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創建的紅26軍有多猛？抗美援朝殲敵之最，如今番號是什么？

1940年冬天，在華北太行山一處簡陋指揮部里，有干部問黃克誠：“這一撥從陜北下來的老紅軍，將來還掛不掛原來的牌子？”黃克誠沉吟片刻，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番號可以變，脊梁不能斷。”這句話，當時只是在油燈下輕聲說出，卻像一條暗線，貫穿了從陜甘游擊隊、紅26軍，到344旅、116師，再到今天某重型合成旅的全部軍史。

如果把這條線拉長，會發現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許多老兵并不特意記住每一次改編后的新番號，卻牢牢記得“紅26軍”這四個字。原因不復雜，這支部隊從一開始，就帶著陜北黃土味道極重的“紅色底子”：靠游擊起家，靠政治工作扎根，靠硬仗立身。幾十年后，它在朝鮮戰場上打出了師旅級部隊殲敵之最的紀錄，而這股狠勁，往前一直可以追溯到劉志丹、謝子長他們“端著破槍鬧革命”的年代。

一、1931到1932：黃河以北，小股武裝拼成一支軍

1931年底，陜北的冬天干冷而漫長，黃河結起了冰凌。就在這個時節，閻紅彥率領的晉西游擊大隊渡河入陜，向南梁一帶靠攏。那里，劉志丹已經組織起一支南梁游擊隊，在清澗、南梁周邊打游擊、做群眾工作，鬧得當地團練和保安隊十分頭疼。

兩支隊伍會師后，并沒有急著搞大規模作戰，而是先商量了一個看似“書生氣”十足的名字——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拗口，卻透出一個很重要的信號：這支隊伍從一開始，就不只想當“土匪式”的武裝，而是要把反帝、抗日、建政這些政治目標捆在一起走。

當時的編制十分簡陋，槍不夠，子彈更緊張，經常是幾個戰士共用一條槍。可他們做了兩件事，奠定了后來紅26軍的基礎。

一是迅速建立起比較成型的黨組織和政治工作體系。閻紅彥、劉志丹都很明白，在陜北這種宗族勢力盤根錯節的地方，不做政治工作，就沒有群眾基礎，沒有群眾，就談不上長久打下去。因此，隊伍在打仗之余，大量時間花在宣傳、建支部、搞農協上，許多戰士白天打仗，晚上還要幫貧苦農民“算舊賬”。

二是在渭河以北試驗“武裝+政權”的組合。1932年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改編為紅軍陜甘游擊隊，開始明確以“游擊隊”名義活動。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先后擔任總指揮，重點放在幾個環節：一邊打擊地方反動武裝，一邊在鄉村推行政權改組，扶持貧苦農民干部上臺，同時建立交通、情報、后勤網絡。

到了1932年12月，陜甘游擊隊改編為紅26軍。看編制，這支“軍”其實只有一個團——42師2團，嚴格意義上算是“小馬拉大車”。可不得不說，番號意義極大：一方面，這讓陜北地方武裝正式納入紅軍序列，便于中央統一指揮與宣傳；另一方面，番號本身也成了旗幟，很多后來參加部隊的青年，就是沖著“紅26軍”這幾個字來的。

從此，在中共軍史上，紅26軍這個名號，開始與陜北、劉志丹緊緊捆在一起。

二、1933：一次險些被打垮的挫折，換來一支更“精”的隊伍

陜北紅軍并不是一上來就一路順風。1933年的遭遇，就像一記重錘，敲在還不太成熟的紅26軍頭上。

這一年5月，受當時“左”傾路線的影響，陜西省委派出特派員杜衡到紅26軍，強調“攻勢第一”，要求采取一系列過于冒進的作戰計劃。一些指令脫離實際情況，忽視了敵我力量對比和地形條件。結果，在一次行動中，紅26軍被敵軍伏擊，部隊被迫分三路突圍，損失相當慘重，隊伍幾乎到了被消滅的邊緣。

戰后，有幸活下來的老兵提起那段日子，都說是“從刀縫里爬過來”的。那次挫折至少暴露出三個問題：軍事判斷權過度被行政干預；基層偵察不充分；部隊尚缺乏應對突發情況的成熟體系。

