藏語、二不通藏傳佛教的門外漢十分抓瞎。放棄吧，工作不允許，至少你得拿出田野工作考古簡報、考古報告來吧？前行吧，一切都得從頭學習，其時已經年近不惑之年。是走？還是留？在這個十字路口，我真的感到很糾結。

△考古隊員們正在向桑達石窟遺址出發

△查宗貢巴石窟壁畫中的護法神像

△西藏西部白東波千佛窟甬道中的六道輪回圖

在這個時候，我讀到了宿白先生的《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在此之前，我和這位受人尊敬的前輩學者之間曾有過書信往來，我把我們在西藏考古調查所獲的新資料及我的一些想法向他匯報，并尋求他的幫助和支持。宿白先生在我寄給他以西藏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名義編寫的《阿里地區文物志》上關于札達縣托林寺和噶爾縣札西崗寺的內容，他也曾在給我的回信中對這兩處遺址特別予以提示—在這部著作中，他又一次明言“予不諳藏文”，但寫作該書的過程，宿白先生說他“實際上也是我讀書學習的時間，邊讀邊寫，臨時抱佛腳，差錯難免，只盼能有益于以后的工作，也就不顧及其他了”。在具體方法上，宿白先生利用考古學的類型學、層位學原理對西藏不同時期的藏傳佛教寺院進行了考古學的斷代、分期和分區等研究，并且盡可能廣泛地結合漢藏歷史文獻深入地考察了這些考古遺存的相關歷史背景，取得了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成績，后來被羅紹先生評價為“藏傳佛教考古的奠基之作”。這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另外，還有一個機緣巧合也促成了我對這個領域的了解。在1998~1999年，我再度以日本文部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簡稱“日文研”）客座教授的身份出訪日本，這個世界聞名的研究中心坐落在風景極為秀麗的京都大枝山麓，這里不僅有一流的圖書資料體系可供利用，而且在我任客座教授期間，正好也碰上日本真言密教祖寺——高野山的主持賴富本宏先生也出任日文研的教授，經常在中心給他帶的研究生上課，因而我有幸可以“敬陪末座”聽講，從中獲取了不少關于印度密教、日本密教的人門知識。這個知識體系雖然和藏傳佛教密教之間尚有不少差別，但提供給我可以進行相互比較的空間，從中學習如何觀察密教圖像的源流、構成、象征意義、經典依據等知識點位。通過賴富本宏先生，我后來還結識了另一位日本密教研究的大家——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教授立川武藏先生，兩位先生都給我傳授了許多關于佛教密教曼荼羅圖像學方面的知識，并慷慨地贈送給我許多他們的論著，使我從中真的是獲益匪淺。日本學者嚴謹樸實的學風、收集研究資料不惜“竭澤而漁”的精神、一絲不茍對待學術的態度，至今仍然令我十分敬重。

03

文集呈現與后學傳承

正是基于上面這些因緣匯聚，在這些中外學者的幫助和鼓勵之下，我才開始學習和摸索關于漢藏佛教考古的入門之道，如同孩提般地蹣跚學步，艱難地一步步走到今天。在這本集子里所收錄的20篇和佛教考古相關的論文，真實地記錄了這個學習的過程，文章寫作、發表的時間跨度從1989年到2020年，整整歷經30余年。所以，這些文章中的粗陋淺白乃至錯誤之處一定在所難免，我愿意將它們以初始的狀態真實地反映出來，毫不回避，也毫不掩飾，真誠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和指正。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想來想去，最后還是決定給這本集子取名為《佛教考古初論》，意乃從中透視自己蹣跚學步最初的步履和留下來的幾個腳跡。

也正是因為充分意識到在這條學術的道路上哪怕只是前進一步，也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需要進行除考古學之外其他諸多關聯學科的知識準備，2000年，當教育部在四川大學設立了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藏學研究所（和西藏大學共同組建）時，我就首先倡議在所內開設藏文、梵文、佛學等基礎課程，我們先是請中國藏學研究所里的老師開設藏語初級、中級課程，后來還聘請到了哈佛大學資深教授、著名的藏學家、南亞系教授范德康先生在我們的研究所里長期擔任客座教授，為師生們開設高級藏文課程并指導藏學研究。我的博士生中，凡是要選擇以佛教考古或者是西藏佛教美術等領域作為研究方向的，我都讓他們必須首先進行嚴格的相關語言文字、佛教經典等方面的訓練。雖然我自己也跟班學習過藏文，想的是給大家帶個頭，但畢竟年事已高，事倍功半，收效甚微。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在我的學生中，卻有好幾位經過這樣的訓練，已經能夠較為熟練地運用藏文史料、翻譯名僧傳記、從事西藏佛教考古與藝術史研究，讓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長江后浪”的巨大推動力。從我自身學習的過程中，我痛感我們這輩學者（大體上均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恢復高考進入大學的77級、78級學生）由于時代的局限，有許多后天難以彌補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語言訓練、國際視野和國際交流等方面），但不能再讓我們的學生后輩沿著我們走過的老路亦步亦趨，他們應當從一開始，就真正在學術上做到與國際“接軌”，并且逐步培養、具備這樣的眼界和能力。現在已經初見成效，但還要堅持不懈地努力下去。

