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宏：伊朗戰局與全球經濟的代價｜經濟觀察

編者按· 2026.03.24

自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起聯合軍事行動至今，戰火已延燒二十余日，不僅未見平息之勢，反而在“誰也輸不起”的消耗博弈中越陷越深。金價歷經八連跌、深夜加油站排起長隊——這些市場信號背后傳遞著一個信號：地緣沖突正在以更快速度、更強力度穿透全球經濟的“命脈”。

本文以俄烏沖突為參照，聚焦伊朗戰局的經濟外溢效應，力圖跳出戰場敘事，系統剖析了伊朗戰局如何通過能源命脈、金融鏈條與產業布局，對全球施加三重不可逆的結構性沖擊。正如作者所言，“過去幾十年盛行的某些解釋框架，已經越來越難以有效回應現實。”當霍爾木茲海峽的風吹皺全球油價的每一根神經，當能源焦慮開始重構制造業版圖，讀懂戰爭的代價，或許才是守住發展主動權的第一步。

自2026年2月28日美國、以色列對伊朗發起聯合軍事行動以來，中東地區已陷入持續二十余天的高強度對抗。截至3月23日，戰火仍在蔓延，毫無緩和跡象。盡管交戰各方在軍事實力、戰略資源與國際影響力上存在明顯差距，但戰局的實際走向和外溢影響，早已超出任何一方的掌控。回顧2022年爆發的俄烏沖突可以發現，在深度互聯的世界中，現代戰爭的破壞力絕不會被封鎖在戰場或區域之內。地緣對抗會沿著全球化脈絡，迅速與能源命脈、金融結算、航運網絡、通脹預期及社會心理劇烈共振，最終裂變為難以掌控甚至難以逆轉的系統性沖擊。

當前的伊朗戰局雖同樣起源于歷史積怨與現實地緣矛盾，也同樣引發了區域供應鏈紊亂和能源危機，但由于中東在全球能源網絡、海上大動脈和歐亞地緣樞紐中無可替代的“心臟”地位，這場沖突對世界經濟底層運行邏輯的沖擊，必然將超過此前的俄烏沖突以及其他區域性戰爭。

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革命衛隊封鎖（圖源：BBC）

戰爭目前正逐步走向一場

“誰也輸不起”的消耗博弈

自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國際權力體系正被一種新的“戰爭邏輯”重新塑造。其最顯著的特征在于戰爭啟動容易，但收場極難。即便是實力占優的一方，也很難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決定性勝利，反而往往會被拖入更廣泛、更持久的沖突循環，并由此承受不斷累積的戰略失衡。

如今的伊朗戰局，正是這種“易開難結”邏輯的深刻體現，并在近期美伊雙方圍繞停火條件的博弈中展露無遺。據3月21日消息，美國經由多個斡旋渠道，曾向伊朗拋出一份條件極為強硬的停火方案，其核心要求包括“零鈾濃縮”“全面廢核”“限制導彈計劃”“接受嚴格外部監督”以及“停止支持地區代理力量”等。若從伊朗的國家安全邏輯出發，這些條件幾乎等同于要求其主動解除戰略威懾、放棄長期安全籌碼。

而伊朗方面則在3月22日作出針鋒相對的回應。據伊朗媒體援引匿名官員說法，伊方也提出了六項停戰條件，包括保證戰爭不再發生、關閉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由“侵略方”支付賠償、結束地區多條戰線沖突、為霍爾木茲海峽建立新的法律體系，以及追責相關反伊朗活動參與者。若從美國及其盟友的角度看，這些條件同樣不具備現實可接受性，因為這實際上觸及了美國在中東長期維持軍事存在和地區主導權的根本利益。

核心利益的南轅北轍與戰略互信的徹底歸零，決定了雙方當前的“互開天價”絕非為了坐上談判桌，而是意在未來的消耗戰中塑造于己有利的輿論敘事，并對敵方施加心理高壓。對伊朗而言，這場戰爭已經是關乎政權安全、國家尊嚴和戰略生存空間的存亡之戰；對美國而言，這場沖突同樣牽動地區威懾信譽、盟友信心、國內中期選舉成敗以及全球戰略格局。一方無法承受被徹底削弱甚至消滅，另一方也難以接受戰略退讓。在這種“彼此都輸不起”的結構中，任何一方都很難過早示弱。更棘手的是，一旦沖突進入這種高強度僵持狀態，各方為打破僵局，往往會更傾向于采取更具象征意義、同時也更具風險的行動，包括打擊對方核心基礎設施、民用能源設施，甚至試探擴大核威懾的邊界。

