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日本國家情報機制調整暗藏禍心
——警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現實威脅①
■馬梓耀 呂耀東
日本政府近日通過決議，決定向國會提交相關法案，擬新設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具體事務機構的情報機制。此次行政機構調整是日本戰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內閣直屬的國家情報統合體系，是其架空“和平憲法”、推進“新型軍國主義”的節點性制度布局，其背后暗藏的禍心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此次調整的重點，是從法律層面完成日本情報體系的垂直統合與首相安保權力的全面掌控。根據法案，新設的“國家情報會議”直屬內閣，為日本情報政策最高決策機構，法定審議范圍涵蓋安保反恐、反間諜等核心情報活動；其下屬的“國家情報局”為專屬執行機構，統籌各省廳情報的全量收集、統合分析與中長期情報戰略制定。兩大機構的設立，從制度根源上完成了首相對全國情報資源的垂直掌控。
從歷史維度看，日本情報體系的發展進程，始終與軍國主義擴張深度綁定。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近代情報體系與其擴張國策同步建立，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專屬間諜機構同步落地，對華、對朝鮮半島開展全維度情報滲透，形成了“情報先行—軍事跟進—殖民擴張”的軍國主義核心路徑。甲午戰爭中，清軍兵力調動、海防部署幾乎全量被日方掌握，情報體系直接成為侵略戰爭的核心推手。20世紀初至二戰結束，日本形成以軍部為核心、完全脫離文官政府制衡的情報體系，成為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核心制度支撐。戰后，美國雖一度解散日本軍部情報機構、廢除特高課，但冷戰爆發后為構建亞太反共陣線，又開始默許日本警察廳、公安調查廳等機構恢復情報職能。
高市早苗政府推動此次調整，本質是日本右翼勢力延續安倍路線、推進“新型軍國主義”的制度布局，其政治操弄的意義遠大于行政改革本身。其一，此舉是日本突破戰后秩序約束、實現軍事“松綁”的重要制度支點。這一情報體系為其解禁集體自衛權、推動修憲提供了全鏈條支撐，將進一步架空“專守防衛”原則；其二，調整的底層邏輯與戰前軍國主義情報模式高度同構，首相同時掌控安保戰略決策與情報資源統合的主要權力。新設機構更聚焦對內社會思潮監控、對外海外情報滲透與軍事行動支撐，進攻性與對抗性更為凸顯；其三，此次調整采用的“決策審議—執行落地”雙層架構，對標美國國家情報體系設置，意圖通過情報體系的全面對接深度融入美國全球情報體系，以換取美國對其修憲擴軍的更大縱容；其四，此舉也是右翼政客煽動民粹主義、轉移國內日元持續貶值、民生成本高企等社會矛盾的政治手段，與戰前軍國主義以對外擴張轉嫁國內危機的操作如出一轍。
此次調整自提出以來便伴隨持續的爭議與風險預警。國內層面，在野黨明確質疑新機構的合憲性，警告其存在情報被政治利用的巨大風險。國際層面，此次調整企圖為日本強硬介入區域熱點問題提供全鏈條情報支撐，直接沖擊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嚴重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各國對日本的侵略與殖民有切身之痛，必須堅決遏制其“新型軍國主義”擴張勢頭的蔓延。
來源：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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