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姜濤：精神疾病就像一場感冒，沒什么可怕的，也沒什么丟人的

受訪者：姜濤，首都醫(y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yī)院精神科主任醫(yī)師。從事精神科臨床已有30余年，擔任精神科病房主任20余年。在多年行醫(yī)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臨床診療病例，在雙相情感障礙、抑郁癥、焦慮癥、精神分裂癥、睡眠障礙以及酒藥物成癮等多個精神科常見疾病方面有豐富的診療經驗。著有《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yī)生的12000天》。

采訪者：學人scholar志愿者梁慧琳，陳晞怡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01

對于精神類疾病，藥物沒有決定性作用

學人：非常高興有機會和您見面，您的新書《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yī)生的12000天》讀起來流暢又真誠，我們收獲良多。首先想請您介紹一下，安定醫(yī)院一線醫(yī)生的日常工作狀態(tài)、工作時長大概是什么樣的？普通讀者對此都不太了解。

姜濤：醫(yī)生的工作挺忙的，尤其是一線門診。一周有五個半天門診，我們一個半天算一個單元，一個單元要接40到50個號，另外還有特需門診，所以一周下來，差不多要接診兩百多位患者。剩下的時間要查房，給年輕醫(yī)生的診療工作把關、做規(guī)范輸出。另外還要做醫(yī)聯體支援，常規(guī)去平谷出診，每兩個月還要去一次內蒙古。

學人：面對這么龐大的日常工作量，您是怎么擠出時間、又是什么樣的初心和動力，促使您完成了這本書的創(chuàng)作？

姜濤：我們醫(yī)院里有走科研、教學、國際交流路線的高端人才，也有扎根臨床、天天和患者打交道的醫(yī)生。這份工作雖然累，但我始終抱有熱愛。看了這么多年病、接診了這么多患者，總得有一些總結和收獲，不能就像流水線一樣看完就過了。所以覺得應該留下一些內容，起碼能對患者、家屬，還有年輕醫(yī)生有一些啟示和幫助。

還有一個契機，有一位北醫(yī)畢業(yè)的資深老教授，人特別敬業(yè)，一輩子兢兢業(yè)業(yè)，上個世紀手寫了滿滿一屋子病歷，就是想給后人留一份參考資料，結果因為身體不好早早離世了，這些珍貴的資料一直沒能發(fā)表。現在他的學生在幫忙整理，但人已經不在了，很難再系統出版，我覺得特別遺憾。他那些珍藏的病歷資料，現在還保存在我們院史館里。

所以我就想，自己看了這么多患者、經歷了這么多病例，這些積累下來的經驗，應該分享出去，一是讓患者和大眾更了解精神疾病，二來也是對自己數十年臨床工作一個交代，同時也能給剛入行的年輕醫(yī)生一些實際的幫助和指導。

圖源網絡

學人：書里很多故事，都和青少年群體相關。想跟您請教一下，青少年群體是不是和精神類疾病有著更緊密的關聯？

姜濤：主要是和情緒障礙相關，也就是起病于青春期、青少年時期甚至童年期的情緒和行為障礙。其實，這里存在一定的過度診斷，很多孩子18歲以后，有的會發(fā)展為抑郁癥，有的會成為雙相情感障礙，有的是強迫癥、焦慮癥，甚至會出現一些人格問題。

但我們也確實發(fā)現，近15年，青少年的情緒問題越來越多。世界衛(wèi)生組織，還有精神疾病診斷相關的權威機構，也都證實青少年情緒障礙的發(fā)病率，要遠遠高于成年人群體。

學人：您覺得這個現象，生理層面的原因占比更大，還是更多源于當下的社會環(huán)境變化？

姜濤：社會變化和個體因素兩方面都有。

青少年處于青春期，本身激素水平變化就非常劇烈，會帶來身體、大腦皮層、大腦神經環(huán)路的一系列改變，再疊加外界的巨大壓力，就很容易出問題。

這種壓力，首先大家會想到升學壓力，但我現在覺得，單純的學習壓力根本涵蓋不了所有問題。現在還有人際交往的壓力。現在的孩子很多是獨生子女，小時候缺乏和他人社交的環(huán)境。