不過，陜北這塊黃土有個特點，壓得越狠，反彈越猛。經過幾個月的恢復，1933年11月，紅26軍重新整建。此時的重建，不只是補人補槍那樣簡單，而是采取了比較系統的整頓措施。

一是干部組合發生變化。原42師長王泰吉擔任軍長，高崗任政委。王泰吉當時在部隊里口碑不錯，作戰穩重，敢打敢拼，但不盲目；高崗在地方黨政和政治工作上頗有經驗，善于做群眾工作，也敢管干部。這種一文一武的搭配，為后面部隊的恢復和發展打下了基礎。

二是強調“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統一”。經過血的教訓，部隊內部普遍反思：該聽命令，但不能機械執行；該講政治，但不能不要軍事規律。于是，紅26軍在隨后的訓練和戰斗準備中，開始注重培養基層指揮員的獨立判斷能力，比如要求連排干部學會看地圖、分析地形，學會根據敵情調整方案。

三是重新扎根群眾。在經歷損失后，部隊更加看重農民群眾的支援，主動為當地百姓解決實際問題。有人形容那個階段的紅26軍，“打仗像猛虎，平時像親戚”，這話雖然略帶夸張，卻說明了一點：部隊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靠群眾基礎，而不是單純的武力。

正因為有過1933年的險境與整頓，后面的紅26軍，反而磨出了一種又硬又靈的戰斗風格。

三、三次反“圍剿”：規模擴得快，根子扎得更深

1933年重建之后，紅26軍進入了一個實力上升期。陜北根據地逐步成型，國民黨地方武裝、保安團、民團不斷對其進行“圍剿”，紅26軍則在反擊中壯大自身。

有意思的是，這幾次反“圍剿”，并不能簡單理解為純軍事對拼，而是一套“打仗—擴軍—建政”三個環節緊密連在一起的系統工程。

第一次反“圍剿”中，紅26軍抓住敵軍調動混亂、指揮失靈的機會，采取靈活機動戰術，多次設伏、迂回、夜襲，累計殲敵三千余人。勝利之后，部隊迅速擴充了兩個團，主力發展到五個團，兵力超過三千人。更重要的是，通過戰場上的俘虜爭取與宣傳，不少敵軍士兵被動員加入紅軍，這也是擴軍的重要來源。

第二次反“圍剿”，紅26軍采取的策略更加綜合。一方面繼續在野戰中殲擊敵軍，俘虜兩千余人；另一方面開始大膽攻擊縣城，先后占領多座縣城，在陜甘二十余縣建立蘇維埃政權，游擊區擴大到三十多個縣。這一步意義非常大，因為縣城是地方統治的樞紐，拿下縣城，就有條件集中物資、開展教育、扶植地方干部，讓軍事勝利變成更穩固的政治優勢。

第三次反“圍剿”，紅26軍與紅27軍密切配合，利用地形和情報優勢，對敵軍一支整團實施奇襲和伏擊，取得了殲敵一個整團的戰果。這類戰績不僅鼓舞了部隊士氣，也讓上級看到了陜北紅軍的戰斗潛力。

在三次反“圍剿”的磨礪下，紅26軍不再是一支單薄的地方游擊武裝，而逐步成長為有穩定編制、有戰役級作戰能力的主力部隊。隨著力量的發展，中央決定將紅26軍、紅27軍與紅25軍合編為紅15軍團，紅25軍由徐海東率領，這支軍團后來成為八路軍344旅的前身。

在這個過程中，紅26軍的一個傳統逐漸定型：打得硬，但不魯莽；行動快，但講謀略；工作細，但不過分拖沓。這種風格，在后來的長征、抗日和解放戰爭中，都留下了清晰印記。

四、從陜北到華中再到東北：番號在變，骨干在同

紅15軍團后來被整編為八路軍344旅，編入八路軍序列，主要在華北抗日前線活動。到了1940年，形勢又出現新的變化。

根據中央部署，344旅在黃克誠率領下從華北南下，支援新四軍，參與華中敵后斗爭。番號再次變動：先改為八路軍第4縱隊第4旅，后又編入新四軍，成為新四軍第4師第10旅。在這個階段，部隊的任務更加復雜，不僅要對付日軍和偽軍，還要應對頑固派軍閥，兼顧統一戰線和武裝斗爭，既要打得贏，又要分得清敵友。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內局勢迅速轉向全面解放戰爭。10月，黃克誠率新四軍第4師進軍東北，10旅也隨之北上。進東北的這一步，對許多出身陜北或華中根據地的老紅軍來說，是一次全新的環境考驗：氣候更冷，地形更雜，敵對力量更復雜，但機遇也更大——東北地區工農業基礎較好，城市多，鐵路、公路密集，是爭奪全國勝利的關鍵區域之一。

