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傳銷案件被認定團隊長，律師剝離核心罪責，成功獲法定不起訴

我專注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辯護領域，經手過各類傳銷案件，既有涉案金額上億、層級數十級的核心骨干案，也有像本案這樣，當事人被認定為“團隊長”卻實則被誤導、未發揮核心作用的邊緣涉案案。說實話，這類“團隊長”案件，往往是最讓當事人和家屬崩潰的——明明自己沒賺多少錢，也沒主動組織過任何傳銷活動，卻被貼上“傳銷骨干”的標簽，面臨刑事追責，甚至可能牢獄之災。今天，就分享這起我印象很深的成功案例，希望能給正處于這類案件困擾中的當事人及家屬，帶來一些實際的參考和希望，也讓大家明白：涉傳銷案件，絕非“一旦涉案就必被判刑”，找對辯護思路、剝離核心罪責，才能真正實現罪輕、甚至無罪的結果。

案件介紹

本案的當事人姓錢（為保護當事人隱私，此處采用化名，相關案件細節已做合規處理，不涉及任何涉密信息），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平時性格內向、踏實本分，從來沒有過任何違法犯罪記錄。2024年初，錢女士經朋友介紹，加入了一個所謂的“社交電商”平臺，平臺宣傳“消費返利、分享賺錢”，只要繳納99元會員費，就能享受購物折扣，還能通過推薦他人加入獲得傭金。錢女士一開始只是覺得劃算，自己偶爾在平臺上買些日用品，后來在朋友的勸說下，陸續推薦了幾個親戚朋友加入，慢慢積累了一些下線，平臺便給她掛上了“團隊長”的頭銜，每月能拿到幾百塊錢的傭金提成。

錢女士一直以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兼職”，直到2024年8月，該平臺因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被公安機關查處，涉案人員被批量抓獲，錢女士也因“團隊長”的身份被刑事拘留。接到拘留通知的那一刻，錢女士的家人徹底慌了，四處打聽律師，最終通過朋友介紹找到我。記得第一次會見錢女士時，她在看守所里哭著說：“律師，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傳銷啊，我就是想賺點零花錢，從來沒有騙過人，也沒有組織過任何培訓、宣講，怎么就成了傳銷骨干了？”

我非常理解錢女士和家屬的焦慮，這類案件中，很多當事人和錢女士一樣，本身也是傳銷活動的受害者，只是因為被動發展了幾名下線、被平臺賦予了一個“團隊長”的虛名，就被卷入刑事訴訟。但焦慮解決不了問題，作為專注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辯護的律師，我很清楚，這類案件的核心辯護點，不在于“是否參與了傳銷相關活動”，而在于“當事人是否真正發揮了組織、領導作用”——這也是區分“傳銷參與者”和“傳銷組織者、領導者”的關鍵，更是爭取不起訴的核心突破口。

案件代理過程

接手案件后，我沒有急于提交辯護意見，而是花了整整一周時間，逐字逐句研讀本案的全部卷宗，包括公安機關的訊問筆錄、平臺的交易記錄、下線人員的證言、錢女士的銀行流水，以及平臺的運營模式說明等。同時，我又多次會見錢女士，詳細核實每一個細節：她加入平臺的時間、推薦下線的具體過程、是否參與過平臺的管理、是否組織過下線培訓、每月傭金的具體數額、對平臺的傳銷本質是否有認知，甚至包括她推薦的下線都是哪些人、是否存在被誤導的情況。

通過細致的閱卷和會見，我發現了本案的幾個關鍵突破口，也是錢女士不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核心依據。首先，錢女士雖然被平臺稱為“團隊長”，但這只是平臺為了激勵會員發展下線而賦予的虛名，她并沒有實際的組織、管理權限——既不能決定團隊的發展方向，也不能對下線人員進行管理、培訓，更不能支配團隊的任何資金，甚至連自己的下線是誰、發展了多少人，很多時候都是平臺后臺直接統計，她自己都不清楚具體情況。這一點，和那些真正的傳銷骨干、團隊管理者有著本質區別，那些人往往能決定團隊的運營、培訓、資金分配，而錢女士，本質上只是平臺發展下線的“工具人”。

其次，錢女士對平臺的傳銷本質缺乏明確認知，主觀上沒有傳銷的故意。從卷宗材料和會見情況來看，錢女士加入平臺時，被平臺的“消費返利”“分享賺錢”等宣傳誤導，一直認為這是合法的社交電商模式，她推薦親戚朋友加入，也是基于“覺得劃算、能幫朋友省錢”的心態，而非明知是傳銷、故意引誘他人參與。而且，她發展的下線均為自己的親戚朋友，沒有向不特定社會公眾擴散，也沒有造成任何下線人員的財產損失，這與傳銷活動“騙取財物、擾亂經濟社會秩序”的核心特征存在明顯區別。

