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研究 | 破解智能時代的人類主體性危機

“人工智能+”開啟了文明轉型的新紀元，但技術指數式狂飆背后，人類主體性正面臨被消解的危機。智能時代的文明是資本邏輯與工具理性共同構筑的現代性體系之延伸。資本作為開創現代文明的根本動力，已深度嵌入智能時代文明發展的軌跡，無論技術形態如何演變革新，資本邏輯的深層運行機制并未改變。未來應探索超越資本邏輯的人機共生之道，探尋以智能向善為價值引領的新型人機關系，培養兼具人文溫度與科技素養的“完整的人”，在科技與人性的融合同生中塑造不僅有“算力”更有“溫度”的新文明形態，守護人類主體性的精神家園。

原文 ：《破解智能時代的人類主體性危機》

作者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薛俊強/教授 周婉玲/教學助理

圖片 |網絡

智能時代的人類主體性危機

人工智能、大數據、腦機接口等技術的融合發展，人機界限趨向消融，悄然變革人類與智能機器的關系，對人類主體性構成多維度挑戰。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具身智能的融合，標志著技術從傳統受動的輔助工具向具有交互能動性的“準主體”躍升。人工智能在科學發現、藝術創作等人類智能專屬領域，可能沖擊人類基于理性能力的主體自信，動搖知識生產與意義創造的人類智能權威。其次，通過腦機接口、智能義肢等賽博格化技術，技術接口逐漸成為身體圖式的內在部分，侵蝕人類的感官認知和直接經驗，深諳人類身體歷史的終結將邁向后人類時代。最后，在技術“便利性”承諾下，人類將信息篩選、行為選擇乃至醫療決策等核心自主權外包給智能系統，個體批判性思維與主觀能動性因缺乏實踐基礎走向萎縮，或淪為只會發出指令和接受推送信息的“機器”。

人與機器的關系問題在技術洪流中再次成為關乎人類發展的重大現實課題，我們必須深入追問：智能技術是否出自人類本性與意愿，屬于人的機能延伸？抑或，其發展受更深層的非人格化的力量驅動？這一危機源自形塑文明的資本邏輯。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作為商品交換、市場經濟與機器大工業生產的原則表達，是支配現代文明物質生產與社會運行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當代文明依然處于資本邏輯與工具理性構筑的現代性構架中，其中資本是現代文明發展的決定性要素。智能時代的主體性危機，本質上是資本借助智能技術手段的強勢擴張。面對這一現實，探究資本如何利用技術重構人與世界的關系，成為勾畫人類未來文明藍圖的理論前提。

智能時代的技術與資本邏輯

理解智能時代的主體性危機必須透過技術表象，審視其背后文明運行的深層架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技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淪為資本增殖的手段，成為資本主宰和架構人類文明的“執行器官”。資本追求增殖的本性，不斷以機器、廠房等“死勞動”統治“活勞動”，將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異化為壓迫性力量。當前文明的進步仍服從于資本增殖的需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的規律在智能系統和算法模型中得到強化。資本依托對數據要素的壟斷私有、數字勞動的隱性剝削和全球市場的強勢擴張，持續推動價值增殖循環。資本布展操控技術的開發應用，將文明屬人置換為資本至上，導致文明演進日漸偏離“屬人化”方向，引發主體性危機。

首先，資本將新技術滲透至人的日常生活，在人的認知、情感與社交領域實施深度規訓。算法模型成為隱形且全知全能的管理者，以“數字泰勒主義”增強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加劇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資本邏輯憑借生成式搜索引擎、行為預測與數據監控等技術編織隱蔽的支配網絡，無形深入生活場域。數字用戶在生成式搜索引擎的普及應用下將認知視域鎖定在算法構筑的信息圍城中；消費者在“精準匹配”的服務體驗中失去對商品交換背后資本剝奪勞動的反思能力；勞動者被智能技術肢解為可量化的數據指標，算法控制實現了對勞動過程的實時監控與精準獎懲。人的情感表達、欲望偏好乃至價值觀，無形中被算法模型所塑形和引導，主體性自由在看似自主選擇的誘惑下逐漸消解，導向人類失去自我的“去人性化”危機。