進入東北后，部隊改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第3師第10旅，此后又整編為東北民主聯軍第二縱隊第5師。番號連連變化，但有一點始終沒變：這支部隊的骨干中，陜北出身的老紅軍和在華中打出來的老八路、新四軍骨干，仍占很大比例，戰斗經驗和政治工作傳統都延續下來了。

在臨江戰役中，第5師參加靠山屯等戰斗，面對國民黨部隊的多路進攻，采用“打冷、打夜、打迂回”的辦法，屢屢在不利條件下穩住陣線，給對方造成不小損失。這些戰斗，讓第二縱隊的指揮機構對5師的突擊能力和防御韌性有了更深認識。

1948年遼沈戰役打響時，5師參加錦州方向的作戰，在攻堅和圍殲任務中表現突出，受到了東北野戰軍總部的嘉獎。錦州一戰，許多連隊傷亡不小，但士氣不減，“前仆后繼”這四個字在戰斗報告里絕不是空話。

全國解放后，5師按全軍統一整編方案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16師，隸屬當時的野戰軍序列。到了這一步，陜北紅26軍那條脈絡，已經正式融入新中國正規軍的大框架之中。

五、抗美援朝：116師在朝鮮戰場的幾次“硬碰硬”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116師奉命入朝作戰，隸屬志愿軍某兵團序列。對這支出身陜北、轉戰華中、東北的老部隊來說，朝鮮戰場上的環境又是一個全新考驗：山地多，氣候惡劣，敵人裝備精良，火力空前強大。

云山一戰，是116師在朝鮮較早的一次大仗。這場戰斗中，116師與兄弟部隊合力攻擊美軍第一騎兵師一部及南韓軍，利用夜戰、近戰和穿插等戰術，給對方造成較大殺傷。美軍戰史中，對這次遭遇也有記載，認為志愿軍行動突然，夜間攻擊頑強，給美軍心理上造成不小沖擊。具體到116師，參與的團營單位在戰斗中多次進行近距離沖鋒，付出代價的同時，也積累了對付機械化部隊的實戰經驗。

在第二次戰役中，116師參加對美第二十五步兵師等部隊的打擊。根據國內公開資料記載，116師在某一方向通過穿插與堵擊，重創敵軍一個團的部分單位，并迫使其中一個連投降。關于“美24團3連整建制黑人連”的具體細節，在中外史料中說法有差異，具體人數與建制情況有待進一步比對志愿軍戰史和美軍官方記錄。不過，整體戰果的性質不難判斷：在短時間內對裝備優良的美軍形成合圍，并迫使部分守軍放下武器，這在當時極為罕見，也體現出116師在圍殲戰中的組織能力和執行力。

第三次戰役中，116師參與臨津江一線突破任務。臨津江防線當時由聯合國軍與南韓軍共同經營，工事相對堅固。志愿軍采取夜間接近、集中火力點沖擊方式，116師在多點突擊中擔負重要方向。關于“十分鐘突破”的說法，多出現在部隊內部回憶與部分宣傳材料中，從軍事常識看，更可能是指某一局部陣地或某一排點火力點突破所用時間，而非整個防線完全被攻破的總耗時。即便如此，在嚴寒條件下能在短時間突破關鍵火力點，也說明部隊在組織突擊和士兵沖擊力方面保持了相當高的水準。

統計顯示，116師在抗美援朝期間，多次參加攻防轉換明顯、敵我力量懸殊的大戰，累計殲敵數量在師旅級部隊中名列前茅，被認為創造了師旅級單位殲敵之最的紀錄。與此同時，部隊自身傷亡也不可避免，許多連隊在幾次大仗之后，陣亡、負傷人數占到編制的較大比例，這一點在當年的傷亡統計表中有清楚體現。