除此之外，錢女士的涉案情節極其輕微：她加入平臺僅半年時間，發展的下線人數剛達到3層12人，未達到法律規定的“情節嚴重”標準；每月傭金提成僅幾百元，累計獲利不足3000元，且全部用于日常開銷，沒有非法獲利的主觀目的；案發后，錢女士主動配合公安機關調查，如實供述自己的全部行為，積極退繳了全部非法所得，有明顯的悔罪表現，系初犯、偶犯，主觀惡性極小。

結合這些關鍵事實，我制定了“剝離核心罪責、主張法定不起訴”的辯護思路，核心就是向檢察機關明確：錢女士雖有參與傳銷相關的行為，被平臺認定為“團隊長”，但她并未實際發揮組織、領導作用，主觀上無傳銷故意，涉案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符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構成要件，依法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審查起訴階段與檢方積極溝通

在審查起訴階段，我多次與承辦檢察官溝通，提交了詳細的書面辯護意見，同時附上了錢女士的退贓憑證、初犯證明、家屬的諒解材料，以及相關的法律依據和類似案例不起訴案件中，當事人發展下線34人、層級達到3層，仍因無法證實組織、領導作用被不起訴），逐一論證錢女士不構成犯罪的理由。我著重強調，司法實踐中，認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能僅看當事人的“頭銜”和下線人數，更要審查其是否實施了策劃、管理、協調、培訓等核心組織、領導行為——這也是立法本意的核心要求，不能機械地將“團隊長”等同于“組織者、領導者”，更不能搞“一刀切”的追責模式。

溝通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承辦檢察官一開始認為，錢女士作為“團隊長”，發展了下線、獲取了傭金，應當認定為傳銷活動的骨干成員，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我沒有放棄，結合卷宗中的細節，反復向檢察官說明：錢女士的“團隊長”身份是平臺單方面賦予的，其行為本質上只是被動參與、被動發展下線，沒有任何主動的組織、領導行為；她的獲利微薄，也沒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若對其追究刑事責任，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違背了司法為民的初衷。同時，我還向檢察官提交了類似案件的不起訴決定書，進一步佐證我的辯護觀點，讓檢察官更直觀地了解這類案件的辯護思路和司法裁判傾向。

案件結果（不起訴決定）

經過多次溝通、提交補充辯護意見，承辦檢察官最終采納了我的全部辯護觀點，認為錢女士雖然參與了涉案平臺的相關活動，被認定為“團隊長”，但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其在傳銷活動中發揮了組織、領導作用，其主觀上無傳銷故意，涉案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對錢女士作出了法定不起訴決定。

案件總結

結合這起案例，我想給所有涉傳銷案件的當事人及家屬提幾點真誠的建議，也是我多年辦案總結的經驗。

第一，一旦被采取強制措施（拘留、逮捕），千萬不要慌亂，更不要隱瞞案件事實，一定要第一時間委托專業的、專注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律師介入——這類案件專業性極強，不同的辯護思路，可能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普通律師很難精準把握辯護重點，只有專注于這類案件的律師，才能找到案件的突破口，為當事人爭取最好的結果。

第二，不要被“團隊長”“骨干”等頭銜嚇到，這類頭銜很多時候只是平臺為了激勵發展下線而賦予的虛名，不等于法律意義上的“組織者、領導者”。法律意義上的“組織者、領導者”，必須是在傳銷活動中起策劃、決策、指揮、管理、協調作用的人，僅僅是發展了幾名下線、獲取了少量傭金，并不必然構成犯罪。

第三，案發后一定要積極配合司法機關調查，如實供述自己的行為，主動退繳非法所得，表達悔罪態度——這些情節，都是律師為你爭取不起訴、罪輕處罰的重要依據。同時，要及時向律師提供所有與案件相關的證據、線索，包括聊天記錄、轉賬憑證、平臺宣傳材料等，幫助律師全面了解案件事實，制定精準的辯護思路。

最后，我想強調一點：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辯護，核心在于“區分罪責、精準辯護”，不能一概而論。每一起案件的當事人、涉案情節、證據情況都不同，辯護思路也必須因人而異。作為一名專注于這類案件的律師，我始終堅信，法律的本質是公平公正，每一個被冤枉、被牽連的當事人，都有權利獲得專業的辯護，都有機會重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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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林智敏律師，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深耕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辯護領域，是該領域兼具法理深度與實務精度的領軍型律師。其核心辯護方法論以“穿透式實質審查”為核心，擅長運用“商品真實性、計酬來源、主體身份”三把關鍵分析工具，精準解構復雜商業架構，直擊傳銷犯罪定性核心，尤其在“團隊長”“骨干成員”類案件中，善于剝離表面頭銜與實質罪責，為當事人構建精準有效的出罪防線。

林智敏律師聚焦傳銷犯罪與合法團隊計酬的灰色邊界，憑借對案件本質的深刻洞察，成功辦理多起“團隊長”類不起訴、無罪及罪輕案件，本案便是其“實質重于形式”辯護理念的典型實踐。其辯護思路兼具商業邏輯洞察力與法理穿透力，推動相關案件司法審查精細化，其實務觀點與辯護經驗常被作為行業范本參考，在刑事辯護專業領域享有極高的權威性與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