其次，資本表現為社會權力耦合智能技術構筑起以資本為中心的物化結構，加劇物對人的主體僭越。馬克思指出：“資本表現為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權力，這種權力作為物，作為資本家通過這種物取得的權力，與社會相對立。”在智能時代，人與人之間具體的社會關系變成以數據為核心的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關系，資本依托對數據要素的壟斷占有，將人的情感、交往與主體性建構物化為可計算和交易的數據符碼。智能技術作為被賦形的資本化身，用冰冷抽象的數據編碼遮蔽了鮮活具體的人際關系，將分散有限的人類智力轉化為可無限利用的物化智能資料，構筑起以資本為中心的物化結構。算力系統表現為異化的、獨立于個體之外、隱形控制個體的社會權力，人的存在、情感體驗和創造力被簡化為海量數據流獻祭于算法模型。人不再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淪為數據關系的附庸。

最后，資本邏輯與技術理性共謀，造成“物的人格化”與“人的物化”之間的主客顛倒。一方面，“物的人格化”達到新階段。由智能技術構筑的“物”，被賦予了類人的智能與意向性。推薦算法被視為具有“洞察力”的決策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營造出擬主體的認知幻覺。物的人格化使技術物獲得前所未有的權威，以精確化、數字化、組織化實現了對社會的整體建構。另一方面，“人的物化”趨于動搖人類文明根基。人被壓縮和還原為資本網絡中的數據節點和交易變量。智能化發展瓦解人的獨特性和整體性，挑戰人類認知與理解的權威，無形中丟失定義自我的權利。當資本將智能技術系統皆納入價值增殖的循環，技術便與資本合謀，侵蝕人類的主體性。一旦效率和利益成為無可辯駁的準則，對生命意義的叩問、道德尊嚴的持守和超越性智慧的追尋，將在人類精神世界中漸次凋零，存在之思讓渡于功利性的技術沉迷。

超越資本邏輯與彰顯技術的人文向度

智能時代的主體性危機是資本邏輯在智能技術中內化、擴張與固化的結果。資本通過操控技術將人的發展桎梏于智能編碼的“物”，窄化消解了智能時代文明的屬人本質，從而對人實施精細隱蔽的規訓控制，這是資本現代性痼疾在智能時代的顯現。馬克思早已在機器大工業中洞察到，機器體系如同“有靈性的怪物”，將工人貶低為“活的孤立的附屬品附屬于它”。工人被強制納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個體人格。鑒往知來，未來要警惕人工智能在21世紀淪為“有靈性的怪物”，克服技術對人性的抽象簡化。真正的智能文明，不應是資本增殖的賽博朋克式狂歡，而應彰顯技術的人文向度：讓技術重新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延伸，而非統治人的異己力量，堅守人的主體性和價值倫理。

智能時代的發展宗旨在于以人文反思引導技術向善，讓人類在認知革命中理解自己創造的智能體，深刻反思技術繁榮下的精神荒蕪和存在危機，在硅基與碳基的交融中捍衛情感共鳴與意義建構，維系技術普惠與人類尊嚴之間的動態平衡，從而將文明重心從物質擴張轉向精神發展和智慧成長。

探索智能時代的文明發展路徑，一要構建智能向善導向的技術路徑。超越工具理性與資本邏輯，將公平正義、人文關懷等價值準則轉化為算法底座的技術參數，在設計源頭植入人文基因，確保技術創新以增進人類福祉為終極方向。二要驅動跨學科融合的范式革新。打破智能技術與人文社科的認知壁壘，構建“技術—文化—審美”三位一體的協同生態，通過“數據與機理雙驅動”的研究范式，為人機共生提供跨語境知識創新的理論支撐。三要涵育復合型的人文智能素養。建立“技術素養+人文精神”雙輪驅動的培養體系，在藝術與科學的交融中提升主體的審美感知與批判思辨，培育既能駕馭技術浪潮、又能守護精神家園的“完整的人”。唯有實現技術理性與人文精神的和諧統一，從“工具使用”轉向“認知共生”，才能在智能風暴中重塑人類主體性，走向精神充盈與主動自覺的人機智慧文明實踐，抵御技術對人類的異化，超越資本邏輯與彰顯技術的人文向度。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94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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