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務犯罪中干股股權價值認定，能否以注冊資本為依據？

本文作者：彭吉岳

干股贈送是職務犯罪里常見的一種被控情形，而股權價值認定直接關系賄賂犯罪金額的認定與量刑。實踐中存在普遍誤區：認為約定贈送10%的干股，便直接按公司注冊資本的10%計算價值。司法實務并不采納該簡單算法，數額認定以“是否實際轉讓股權”為核心分界，結合轉讓時點股權真實價值核算，而非僅以注冊資本為依據。

嚴格說，“注冊資本”并不當然等于“股權價值”。尤其在今天的公司法語境下，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本質上是登記在冊的全體股東認繳出資額，并不天然等同于公司現實資產，更不當然等同于某一時點的股權市場價值。2023年修訂的《公司法》第四十七條明確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是在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的數據規范，也將“注冊資本”界定為投資方認繳出資額之和。換言之，它首先是一個登記法概念，不是當然的估值法概念。

一、先把概念說清：注冊資本是什么，股權價值又是什么

討論“干股價值如何認定”，第一步不是算數，而是先分清兩個概念。

注冊資本，說的是公司在登記機關登記的資本數額；在現行法下，有限責任公司原則上實行限期認繳制，它體現的是股東對公司的出資承諾和公司對外公示的資本結構。它當然有法律意義，但這種意義更偏向公司設立、資本維持、債權人保護和登記公示。

股權價值，說的則是某一份股權在特定時點究竟值多少錢。它取決于很多因素：公司是否實際運營、資產負債情況、盈利能力、現金流、控制權溢價、行業前景、是否已經實繳、是否存在限售或代持安排，等等。也就是說，股權價值對應的是一種現實財產利益，而不是紙面登記本身。對此，最高檢刊載的《認定干股賄賂犯罪數額應關注行為實質效果》一文中明確提出，在認繳資本制背景下，干股數額認定應當“更加關注股份的實際財產效益，而非注冊登記的形式記載”。

所以，單從公司法和財產法邏輯看，結論其實已經很清楚了：注冊資本可以是參考，但通常不是股權價值的當然答案。

二、司法規則并沒有說“干股一律按注冊資本算”

真正決定這個問題的，是“兩高”2007年《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

這份意見對“干股”作了很經典的定義：干股，是指未出資而獲得的股份。同時它又區分了兩種情形：

第一，已經進行了股權轉讓登記，或者有證據證明股份發生實際轉讓的，受賄數額按轉讓行為時的股份價值計算，分紅按孳息處理；

第二，股份未實際轉讓，只是以股份分紅名義獲取利益的，則按實際獲利數額認定。

注意這里的關鍵詞，不是“注冊資本”，而是“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

這句話非常重要。它至少說明兩點：

其一，規范文本沒有把“注冊資本份額”直接等同于“股份價值”；

其二，價值判斷的時間點，是轉讓行為發生時，而不是公司章程寫了多少、營業執照印了多少。

也正因為如此，實務上的真正爭點從來不是“有沒有股”，而是：這份股，到底有沒有形成真實、可支配、可實現的財產性利益；如果有，它在當時值多少錢。

三、為什么不能機械按注冊資本算

之所以不能機械按注冊資本算，至少有三個層面的理由。

第一，認繳制下，注冊資本和實際資產可能嚴重脫節。

一個公司登記注冊資本5000萬元，并不意味著公司當下就真的有5000萬元凈資產，更不意味著10%股權一定值500萬元。現實中，不少公司存在出資未到位、經營停滯、資不抵債甚至“高注冊資本、低實際資產”的情況。如果這時還機械把股權價值等同于注冊資本份額，結論很可能失真。對此，《認定干股賄賂犯罪數額應關注行為實質效果》一文已經說得很明確：認繳資本制下，更應關注股份背后是否有現實財產利益對應；若缺乏證據證明其有實際財產效益，則所謂“股份”可能只是利益輸送的外殼。

第二，股權價值本來就是動態的，不是靜態數字。

股權不是存款，更不是面值固定的現金。它可能隨著公司設立、融資、盈利、虧損、業務爆發或衰退而迅速變化。最高檢在劉鐵男案的報道中就披露，圍繞4S店30%股份，辯方主張按注冊資金30%認定，但公訴意見強調，最終認定并不取決于最初注冊資金數額，也不取決于約定持股比例，而在于行為人最終實際取得的利益結果。這個案子雖然并非標準“贈送干股即登記確權”的單一模型，但它非常鮮明地說明了一個問題：司法并不必然被注冊資本綁定。

第三，刑法真正關心的是財產性利益，而不是工商文本的外觀。

《中國檢察官》刊載的《收受干股的犯罪形態及數額認定》一文指出，認定此類案件，關鍵是抓住權錢交易的實質，以行為人是否實際獲利、是否實際支配相關權益來判斷。類似地，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刊發的《干股型受賄罪中幾個疑難問題的辨析》也圍繞“股權事實轉讓”“實際權利享有”“數額認定”展開，強調不能脫離個案中的真實財產權利狀態作形式化處理。