戰場上無法取得的籌碼，談判桌上同樣不可能憑空獲得。任何一場高烈度沖突的終結，往往都意味著至少一方，甚至雙方，在戰場、經濟或政治承受力上遭遇了難以繼續維系的重壓，進而被迫調整既有戰略目標。從當前局勢看，無論是美國還是伊朗，都尚未真正觸及足以迫使其作出實質性妥協的“臨界痛點”。也正因如此，當前戰局已經不是一場可以輕易結束的危機。

安全人員和應急人員在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維夫的導彈襲擊現場工作（圖源：新華社）

戰局延宕將對全球經濟造成

三重深遠甚至不可逆的沖擊

隨著戰局演進至今，其對全球宏觀經濟的傳導路徑實際上已經清晰。真正仍存懸念的，是這場沖擊的持續時間和最終烈度。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先后經歷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之后，全球經濟體系本就尚未完成真正意義上的修復，供應鏈重組、通脹余波、財政透支和金融脆弱性等問題依然層層積壓。在這種“傷后未愈”的背景下，伊朗戰局所帶來的破壞性及其外溢效應，勢必會被進一步放大。

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

首當其沖的，是全球經濟面臨的再通脹甚至出現滯脹的風險。伊朗局勢升級對全球宏觀經濟最直接的沖擊仍然來自能源鏈條。隨著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受阻，加之周邊油氣生產設施頻繁遭受實質性沖擊或處于潛在打擊陰影之下，國際能源市場的風險溢價迅速抬升。布倫特原油價格近期持續突破每桶100美元關口，歐洲天然氣基準價格也再度顯著上行，日本國內汽油零售價更是突破1974年以來的紀錄高位。毫無疑問，這一輪能源價格飆升正在打斷全球原本逐步趨緩的通脹進程。

但比能源價格上行本身更危險的，是由此引發的政策困境。從近期全球“超級央行周”釋放出的信號看，包括美聯儲在內的主要央行，對新一輪輸入性通脹風險都表現出明顯警惕。這意味著，市場此前普遍期待的降息節奏很可能被迫延后，全球經濟不得不在更長時間內承受高利率環境的擠壓。然而，問題在于傳統的緊縮型貨幣政策工具主要針對的是需求側過熱或貨幣超發，但面對由地緣沖突、運輸風險和供給中斷所推動的能源型通脹，央行維持高利率的效果有限。可是如果過早轉向寬松，又可能導致通脹預期重新抬頭、政策信譽受損。于是，全球經濟將被迫陷入一種最糟糕的泥沼：通脹因能源危機而死灰復燃，而實體經濟和投資活動卻在央行維持的高息壓迫下加速失溫。從最新數據來看，美國2025年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速已被大幅下修至0.7%，經濟降速超過預期。如果這種“通脹上行、經濟下行”的錯位局面持續下去，全球經濟恐將再次墜入“滯脹”深淵。

某種意義上說，歷史正押著與1973年石油危機相同的韻腳走來。而最大的不同在于，今天的世界經濟比上世紀70年代更高度金融化，尤其各國政府的債務規模已不堪重負。可以說，通脹實際上是在與全球金融風險“賽跑”，而貨幣政策這根指揮棒稍有不慎，引爆的將不僅僅是經濟衰退，更可能是一場更大的全球債務違約與系統性金融風險。