△卡孜村佛寺遺址F3殘墻

△ 東嘎1號窟曼荼羅

最后，回到正題，我再簡單地介紹一下收入這本論文集中的論文。這部論文集中總計20篇論文，大體上可以分成三組：

第一組論文是對漢唐以來漢地佛教遺存的考古研究個案，包括西南地區漢代的錢樹佛像、四川成都地區出土的南朝造像、唐代的舍利瘞埋制度、唐宋時期從于聞到益州毗沙門天王圖像的流變、唐宋墓葬出土陀羅尼經咒及其民間信仰等，反映了我對中國內陸地區漢唐以來佛教考古遺存中某些內容的研究認識。這部分論文從時間上看，反而是成文時間相對較晚的，這和我近年來關注問題的重心開始轉向漢地佛教及漢藏佛教美術之間的交流互動有關。

第二組論文主要涉及敦煌、西藏與藏傳佛教遺存相關的研究。其中，《西藏靈塔與肉身之制初探》是寫作時間最早的——前面我說過，這是我第一篇涉及藏傳佛教考古的習作。《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跡再探》一文是對敦煌莫高窟中涉及和藏傳佛教密教美術有關的洞窟第465窟年代和建窟寺的考證，在寫作過程中，曾利用到敦煌參加學術會議之機，得到許多敦煌學、藏學研究專家的指正。《關于佛教初傳吐蕃傳說的一個新版本——兼論藏傳佛教在西域的傳播》一文，是根據國外學者提供的有關中亞考古的新資料，來討論佛教究竟是在何時傳入吐蕃這個老問題的，我個人認為有一些新的線索。《試析西藏東部新發現的兩處早期石刻造像》和《西藏洛扎吐蕃摩崖石刻與吐蕃墓地的調查與研究》兩文是根據我們在西藏進行的田野考古調查資料，對涉及吐蕃時期佛教美術出現的情況及其對當時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所做的探討。因為吐蕃時期佛教遺存保存下來的不多，所以這些發現就有了特殊的價值。《吐蕃王朝時期的佛寺遺存與漢地文化影響》一文，是我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文物考古所見西藏與中原關系資料的整理與綜合研究”成果中的一個章節，主要意在觀察吐蕃王朝時期中原文化對邊疆王朝的影響，是如何體現在漢地和西藏佛教文化交流這個層面上的。

在這組論文中，還有相當的篇幅反映了我和我的研究團隊對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區象泉河流域新發現的佛教考古遺存所獲得的新資料，以及我們初步的研究認識，包括《論西藏札達皮央佛寺遺址新出土的幾尊早期銅佛像》《變遷與轉折——試論西藏西部帕爾嘎爾布石窟壁畫考古發現的意義》《對西藏西部新發現的兩幅密教曼荼羅壁畫的初步考釋》《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佛教遺存的考古調查與研究》《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畫中的波羅藝術風格》《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美術》等文。需要說明的是，這當中有的是以田野考古簡報的形式呈現的，有的是以配合這些新發現所做的初步研究形成的學術論文，體例上不盡一致，而且還會有某些學術觀點上的重復，為了保持文章的整體性和原始狀態，收入這部論文集時我沒有進行學術觀點上的刪減或合并，仍然采取隨文論說的方式，這要請讀者諸君明鑒。其中《西藏西部的佛教石窟美術》一文，是我給重慶美術學院在校大學生、研究生所做的一次公開講演，然后根據同學們的錄音整理成文的，這也就是前文中談到的我所講述的西藏考古“故事”之一，這又是一種新的體例。不過，如果要比較全面地了解我們在西藏西部進行佛教考古調查的艱辛過程，這篇唯一具有“故事情節”的文章倒是可以一讀的。

△寺迦薩殿平面實測圖

△ 托林寺角塔內的壁畫

第三組論文只有兩篇，都跟國外佛教考古遺存有關，都是講佛足跡圖的。一是講斯里蘭卡的佛足跡石，二是講唐代使節王玄策等人從印度拓回帶到大唐的佛足跡石。這些看似“蕞爾小物”的佛教遺存過去大家都不太重視，其實當中蘊涵了非常豐富的內容，是可以起到我們常說的“以小見大”的作用的，且作為“引玉之磚”放在文章的最后。

還需要說明的是，為了遵守學術規范，在每篇論文之后，都列出了初出刊物相關信息，以便讀者進一步查找原文。但原文因刊出的時間不一，文下注釋的規范性也隨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此次由我的研究生姜伊最大限度地對每篇論文的注文、引文等進行了查核與規范化處理，但即便如此，一些年代過于久遠的論文仍還存在著注釋不能“達標”（達到今天的標準）的情況，這只能請大家見諒了。

霍巍

2020年4月20日于四川大學江安花園

內容簡介

本書以佛教考古為中心，廣泛涉及不同時代和國內外多個區域佛教考古遺存的研究。內容包括中國漢晉、南北朝、唐宋墓葬中出土的錢樹、法器、陀羅尼經咒，以及遺址中發現的佛教造像碑、摩崖造像、石窟壁畫、金銅佛像等考古遺存的觀察與分析；還有對與我國高僧前往西天求法取經密切相關的，現保存于斯里蘭卡、日本等國作為佛教“圣跡”的“佛足跡圖”的實地考察與研究，從考古、歷史、宗教、藝術等各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本書適合于從事歷史學、考古學、藝術史與宗教史等學科的研究者及相關院校、專業師生閱讀與參考。

ISBN 978-7-03-070855-7

定價：￥238

霍巍著

本文由柴麗麗、賀欣熠 摘編自 霍巍 著《佛教考古初論》。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張亞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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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紅書丨@科學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