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歲退休逐漸淪為幻覺，35歲和85歲正成為新常態

這些年，在中文互聯網里，圍繞“退休”兩個字的討論，情緒越來越復雜，但總體很悲觀。

一邊，是關于“延遲退休”、“65歲以后還要不要繼續工作”的持續爭論。很多人對“干到65歲”已經沒有意見了，甚至已經開始默認：退休年齡還會繼續往后推，真正意義上的“到點退休”，正離普通人越來越遠。

另一邊，是同樣高頻出現的“35歲危機”和“AI替代”。從“35歲被優化”的段子，到招聘市場對年齡的隱性門檻，再到職場人對中年失業、收入下滑、家庭負擔加重的焦慮，“還沒等到退休，就先擔心被淘汰”，幾乎成了很多人的共同感受。

這正是當下最刺痛人的地方：一方面，越來越多人覺得自己大概率“退不起”，65歲退休像一個逐漸后移、甚至難以兌現的承諾；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在35歲上下就開始感受到職業生命的擠壓。

年輕時怕被優化，中年時怕失業，年老時怕不能退，這種前后夾擊的壓力，已經不僅僅是個體焦慮，而是一種廣泛的時代情緒。

也正因如此，“退休”這件事，正在失去它原本清晰的輪廓。它不再只是一個確定的年齡節點，而更像一場充滿不確定性的拉鋸：你是否還有工作能力，你能否保住崗位，你有沒有足夠儲蓄，你愿不愿意繼續干下去，以及社會又是否允許你“體面地退場”。

不過，這種變化并不只發生在中國。美國社會同樣在經歷類似的撕裂：有人希望盡早實現財務獨立，爭取在35歲、40歲就脫離高壓職場；也有人因為儲蓄不足、生活成本高企、人生變故頻仍，不得不工作到80多歲。

所謂“65歲退休”的傳統劇本，正在被越來越多人偏離。退休不再是整齊劃一的人生終點，而變成了一條分岔很多、落差很大的道路。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來自Business Insider的最新報道，標題是：《America’s new retirement age》。文章采訪了300多名美國人，其中既有80多歲仍在工作的老人，也有30多歲就開始規劃“提前退休”的年輕人。作者想探討的問題是：當越來越多人不再按照“工作40年、65歲退休”這條老路徑生活時，我們究竟進入了一個怎樣的新現實？

文章里，有82歲還在開校車、把工作當作人生意義來源的老人；也有通過高儲蓄、高投資、壓低消費，在30多歲就獲得更多職業自由的年輕人。兩類人看似走向相反，卻都在說明同一件事：65歲退休，已經不再是一個穩定、普遍、可信的人生坐標。對一些人來說，它越來越像奢望；對另一些人來說，它甚至已經顯得過時。

這篇報道值得我國群眾閱讀，不只是它呈現了“越老越工作”和“越年輕越想退”這兩種趨勢，更在于它揭示了背后的共同現實：高昂的生活成本、更長的壽命、動蕩的就業市場，以及人們對“工作到底應該占據人生多少分量”的重新思考。某種意義上，美國人面對的困惑，也正是我們正在面對的困惑。

推薦讀完全文。因為它談的看似是美國，照見的卻是許多中國讀者熟悉的心情：35歲的不安，65歲的遙遠，以及我們這一代人不得不重新學習的事——如何在一個“既怕太早失去工作、又怕太晚還不能退休”的時代，重新理解工作、衰老與生活。

美國新的退休年齡

65 歲退休，已經太“老派”了。

我采訪了 300 多名美國人，聊他們如何在 85 歲或者 35 歲結束職業生涯。

Noah Sheidlower

2026 年 4 月 6 日

對 Brian Burdick 來說，82 歲還在工作，竟成了人生中最出乎意料的快樂之一。

這位堪薩斯州威奇托居民，早年先是制造飛機零部件，后來賣保險。50 多歲時受傷、代價高昂的離婚、姐姐去世以及一場房屋火災，這一連串人生變故讓他幾乎沒有多少積蓄，還背上了沉重的財務壓力。后來，他成了一名校車司機，晚上還在百貨商店打工。他說，那時候只是“為了活下去”。

這些年一直跑這條線路，如今終于有了回報：他時薪 28 美元，再加上每月領取的社會保障金（Social Security），讓工作不再只是為了錢，而更多是為了在成千上萬年輕人的人生中扮演一個角色，哪怕手頭依然不算寬裕。