所以很多孩子發(fā)病，根源都在人際交往上，不會交朋友，面對校園霸凌不知道怎么應對，甚至想不明白為什么自己會被同學、老師厭惡，這些問題都會誘發(fā)情緒障礙，導致發(fā)病的孩子越來越多。學習只是一方面，我接觸的很多孩子，核心問題都出在人際交往上。

《安定此心：我當精神科醫(yī)生的12000天》

作者：姜濤

中信出版集團，2026年1月

學人：針對青少年情緒障礙的干預現狀，您怎么看？

姜濤：說實話，現狀不是特別樂觀，很多時候甚至我會覺得無能為力，環(huán)境對這些孩子的容錯率太低了。比如一年不上學，就要面對教育體系、教學內容、考試大綱的變化，重返校園的難度會成倍增加，很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一年回不去、兩年回不去，人生的賽道就徹底換了，沒法再走常規(guī)的九年義務教育、升學路線，只能走提前招生、私教、職業(yè)教育這條路，人生軌跡完全不一樣了。

最無能為力的一點，就是藥物根本起不到決定性作用。藥物只能在孩子焦慮、抑郁、難受的時候，緩解癥狀，但不可能讓孩子吃了藥就能順利回到學校，這是絕對做不到的。每次遇到這種情況，我都特別替家長著急。

學人：作為孩子的家人、朋友，應該怎么去幫助他們，怎么正確看待這些情緒問題？

姜濤：首先是陪伴，其次是主動詢問、耐心溝通。孩子遇到困難、挫折，出現情緒問題、異常行為，絕對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和他的個人素質、教育背景、人格基礎都有關系，很可能是應對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足，或是人格基礎存在短板。

我們要做的，是幫他修復能力、建立健全的應對模式，而不是一味地幫他埋怨外界。有些家長一遇到問題，就覺得是老師的錯、學校的錯、單位領導的錯，甚至跑去和人爭吵對峙，這只會耽誤孩子，讓他永遠沒法建立自己的應對能力。

《混沌少年時》

02

患者社會功能的恢復，比癥狀消失重要得多

學人：作為讀者讀這本書時代入感特別強，更好奇您作為主治醫(yī)生，怎么和患者之間保持合適的心理距離？怎么面對和承接患者傳遞過來的負面情緒？

姜濤：時間是有力量的，職業(yè)歷練多了，自然就能在共情和抽離之間跳進跳出。當然也會被感染，有時候患者說起自己的悲慘經歷，我也會被帶著走，但能很快抽離出來，不會一直陷在情緒里。時間長了，慢慢就會建立起自己的情緒防御機制。

學人：這是不是說，早期從業(yè)的時候也有過邊界模糊、被患者情緒帶著走的情況？

姜濤：對。那時候根本不知道怎么跟病人打交道，特別容易共情過度。有一次，一個住院患者是單位職工，住在重癥病房，單位的人過來直接解除勞動合同，而且連基本保障都不給，我當場就跟單位來的人吵起來了。現在有獨立醫(yī)保就好多了。

還有一次，一個患者住院期間，他妻子把房子偷偷賣了，把人扔在醫(yī)院不管，我還跟著律師一起幫他打官司。

現在回頭看，這些事其實可能越過了醫(yī)生的職業(yè)邊界，甚至可能導致我的視角出現偏頗。現在再遇到這種事情，我就會嚴格按照法律和規(guī)矩來，不會再沖動越界了。

學人：您剛剛提到，藥物只能起到緩解癥狀的作用，書里也有專門的章節(jié)討論康復，其中關于縣城中藥師的故事里，有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真正的康復不在于癥狀消失，而在于讓生活重新有了滋味”。在臨床實踐中，您是怎么界定“康復”這個概念的？

