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年危機，要比十年前更甚

科技在進步，但人不一定。

十年前，也就是2016年，那應該是宏觀經濟的“黃金時代”。當年度我國GDP增長率為6.77%，三年后我國的人均GDP將首次突破1萬美元，那一年的移動互聯網風頭正盛，阿里的杰克馬還在“肆無忌憚”的露面。

即便那一年有765萬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但好工作同樣有很多，到處都是機會，人們談論更多的是升職加薪以及跳槽。

盡管那時候已經有“中年危機”這個概念了。但當時人們討論的，還是35歲求職門檻，以及后續的個人職場規劃等等。

還是2016年，那一年幾乎還沒有“靈活就業人員”這個概念，但今天，這個群體的規模已經超過2.4億人。

如今再提中年危機，我們討論的已經不是求職門檻和職業規劃，而是有沒有工作，家庭和房貸壓力。

那是一個經濟騰飛的黃金時代。更早之前，宏觀經濟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國內企業和跨國公司爭相搶奪人才，就業機會遍地都是。跳一次槽可能就意味著薪資上升30%。

對許多人來說，他們可能是家族里第一代大學生、第一代擁有房產、第一代在企業里一路晉升到管理層的人，他們給孩子報補習班、然后送孩子出國留學。

這個夢和美國夢極其相似：人們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過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自己的孩子又能過得比自己更好。

但今天，社會向上流動的空間微乎其微，向下流動的拉力卻無比強勁，它不僅僅是中年危機這么簡單，更準確來說，它是“向下流動”。

從大環境來看，這幾年地產不景氣，民間投資持續放緩，而自新冠以來，人力優化的浪潮更是逐步蔓延至科技、媒體、教育和房地產相關行業。

而對中年人來說，他們經歷浪潮，卻又在浪潮中沉淪。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勞動力市場幾乎已經容納不下這群中年人，找工作，他們的年紀已經太大，而對另一些企業來說，他們的薪資成本又太高，而房貸、子女學費、年邁的父母這些沉甸甸的經濟壓力，又迫使這群中年人根本無法停止工作。

對許多中年人來說，40歲職場生涯幾乎已死，就只剩下坐等入土。

朋友阿力前段時間去政務中心辦理了失業登記，隨后被拉進了一個名為“30/40”的微信群，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特指那些30歲以上的待就業男性和女性。而朋友阿力居住的約有1000戶小區里，這個群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就從最初的10個人上漲到了百余人。

在職場，就業年齡歧視已經如此常態化，從十年前到今天，甚至還有一個專屬的名字：35歲魔咒。

這個社會普遍認為，一旦跨過35歲這個門檻，白領就從企業的資產變成了負擔。盡管有法規禁止就業歧視的通用條款，但并未明確界定年齡歧視，也缺乏強有力的保障。

今天隨便登錄一個招聘APP你會發現，上面要求年齡限制的工作一大把，35歲則是大多數工作的招聘限制條件。

哪怕是在我們認為保障較高的大廠里，中年危機也普遍存在。

職場社交平臺脈脈2021年的數據顯示，字節跳動員工平均年齡僅為27歲，而阿里的員工平均年齡也只有31歲。作為對比，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平均年齡為37歲。

年齡歧視作為中年危機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對中年人而言，曾經向上攀爬的那架社會上升階梯已經從腳下抽走。

什么是中年危機？

我想最好的詮釋是，人一過了某個年紀，就成了透明人；你過去做什么、懂什么，就全都不重要了。

十年前，我們還享受著高速增長的黃金期。當時的房價雖然高，但仍在“咬牙上車”的可及范圍；職場雖然有“35歲門檻”的討論，但行業仍然在擴張，各種創業的故事更是不絕于耳。當時危機更多是“四十而不惑”的哲學迷思，是看到天花板后的悵然。

而今天，曾經堅信“努力就有回報”、“資產永遠升值”的增長幻覺，在反復的波動中破滅。如果說十年前，危機是“上不去”的焦慮；那么今天，危機就是“下得來”的恐懼，害怕階層的滑落、害怕失去現有的一切，害怕那個“被優化”的成本。

在時代的洪流中，個體如微塵。宏觀的經濟周期、技術浪潮、人口結構、社會觀念，如同巨大的齒輪，其每一次轉動，傳導到每個具體的中年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我們談論他們的“危機”，剖析他們的“原因”，最終會發現，并沒有什么個人的“救贖之道”可以完全抵御這系統性的重壓。這或許正是最深的無力與宿命感：你清楚地看到浪潮的方向，卻無力改變自己顛沛于其中的命運。

這一代中年人，是在繁榮期形成人生預期，卻在轉折期承擔最大成本的一代。他們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并非矯情，而是一個龐大群體在歷史峽口最真實的生命體驗。或許也是理解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給予沉默大多數的一份遲到的注視。

最終我們能做的，也只有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