Burdick 說：“我教會過自閉癥孩子開口說話。我也帶過整個系統里最難管的孩子，而且我改變了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我看過一篇講如何過上幸福人生的文章，說的是：要有一個你愛的人，要有一件可做的事，還要有一個值得期待的東西。現在，我有了一個每天起床的理由。”

Brian Burdick 在 80 多歲時仍在開校車。

Burdick 屬于一個正在擴大的美國人群體。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迫于現實，他們都在偏離“65 歲退休”這一標準路徑。越來越少的人會按部就班地工作 40 年，等社會保障開始發放后離開崗位，然后安享晚年。

過去兩年里，我采訪了 200 多位 80 歲以后仍在工作的人，也采訪了幾十位在 30 多歲和 40 多歲就退休的人。他們的故事合在一起，清楚揭示出：對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來說，傳統退休路徑正在迅速萎縮。

正如我在“80 Over 80”系列報道中所寫，根據對美國人口普查數據（Census data）的分析，80 歲及以上人口中，仍在工作者占比為 4.2％，高于 2010 年的 3％。75 歲及以上勞動人口是所有年齡群體中增長最快的；而在 65 歲及以上美國人中，大約每五人就有一人仍在工作，這一比例是 20 世紀 80 年代的兩倍。

與此同時，在更年輕的一端，隨著理財教育日益進入主流，FIRE 運動——即“財務獨立，提前退休”（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也不斷升溫。哈里斯民調公司（The Harris Poll）2023 年對 2000 多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一的人希望在 50 歲前退休，不過真正做到的人要少得多。

想在 35 歲退休的人，和 85 歲仍在工作的人，雖然都對舊標準感到失望，但原因并不相同：整體經濟困境、對就業市場的擔憂、壽命延長、住房、育兒和食品雜貨成本不斷上升，以及結婚、生育等人生大事不斷推遲。

可這兩代人有一種共同感受：工作不再只是通往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就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人們不再只是熬時間，而是努力讓自己在工作中活得更像在生活，或者至少活得足夠快樂，以至于工作不再像苦役。

要是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過得不開心，那活著還有什么意義？把希望全壓在 65 歲，等著那時人生突然變好，其實并沒有太多道理，因為到了那個節點，你這個人并不會發生根本變化。

雖然有些人仍樂于遵循老路——美國人的平均退休年齡是 62 歲——但這種日益擴大的兩極化趨勢，也許正在讓我們看到，一些退休問題專家所說的未來：當前退休模式正在緩慢瓦解，而工作在我們生活中的意義，也在被重新定義。

在 80 多歲仍工作的“幸運”與“不幸”少數人

Vicki Vosper-Fenton 覺得自己屬于“大器晚成”的那一類人。撫養孩子、經歷離婚、輾轉多份工作后，她在 40 歲時進入大學，成為一名咨詢師。她先后在家暴收容所和女子監獄工作，之后又轉到一所替代學校（alternative school）和一家心理健康非營利機構。那是一段很有成就感的職業生涯，也讓她在 63 歲時攢下了一筆相當可觀的儲蓄。不過，

傳統意義上的退休生活——整天打橋牌或者玩 cribbage（克里比奇牌戲）——并不適合她。81 歲時，在搬去愛達荷州幾年后，她仍同時兼著兩份工作：線上教師，以及教會的族譜研究員（genealogist）。除此之外，她還有各種社交活動和陪伴家人的時間，用她的話說，就是“過著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Vosper-Fenton 說：“無論以什么方式服務他人，都能給我的生活帶來喜悅，也讓我保持年輕。”她還補充道：“我已經決定，在心理上把自己當成 55 歲。我不去老年人中心，因為我還太年輕了。”

美國最高齡的勞動者一再告訴我，他們依然年輕、靈活、健康，遠沒到該“駛向夕陽”的時候。Vosper-Fenton 這種沒有財務束縛、也不真正退休的生活，體現了擺脫“65 歲退休”期待之后積極的一面；但許多年長勞動者面對的卻是截然不同的現實。

我采訪的一些人談到工作條件帶來的壓力時，甚至會當場落淚：有人凌晨 4 點就得起床，有人晚上 2 點才回到家；有人忍著劇痛從事體力勞動；也有許多人感嘆，人生本該對他們更公平一點。