姜濤：以前我們界定“康復”，就是癥狀消失、臨床痊愈，患者恢復了自制力、對疾病的認知能力，還有自我照料的能力，就叫痊愈了，根本沒人去評判社會功能有沒有恢復。

但最近20年，我們對患者社會功能的要求越來越高。現在我們的理念是，哪怕你還有幻聽、妄想，還有一些殘留癥狀，還有情緒波動，沒關系，只要你能上班、正常工作，能適應家庭生活、正常社交、有自己的朋友，能融入社會，這就叫痊愈了。對患者來說，社會功能的恢復，遠比單純的癥狀消失重要得多。

《鳥人》

學人：這里說的“功能”具體指什么？

姜濤：功能包括很多維度，社會功能、家庭功能、人際交往功能，這些都是一個人社會化的基本要求。如果你只治好了癥狀，卻喪失了這些社會化的能力，那這個人活在世上，其實是失去了很多意義的。

所以必須幫患者恢復工作或學習能力、人際交往能力——他得有自己的朋友圈、人際圈；還有家庭功能，他要回歸家庭，承擔起兒女、配偶、父母的角色，這些功能都恢復了，才能叫真正的痊愈、真正的康復。

學人：這種對康復的理解，是最近20年才慢慢形成的嗎？

姜濤：對，對社會功能的重視，大概是2002年之后開始的。以前很多精神分裂癥患者，癥狀治好了，社會功能卻完全喪失了，要么是藥物的副作用，要么是疾病本身的影響，根本沒法回歸社會。很多患者甚至到五六十歲了還要靠八九十歲的父母照顧。這樣的案例太多了。

學人：那可不可以理解為，以前我們是把疾病當成一個必須徹底消除的問題，現在的理念轉變成了和疾病共存？

姜濤：對，一定要讓患者好好生活。患者首先是一個人，哪怕是病人，也要生活在社會上，也有享受生活的權利，我們不能因為治病，就把他享受生活的權利全部剝奪了。

學人：這種理念的轉變，對醫(yī)生的用藥方案也提出了新的考驗吧？

姜濤：對，現在我們用藥，基本都會選擇新型藥物。過去的傳統藥物，相當于給患者做了“化學約束”，副作用太大，患者只能待在家里，困在封閉的空間里。新型藥物的副作用相對更小，患者的接受度和耐受度更好，在治療期間也不會有太強的抵觸情緒，能更好地配合治療，也更有利于社會功能的恢復。

學人：這種對康復理解的轉變，除了用藥方式，是不是也改變了您和患者、家屬的溝通方式，還有后續(xù)的回訪模式？

姜濤：沒錯，以前都是醫(yī)生一言堂，現在必須和家屬、患者一起商量，形成“治療聯盟”。要讓患者理解用藥的邏輯，愿意主動接受治療，在可控的副作用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恢復社會功能。

學人：在臨床上，您覺得最難恢復的部分是什么？

姜濤：最難恢復的，其實是人際交往能力和認知能力。不管是雙相情感障礙、重度抑郁癥，還是精神分裂癥，如果病程拖到慢性、病情發(fā)展到嚴重程度，患者的認知能力都會出現明顯衰退，很難獨立完成一項學習或工作任務，能力下降會非常明顯。

另外就是人際交往，他沒法像普通人一樣有來有往地溝通，沒法做出對應的情感表達、語調變化，也沒法把握社交里的進退分寸，要么說話直來直去、硬邦邦的，要么就直接回避社交。所以我一直覺得，最難恢復的就是認知和社交能力。