一系列供應方面的挫折導致美國通脹率連續五年高于目標水平，鮑威爾的美聯儲主席任期也將于5月結束（圖源：華爾街日報）

全球制造業分工版圖的洗牌

第二，能源安全將加速推動全球制造業分工與產能的洗牌。俄烏沖突已經證明，一場地緣危機可以迅速改變工業成本，進而影響一個地區的產業命運。歐洲，尤其是作為經濟火車頭的德國，其制造業的持續衰退就是最典型的例證。自切斷廉價俄羅斯天然氣以來，德國制造業遭遇了結構性重創，其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曾一路跌至38.8的極度收縮區間，且至今仍未能重回50的枯榮線上。同時，德國工業產出較戰前水平下降逾7%，化工、金屬、機械制造等高能耗行業深受重創，巴斯夫（BASF）、漢高（Henkel）等歐洲制造代表企業陸續將部分生產線遷往北美與東亞地區，導致德國經濟近年來持續運行在衰退邊緣。

如果說俄烏沖突是引發歐洲“去工業化”的第一波震蕩，那么當前的伊朗戰局無疑將掀起一場波及更廣的全球產能遷徙。除了原油和天然氣，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正在直接威脅全球甲醇、尿素、硫磺等關鍵化工原料供應，并影響日韓、東南亞等外向型制造經濟體。在此壓力下，一些能源資源密集型產業會更明確地“用腳投票”，尋找政局穩定、能源來源多元、基礎設施完善且內需具備規模的區域作為新落點。在愈發脆弱的全球供應鏈中，哪個國家能夠依靠自身的戰略定力維持能源供應的穩定與價格的優勢，就能在這一輪產業遷徙中獲得最強“引力”。雖然工業產能的轉移是一個緩慢的物理過程，但趨勢一旦形成便具有極強的慣性，較難發生逆轉。過去四十年支撐全球經濟繁榮的那個“高效分工”的宏大敘事，正被地緣威脅引發的能源焦慮完全打破。

此外，接連爆發的地緣動蕩和能源危機，將讓各國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傳統化石能源在地緣博弈頻發環境下的極端脆弱性。相比之下，新能源的本地化部署特性（風能、光伏、儲能體系乃至新能源消費品等）將成為各國降低外部依賴的新抓手。這不僅會極大地刺激風光發電、儲能設備等基建投資，更將全面加速新能源汽車等消費終端對傳統燃油體系的替代。在這個意義上，新能源產業已不再僅僅是“環保減碳”的工具，而是對沖地緣不確定性的能源戰略與安全產業。

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市伊吾縣淖毛湖鎮的國家光熱示范項目——熔鹽塔式50兆瓦光熱發電站（圖源：新華社）

國際資本對“安全資產”

定義的重新審視

第三個層面的沖擊，來自國際資本對“安全資產”定義的重新審視。過去幾年，中東一度成為全球資本競逐的重要新興舞臺。特別是在地區國家主動推進經濟多元化的背景下，中東一度被視為兼具流動性、政策紅利與增長想象力的“投資綠洲”。例如，沙特通過“2030愿景”持續推動主權基金擴張、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旅游與科技投資，吸引了大量國際金融機構和產業資本參與；阿聯酋則憑借開放的營商環境、低稅率、自由區制度和國際化法律框架，特別是迪拜和阿布扎比，逐漸發展為連接中東、非洲、南亞與歐洲的重要資本樞紐。然而，此次戰爭爆發后，沙特Tadawul指數、迪拜金融市場指數等均大幅回落超過10%，阿布扎比證券交易所亦創下去年底以來最大周跌幅。市場反應表明，一旦地緣沖突突破可控邊界，資本對中東資產的風險定價便會迅速重估，資金由中東流向美元資產以及部分亞洲市場的跡象明顯增強。

在這一輪資本流動中，美元的核心地位再次得到強化。面對中東局勢升級、能源價格擾動和全球市場波動，資金依然首先涌向美元現金、美債和短期票據。但問題也恰恰在于此：當下支撐美元的已非絕對信心，而是其無可替代的流動性深度。當美國自身也面臨債務狂飆、滯脹抬頭和戰略收縮等多重挑戰時，全球資本在危機時刻依然只能回流美元，更說明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真正具備避險功能的“安全資產”仍然稀缺。與美元形成對照的是黃金。理論上黃金應當受益于避險情緒，但事實恰恰相反。其價格從2月底的每盎司5380美元一度跌至3月23日的每盎司4100美元附近。這再次證明黃金更多是法幣信用受損的對沖工具，而非對地緣風險的直接保護。尤其在極端沖突狀態下，黃金受制于運輸、清算、儲備流通等現實約束，其流動性避險功能遠不如想象中安全。