即便如此，每位勞動者都認為，至少還有一些值得安慰的地方。除了幫助社區，大多數人都提到，他們繼續工作，也是為了向同齡人和年輕一代表明：他們依然有能力。許多人還提到，一些朋友在徹底離開工作后，很快就精神萎靡、狀態衰退。他們想成為孫輩的榜樣，成為朋友眼中的激勵者，也成為公司的一張“門面”，用行動證明年齡不該被過分看重。

正如一些人所說，這些年，是他們“工作生涯中的黃金歲月”。

而且，他們這樣想也并非毫無根據。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勞動教育項目主任 Robert Bruno 表示，更完善的勞動法、更多教育機會，以及更先進的技術，總體上讓工作變得更安全、更健康；不過，人們始終都在工作中尋找意義。Bruno 還說，雖然今天的工作選擇更加多樣，但年齡與人們如何看待工作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相關性。當然，二者之間還是有一些差異。

Bruno 說，在年輕勞動者中，“人們會更有意識地思考，工作時長與其余生活之間如何取得平衡；而年長勞動者則似乎更容易接受工作本來的工時安排，然后再去想辦法應對”。

對 83 歲的 Jim Billman 來說，每周工作幾個小時，恰好填補了他生活中的某些空缺。多年來，他從事過建筑和教學工作；自 2013 年起，他在密歇根州兼職做建筑和酒店維修工作。直到最近，他都還需要這份額外收入，但現在已經減少了工時。有了更多時間之后，他努力保持活躍，去見家人，并積極參與社區生活。

Billman 說：“我這輩子干過一些挺冒險的事——躲子彈、爬屋頂、搭屋頂、鋸木頭、站腳手架、騎摩托車。我想，除了我自己家，今后大概不會再怎么爬屋頂或梯子了。人總得盡量小心，做自己能力范圍內的事。我從來都不是那種不要命的人。”

年輕勞動者也希望擁有類似感受

在年齡光譜另一端的許多人，對工作的想象，竟與那些年齡是他們三倍的人很相似。FIRE 運動中的一些人，已經走出了一條“不必再工作”的路；但更多人則是通過努力工作，或者多年鉆研理財原則，爭取去做一份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

很多人說，FIRE 運動的核心，其實更在于持續投入那些真正重要的職業。有些實現 FIRE 的人，轉而從事壓力更小、更加面向社區的工作；有些人則開辦了與終身熱愛相關的事業。還有人告訴我，他們 30 歲就退休了，如今一邊環游世界一邊寫旅行博客，或開了咨詢公司，或全職投入房地產。

也有人屬于 Coast FI，也就是他們在人生早期已經投入了足夠多的資金，未來只靠資產自然增長，就足以支撐生活，不再需要持續追加儲蓄。對很多人來說，FIRE 中的 “RE”——“提前退休”（retire early），往往并不意味著徹底退休，但它確實意味著：在人到 65 歲之前，就先從那只不停奔跑的“倉鼠輪”上下來。

“退休，等于一種有充足資金支持的生活方式轉變。”33 歲的 Amanda Walt 說。她在波士頓做科技項目經理，與丈夫共同擁有七位數出頭的凈資產。她說：“把‘退休’從‘永遠不再工作’這個定義里解放出來，也讓我能夠有意識地安排職業間歇期，而這些間歇反而加速了我更長期的發展。”

2025 年，37 歲的 Ewa Linn 一年里只工作了大約四分之一的時間。她說：“時間是最稀缺的資源。”她還補充說，“回憶會產生復利。”

她第一份時尚行業工作，正值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期間，后來被裁員。在經歷一連串求職被拒后，她誤打誤撞開始接自由職業。三年后，她得到一份全職工作，卻又因官僚作風和有毒的工作環境而深感挫敗。疫情暴發初期再次失業后，她又回到自由職業狀態，從事攝影項目制作、項目管理和造型設計。

“我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我可以去找那些薪水更低、但不必承受追逐高薪職位那種壓力的工作。”

大約在那個時期，她開始接觸 FIRE 理念。在澤西城（Jersey City），她和丈夫把儲蓄率提高到 65％ 至 75％，償還債務，并進行 house hacking，也就是買下一處房產，自己住一部分，把剩余部分出租。

他們把錢投入指數基金（index funds），把 401(k) 退休賬戶和個人退休賬戶（IRA）都存到上限，同時注意不過度消費。到了 2024 年，他們達成了 FIRE 目標，也就是說，他們已經不再需要靠工作維持生活。

