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俏：地方政府考核指標體系需要更關注投資于人，納入關乎提升居民福祉的指標

中國現在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從簡單的投資于物轉變為“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而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要打破“低價格—低利潤—低收入”循環。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接受記者采訪的內容整理，文章來源于“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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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內需是2026年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已有的一些政策效果如何？進一步提振內需特別是消費的關鍵在于什么？針對這些問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劉俏近日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

劉俏強調，中國現在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從簡單的投資于物轉變為“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而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要打破“低價格—低利潤—低收入”循環。

他建議，地方政府考核指標體系需要更關注投資于人，把關乎提升居民福祉、人民滿意度的指標比如可支配收入、消費率等，納入考核指標體系。使用收入法核算GDP，以勞動者報酬、企業盈利為核心核算指標并公開數據，引導地方政府更加執政為民，更加關注營商環境、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的改善。

他表示，要讓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首先應該把房地產市場企穩回升作為2026年提振內需的一項重要內容，房地產市場企穩回升情況與預期、內需等都是直接關聯的。短期來看，財政金融可能需要為房地產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長期改革方面，可以推動房地產企業從開發商模式轉變為運營商模式，推動房地產市場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從簡單的投資拉動變成投資加消費共同驅動。

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您認為內需面臨怎樣的情況？您預計消費對實現全年經濟增長目標將發揮怎樣的支撐作用？

首先，要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總量和人均GDP要比2020年翻一番，據此測算，未來十年包括2026年，大概需要每年4.17%-4.2%的GDP增速，這是實際增長。但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國從2023年第二季度開始一直存在物價下行、GDP平減指數為負的情況，換句話講，中國名義GDP增速比實際增速偏低，事實上企業、消費者、包括資本市場都有體感“溫差”，這不利于改善市場預期、企業利潤、居民收入。

名義GDP增速低背后原因很多，但我認為很大程度上和有效需求不足有關，所以要保持增長，還是需要發揮內需特別是消費的積極作用，因此，把提振內需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2026年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很自然的選擇。另外，中國的投資大周期其實已經進入尾聲，一些結構性的產能過剩問題比較嚴峻，因而當前拉動內需主要從兩個角度，一是提升有效投資，再者是提振消費。

2025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2%，出口表現比較超預期，投資在前三季度表現還不錯。2026年，出口可能會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或低于2025年，因此，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變得更重要一些。

這兩年我們一直強調提振消費，也出臺了一些政策，目前來看，您覺得效果如何？

消費是慢變量，不是說出臺一些政策或者有針對性的改革舉措，就能立竿見影。可以把消費理解成居民可支配收入、邊際消費傾向的函數，提振收入或者改善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需要時間，近幾年，從短、中、長時間維度上都很重視，討論什么樣的政策舉措或改革舉措，能夠提升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或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但我覺得背后還是需要系統化思維。

最關鍵的挑戰在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我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很多年都不到40%，而國際平均水平是56.6%（2023年），美國則接近70%，差距比較大，其中最大的瓶頸在于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占比較低，另一方面，與供給側也有關系，其實很多研究顯示，中國居民的實物商品消費量情況并不悲觀，比如，人均蛋白質攝取量、人均蔬菜攝取量遠高于全球平均，但是為什么中國居民消費率會這么低，可能有些統計方面的原因，比如服務消費領域的統計數字、統計口徑可能帶來一些評估上的誤差，進而低估居民消費率，但除此之外，更大的原因在于我們的價格偏低以及服務消費占整個消費比重較低，在這兩項結構性因素驅動下，居民消費率就偏低了。可能要真正改變居民消費情況，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這就需要打破“低價—低利潤—低收入”的結構性循環，這個循環背后有很多供給側的問題，有它的底層邏輯在。

這種底層邏輯可以談一談嗎？

低價格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中國制造業有著強大的產能，某些領域供過于求。這使得廠商面臨巨大的競爭壓力，他們會尋求成本優勢，去“卷”，壓制企業利潤，也很難給勞動者提供更高的報酬。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最大的來源就是勞動者報酬，這種情況下大家也不愿意花很高的價格購買商品或者服務，這就形成一個循環。這種循環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不利的。