在這種背景下，人民幣資產的相對穩定，開始受到更多關注。伊朗戰局升級以來，人民幣匯率相較多數新興市場貨幣表現更穩，這是由中國較低的通脹水平、相對克制的宏觀政策節奏、完整的產業體系等共同支撐的。對于部分主權基金、官方機構和長期配置型資金而言，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在于能夠在美元體系之外提供一種波動相對可控的配置選擇。嚴格來說，人民幣距離全球主導性安全資產仍有明顯距離，但作為亞太區域內的“穩定錨”與美元資產的補充項，其地位正在邊際上升。此外，在黃金和美股承壓的階段，作為虛擬資產代表的比特幣一度從約6.3萬美元左右反彈到7.5萬美元，這說明似乎有一股力量在投資者擔憂通脹、供應鏈和地緣風險時開始試探性地把比特幣當作一類“非主權、可跨境且可以提供宏觀對沖能力”的新資產來進行戰略配置，也就是所謂的“地緣對抗時代中立資產”新敘事。總體上，這場關于“安全資產”的重新定義，正是地緣金融時代新秩序的前奏。

自戰爭爆發以來，伊朗對海灣國家的民用基礎設施發動了多次攻擊，其中包括杜拜（迪拜）國際機場（圖源：BBC）

地緣震蕩常態化下的

社會科學與智庫研究

這次伊朗戰局本質上是在俄烏沖突之后，地區安全格局持續震蕩與全球秩序深度調整共同演化的必然結果。面對這種地緣動蕩逐漸常態化的新時代，我們的社會科學與智庫研究要更加深刻地明白，過去幾十年一度盛行的某些解釋框架，已經越來越難以有效回應現實。全球化不僅沒有消除權力競爭，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讓能源、技術、航道、金融基礎設施和關鍵資源，成為更具殺傷力的戰略工具。當這些要素被重新納入“國家安全”范疇，經濟運行就不再只是價格和供需問題，而是越來越深地嵌入地緣政治邏輯之中。

我們這一代人成長于全球化黃金時代，習慣用效率優先、自由貿易、分工合作等概念理解和解釋世界。但面對當下日益復雜的外部環境，必須以更強的問題意識更新知識體系，轉向更具現實解釋力的地緣政治經濟學視角，并將以下變量融入分析框架中：第一，地理與通道控制權。例如霍爾木茲海峽、紅海航道、蘇伊士運河、馬六甲海峽等全球經濟的“主動脈”。在地緣沖突頻發的背景下，誰能影響這些節點，誰就擁有改變全球物流成本的能力，通道安全本身已成為國際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關鍵資源稟賦與能源安全結構。石油、天然氣、糧食、稀土、銅、鋰等資源的分布并不均衡，而能源價格和供給穩定性又直接決定工業競爭力、財政穩定性和民生承受力。未來國家間競爭的底層，不只是技術競爭，也將是資源配置和安全保障能力的競爭；第三，制度可信度與政治穩定性。在地緣沖突頻發的時代，一個國家是否具備穩定的政策環境、連續的產業支持體系和足夠的社會承壓能力，將越來越直接地影響其吸引資本、留住產業和抵御沖擊的能力；第四，文明差異、社會結構與地區認同。很多外部觀察者習慣用單一的現代國家邏輯去理解中東，但實際上，宗教派別、歷史記憶、民族認同和區域權力結構，往往對沖突演化產生深遠影響。忽視這些深層變量，就很難真正理解局勢為何反復陷入“看似意外、實則必然”的升級循環。

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一處遇襲居民區拍攝的損毀建筑（圖源：新華社）

從這個意義上看，未來世界大概率很難回到那個地緣摩擦較低、安全成本較低、政治風險溢價也相對有限的階段。一個國家的發展戰略，需要更多建立在對外部環境長期變化趨勢的判斷之上。只有在認知框架上作出及時調整，才能更準確地理解全球政治經濟運行的新邏輯，進而在這場時代巨變中，更從容地統籌發展與安全，牢牢掌握國家發展的戰略主動權。

本文作者

包宏：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助理院長。

GBA Review 新傳媒

校對｜李 征

排版｜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