四、那為什么有些案件又會按注冊資本份額來認定？

說到這里，有人會反問：既然不能機械按注冊資本算，為什么實務中又確實存在“注冊資本1000萬，送30%干股，就認定300萬”的案例？答案是：因為那類案件里，注冊資本份額只是表象，背后往往還有更強的事實支撐。

典型如金德貴案。該案中，金德貴一方持有天元公司30%股份，已經完成工商登記，且在經營決策、股權處分等方面實際享有股東權利。天津市紀委監委轉載的研討文章載明：天元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金德貴一方的30%股份已登記確權，且沒有限制股權權能的特別約定，因此按登記時股份價值認定為300萬元，法院最終也維持了這一處理思路。更關鍵的是，金德貴不僅“名義上有股”，而且實際上行使了股東權利，甚至后來還將該30%股權協議轉讓給他人。

這說明什么？說明在這類案件里，司法之所以按注冊資本份額認定，并不是因為“注冊資本天然等于股權價值”，而是因為在案件證據結構中，已登記、已確權、同股同權、可支配、可處分這些事實，足以支持法院把該股權視為具有現實財產價值；而在缺少更精細估值材料時，注冊資本份額就成為一個相對可操作的價值錨點。

五、實務上真正應當怎么認定？

我更傾向于把這個問題概括成一句話：贈送干股，不能先問“注冊資本多少”，而要先問“這份股到底是真的嗎、值不值錢、值多少錢”。

具體看，至少要分三步：

第一步，看股權是否真實轉讓或真實控制。有沒有工商變更？有沒有代持協議？有沒有股東名冊、分紅記錄、股東會表決、處分行為？最高檢文章明確指出，沒有登記不必然沒有轉讓；有登記，也不當然意味著已實際享有完整股東權利。關鍵還是看是否真正同股同權、能否實際支配。

第二步，看該股權在轉讓時是否具有現實財產價值。如果公司只是“空殼”，沒有經營、沒有資產、沒有利潤，甚至注冊資本都未到位，那么簡單按注冊資本折算就會非常粗糙。相反，如果公司已經持續經營、資產清晰、利潤穩定、股權可以自由處分，那么按當時股份價值認定就更有依據。

第三步，看是認定股權本身價值，還是只認定實際獲利。如果股份已實際轉讓，原則上認定股份價值；如果沒有實際轉讓，只是借“干股分紅”之名取得收益，就應按實際到手利益算。這不是學理爭鳴，而是司法解釋已經明文規定的路徑。

六、一個更穩妥的結論

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贈送干股，股權價值按照注冊資本計算嗎？我的答案是：不當然。注冊資本不是股權價值的當然等號。在認繳資本制之下，注冊資本首先是一個登記概念、認繳概念，而股權價值是一個財產利益概念、估值概念。司法解釋要求認定的是“轉讓行為時股份價值”，不是當然按注冊資本折算。只有在個案中，股份已經真實轉讓、權利完整、具備現實財產內容，同時缺乏相反證據時，按照對應注冊資本份額認定，才可能成為一種可接受的實務處理方式。

換句話說，注冊資本可以是起點，但不能是終點；可以是證據之一，但不能替代價值判斷本身。如果只盯著營業執照上的注冊資本，往往會把一個本來應當精細認定的“財產性利益”問題，粗糙地處理成一道簡單乘法題。可在真正的司法判斷中，最重要的從來不是“紙面上寫了多少”，而是“這份股權在那個時間點，究竟有沒有形成可支配、可兌現、可實現的利益”。

彭吉岳，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京都刑事三部首任主管合伙人，最高人民檢察院控申專家咨詢庫特聘律師，西北政法大學刑事辯護高級研究院研究員。2024年，彭吉岳律師被LegalOne評為中國商業犯罪辯護領域的 “實力之星”。

彭律師長期專注于職務犯罪、商事犯罪、金融犯罪等領域。辦理過多起涉及省部級、廳局級干部重大案件。如中紀委查辦的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某玩忽職守案、原鐵道部干部楊某受賄案等。彭律師還曾為涉案近千億包商銀行案行長王某、哈佛博士夏某，以及榮獲2005年度十大經濟女性稱號的某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長楊某等知名企業家辯護過。此外，彭律師為360公司、騰訊公司、百度公司等企業的高管提供過專業辯護。部分案件獲CCTV、《財新網》等媒體的廣泛關注。

彭律師曾擔任世界500強外企高管十余年，能獨到地以法律思維精準剖析商業爭議焦點。秉持辯護工作前置理念，他辦案親力親為，擅長與辦案人員高效溝通，善于利用庭前關鍵時機，實現當事人利益最大化。

彭律師著有《辯護的力量》，并參與田文昌領銜編著的《刑事辯護教程》等書籍。多次受邀前往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發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