如果“十五五”時期想打破這個循環，核心突破口在哪里？

第一點，我覺得可能需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政績觀。現在地方政府考核體系強調GDP增長，這就會導致地方政府行為模式比較容易單一化，都是投向能夠迅速對GDP增長產生直接影響的項目。如果大家投相似的項目，重復性投資、低效投資下容易形成產能過剩，加劇“內卷”，很難形成合理的價格、帶給企業合理的利潤，最終會折射到居民收入層面上。改變地方政府考核指標體系，需要更關注投資于人，把關乎提升居民福祉、人民滿意度的指標比如可支配收入、消費率等，納入考核指標體系，可能做起來會面臨一些挑戰，但應該在這方面做一些思考和部署，因為從長期看，指標體系本身是指揮棒。

另外一點，把提振居民可支配收入納入到“十五五”工作的重點中來，執行力應該更強一些，改革舉措更果斷一些。

剛剛談到供給端，在您看來，當前消費品和服務供給與居民的需求之間是否有差距？

從宏觀經濟平衡角度講，供給如果等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說明整個宏觀經濟的循環比較通暢。長期以來，我們在政策層面包括各級政府工作導向都比較強調生產端，生產端是實物價值創造的過程，最終從價值創造到價值實現，還是靠消費。實際上，供給本身如果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是錯配的，也很難轉變成消費，因此，“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應該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目前我們在服務消費領域缺乏好的供給，在一些能夠提升人民群眾福祉且有強烈需求潛力的領域，比如養老、醫療、教育等，在供應端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不管是從技術創新、技術變革驅動，還是從商業模式創新驅動，如何提供有效供給，滿足龐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很重要的。

您認為“十五五”時期可以從哪些方面提升居民收入？

這需要系統性思維，從多個角度、多個維度發力。當然，首先經濟要保持平穩增長，特別是微觀主體比如中小微企業要有活力，有就業才有收入。“十五五”期間要讓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明顯改善，在政策導向、頂層設計上要有所側重，因為在中國的體制下，有時候政策導向特別是自上而下的“指揮棒”非常重要，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的“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后續會有相關的一些實施手段有序推出，這對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會起到一些效果。

當前地方政府層面GDP核算使用的是生產法，這個確實有它的優勢，與過去強調增長、把建設重心放在生產端有關，一個大國首先要有強大的產能，才能在全球競爭中保持比較有利的態勢。但未來，是不是可以考慮同時也使用收入法核算GDP？以勞動者報酬、企業盈利為核心核算指標并公開數據，引導地方政府更加執政為民，更加關注營商環境、企業利潤和居民收入的改善，從導向上啟動，最終使大家對居民增收、企業增利、營商環境改善、公共服務不斷均等化等給予更高的重視。

再比如，當前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較低，占GDP比重僅為4%，美國這一比例高達16%-17%，這就需要我們建設比較健康穩定的資本市場。另外，完善農村“三權”市場化退出機制，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此外，我國存在比較嚴重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未來推動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這些對均等公共服務方面的需求還是很大的。現在很多人游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如果讓這些人在城市落戶并享受均等公共服務，他們也會愿意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進而消費意愿也會提升。城鄉融合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既能提升新市民與農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也能顯著改善其邊際消費傾向。

在您看來，“十五五”時期，如何推動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

其實前面說的很多問題的癥結都跟房地產有關。要讓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第一，應該把房地產市場企穩回升作為2026年提振內需的一項重要內容，房地產市場企穩回升情況與預期、內需等都是直接關聯的。

具體怎么做，有短期、長期兩方面考慮。短期的話，不管是財政還是金融，可能得為房地產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政府的態度應該更積極一點。從操作層面看，有沒有可能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層面上成立母基金，加上市場機構的參與和金融機構提供的融資，直接參與租賃住房建設，或者收購存量商品房，或者新建住房，將其更新為租賃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過公募REITs或機構間REITs退出，形成“開發（購買）→培育→退出→開發”的投融資閉環。這樣可以釋放明確的政策信號，對房地產市場、存量市場提供有力的流動性支持，對緩解當下基本面和預期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長期的話，從改革層面，可以推動房地產企業從開發商模式轉變為運營商模式。現在講房地產對經濟的貢獻，一般是指房地產開發投資，其實住房消費是服務消費中很大的領域，而我們的住房消費在GDP中的占比是非常低的。另一方面，未來的居民可能也不一定愿意很早就讓自己陷入買房的債務負擔，怎么在供給端提供高質量的住房，讓居民愿意租房，而不單純只買房。房地產企業進而轉變為運營商模式，提供有效的服務消費，這也是服務消費供給端的重要改革舉措。房地產市場對整個經濟的拉動作用從簡單的投資拉動變成投資加消費共同驅動，從長遠來看，這也許是中國房地產的新模式。■

文章來源于“澎湃新聞”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