戰后，116師因戰功顯著、戰備水平高，被列為全軍首批“十大戰備值班師”之一。這一稱號，意味著在戰備等級、機動作戰、技術兵種配合和后勤系統等方面，116師都處于全軍前列，一旦有新的任務，將是優先出動的主力部隊。

六、從116師到重型合成第116旅：番號背后的那條“暗線”

抗美援朝結束后，116師在國內長期承擔戰備、訓練和駐防任務。隨著軍隊現代化建設和幾輪大的編制改革，這支老部隊多次調整隸屬關系和內部結構，但那條從紅26軍延續下來的脈絡，并沒有斷。

在摩托化、機械化、合成化逐步推進的過程中，116師的裝備結構不斷升級，從步兵為主，逐漸增加坦克、裝甲車輛、自行火炮和新型通信設備，訓練內容也從單純步兵沖擊，轉向步坦協同、合成營、合成旅一體化作戰。部隊在演訓中，往往承擔突擊方向或要害奪取任務，延續了當年作為野戰軍突擊師的傳統。

在新一輪集團軍改革和旅改制中，原116師按統一方案整編為某集團軍重型合成第116旅。根據公開信息，這支部隊目前擔負重型突擊任務，裝備有主戰坦克、步兵戰車、火箭炮等重型裝備，整體火力和防護能力與過去的步兵師已不可同日而語。

有人會問，番號改為“某集團軍重型合成第116旅”之后，還能算紅26軍的“后人”嗎？從組織形態看，當然和當年的一個團起家的紅軍大不一樣，但從干部骨干傳承、軍史傳統、榮譽體系上看，這條線非常清楚。

一是軍史教育始終把紅26軍視為源頭之一。官兵在接受傳統教育時，會從陜甘游擊隊、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講起，會提到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早期領導人，也會講到三次反“圍剿”、紅15軍團和344旅的歷史。這樣的敘述，讓新兵明白自己所在部隊不是憑空出現，而是有來歷、有“前輩”的。

二是戰斗風格的延續。重型合成旅雖然裝備現代化，但在演訓中仍強調機動迅速、戰場適應能力強，強調夜戰、惡劣條件下的突擊和連續作戰能力。這與當年紅26軍、116師的戰術基因有內在聯系，只是表現形式因時代變了。

三是榮譽與番號的象征意義。對部隊而言，“116”不僅是一個數字，更是從東北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一路帶下來的榮譽符號，背后牽著錦州、云山、臨津江這些地名，也牽著許多烈士的名字。番號的延續，本身就具有凝聚官兵的作用，這是許多老軍人非常看重的一點。

如果把整條時間軸攤開看，會發現一條并不算復雜，卻十分堅韌的線索：

1931年，閻紅彥渡河入陜，與劉志丹會師，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成立；

1932年，改為陜甘游擊隊，12月掛上“紅26軍”番號；

1933年，遭遇重大損失后重建，參加三次反“圍剿”，與紅27軍、紅25軍合編為紅15軍團；

抗日戰爭時期，整編為八路軍344旅，后又南下成為新四軍第4師第10旅；

1945年進東北，改為東北民主聯軍3師10旅，再整編為二縱5師；

解放戰爭勝利后，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16師，參加抗美援朝，取得著名戰績，成為“十大戰備值班師”之一；

軍隊改革后，多次調整，最終形成今天的某集團軍重型合成第116旅。

從黃土高原幾支小游擊隊，到一支重型合成旅，這條路整整走了近一個世紀。紅26軍當年的槍早就換了好多茬，老兵大多已經埋進各處烈士陵園，但那條被許多人稱作“紅色血脈”的東西，卻在番號、軍史、傳統和作戰風格中頑強地傳了下來。

至于標題里的問題——劉志丹創建的紅26軍有多猛？抗美援朝殲敵之最，如今番號是什么？答案可以這樣概括：這支部隊最早只是陜甘一帶的游擊隊，卻在反“圍剿”、長征、抗日、解放戰爭中一步步錘煉成野戰軍主力，抗美援朝時期又憑硬仗贏得師旅級殲敵紀錄的名聲。今天，它的番號仍延續在某集團軍重型合成第116旅身上，換了裝備，換了體制，但那股敢打硬仗、善打惡仗的老脾氣，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