Linn 說：“我們以前什么都說‘好’。我們就像在老鼠賽跑（rat race）里拼命往前沖，想把這一切都實現。現在，我們不必這樣了。我們只會答應那些讓人愉快的客戶，和那些能帶來滿足感的項目。”

國際暢銷書《Financial Freedom》的作者 Grant Sabatier 在 30 歲時退休。他表示，職業生涯中的那種持續奔忙，往往讓人幾乎沒有空間去實現個人成長，也缺少機會去體驗新的事物。

他補充說，達到財務獨立后，人就更有可能在工作、家庭和個人滿足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當然，很多美國人短期內并不具備實現財務獨立的條件，但一些最基礎的投資和儲蓄原則，仍能幫助人們走上更好的軌道。

Sabatier 說：“年長的人常常會說，‘我希望當初能多陪陪家人’，或者‘我希望當初沒那么拼命工作，能多去旅行。’FIRE 運動中的很多人，已經把這些教訓內化了。”

31 歲的 Meg Nichols 已經經歷過兩次“迷你退休”（mini retirement）——還不包括大學畢業后的那一年 gap year（間隔年）。按她自己的估算，她會在 45 歲到 50 歲之間退休。16 歲時，Nichols 的父母就鼓勵她開設一個羅斯個人退休賬戶（Roth IRA）。大學畢業后，她先在灣區一家食品科技初創公司擔任銷售團隊協調員，之后又升任高級客戶專員。

工作兩年后，她退掉公寓，休息了六個月去旅行。疫情來臨后，她回到原來的公司，又工作了三年，負責電商銷售。她把每一筆多余的錢都優先用于把 IRA 和 401(k) 存到上限，之后再投入自己的證券賬戶。她估算，自己稅后儲蓄率約為 70％。

Meg Nichols 在一次“迷你退休”期間，旅行了 54 個國家。

到 2023 年時，她手頭已經有足夠的錢辭職，并開始一場近三年、走過 54 個國家的背包旅行。由于復利效應，再加上她把每月開銷控制在約 3000 美元——這比她在舊金山每月的生活成本還低——回來時，她的凈資產反而比離開時增加了 20％。最近，她開始了一份新的客戶管理工作。在她看來，這是一份她會喜歡、但又不會吞噬她全部生活的工作。

Nichols 說：“因為實現了 Coast FI，我的人生擁有了選擇權。我可以基于各種理由去接受一份工作，而不必只看薪酬。”

對很多人來說，65 歲退休與其說是目標，不如說是負擔。過去一年里，我采訪過的一些退休者表示，他們感到社會在逼著他們到了那個“神奇數字”就該停下來；也有人說，那是一場和生物鐘賽跑的競賽。

65 歲這個數字會消失嗎？

隨著越來越多美國人走向這兩種路徑，人們不禁會問：傳統上“60 多歲中段退休”這一標準，是否已經過時？學界對此也有爭論。經濟學家和理財專家認為，也許應當把標準退休年齡提高到 69 歲或 70 歲，或者把退休年齡與平均預期壽命掛鉤，以跟上長壽所帶來的財務壓力。

與此同時，也有人指出，許多美國人其實在更早的年齡就退休了，往往是出于健康原因，因此對那些更脆弱的人群，應當更早開始發放福利。

但對那些親身經歷這一轉變的人來說，65 歲正越來越像一個陳舊的參照值。一些人告訴我，給“何時才算適合退休”強行定一個武斷數字，只會讓人更容易產生失敗感。

如果一個人到了平均退休年齡仍未準備好退休，即便這會帶來壓力，也沒有什么可羞恥的。同樣，任何人也不該因為到了某個年齡，就被迫離開崗位。那些提前退休的人則強調，根本沒有必要把退休規劃一直往后拖。很多人要到 30 多歲甚至 40 多歲，才開始認真為 65 歲的退休生活攢夠儲蓄。

他們說，人生充滿不可預測性。你若計劃 65 歲退休，結果卻因為一場生活意外或一次裁員而夢想破滅，那種打擊會更沉重。

很多人都認同：無論是在工作中，還是在朝九晚五之外，找到人生的意義，也許才是過好這一生最重要的一步。哪怕這意味著多年的犧牲，甚至要拄著助行器前行。【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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