圖源：Unsplash

學人：這種能力的下降，必然會換來外界不友好的回應。

姜濤：對，這就是典型的惡性循環(huán)。

學人：針對這兩個最難恢復的部分，您在臨床上通常會用什么方式幫患者改善？

姜濤：首先是讓患者加入群體，比如廣場舞隊、跑步團，既能鍛煉身體，又能獲得社交的空間；也可以去游泳館、社區(qū)康復機構，那里雖然有很多同類患者，但也有社區(qū)工作者、專業(yè)老師、社區(qū)醫(yī)生，能幫患者做康復訓練。最忌諱的就是把患者關在家里，那只會越來越嚴重。

另外就是讓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哪怕不賺錢，只是送報紙、送快遞、打掃衛(wèi)生，有個事做，有個社會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學人：往往出現問題后，我們會到醫(yī)院找醫(yī)生就診，但問題的解決，其實需要家庭、學校、社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支持系統，您書里也提到了很多跨學科支持的內容，治療從醫(yī)院開始，但絕對不會在醫(yī)院結束。

姜濤：沒錯。患者出院之后，大量的康復工作都要在家里、社區(qū)完成，但恰恰是社區(qū)康復這個環(huán)節(jié)，我國目前還相對比較薄弱。醫(yī)院只能解決急性期的一部分問題，后續(xù)的恢復，大部分都要靠社區(qū)。不光是精神疾病，骨科疾病、糖尿病、高血壓、腦血管病、心臟病，等等，其實更多的康復任務都在社區(qū)，但我們現在的社區(qū)醫(yī)療體系，這部分還是短板。

學人：國外的社區(qū)康復體系，會比國內更成熟嗎？

姜濤：國外的模式我了解得不算特別全面，但他們普遍是“小醫(yī)院，大社區(qū)”的模式，患者在醫(yī)院住院的時間很短，病情稍微穩(wěn)定就轉到社區(qū)做康復，

哪怕是馬來西亞這種經濟不算特別發(fā)達的國家，也是這個模式。

我去過馬來西亞的醫(yī)院，他們醫(yī)院里住院的患者很少，病情好轉就立刻轉到社區(qū)，社區(qū)的康復體系非常完善，能承接大量的康復患者。而且醫(yī)院的醫(yī)生，一周有三四天都在社區(qū)出診，在醫(yī)院的時間反而很少，所以急性期需要住院的患者也不多，醫(yī)院不用承擔太多康復的任務。

學人：在這種模式下，患者不用長期住在醫(yī)院，對自己“病人”的身份認同，會不會也弱一些？

姜濤：對，患者天天回家，去社區(qū)就像上班一樣打卡訓練，下班就回歸家庭，反而能保持更正常的生活節(jié)奏。

03

真正的人格障礙患者很少

學人：不管是讀您的書，還是今天和您聊天，我們都頻繁聽到“人格”這個詞。可不可以理解為，情緒問題發(fā)展為障礙，再進一步發(fā)展，就會演變成人格問題？

姜濤：人格是人生下來就自帶的底色，在成長過程中，和社會、家庭不斷互動、磨合，最終形成的一種固定特質，是性格、氣質、興趣愛好等特質的組合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獨有的人格。

學人：很多人覺得人格是天生的、固定的、不可改變的，所以一旦說一個人有人格障礙，就覺得是他天生的問題；也有人覺得人格是后天形成的，這兩種說法有明確的區(qū)分嗎？

姜濤：人格障礙在人群中的占比其實不高，單純靠后天環(huán)境形成的人格改變、最終發(fā)展為人格障礙的案例，其實很少。目前診斷標準里有16種人格障礙，我們臨床接觸最多的是B型人格障礙，也就是沖動型、自戀型、邊緣型人格障礙這幾種。

人格障礙是非常難糾正的，尤其是先天特質占主導的人格障礙，幾乎很難徹底改變。人格的底色是天生的，但最終的成型，是18歲之前，在家庭、社會、學校的互動磨合中，一步步形成的。

學人：您接觸過剛剛提到的沖動型人格障礙患者嗎？

姜濤：這類人大部分都在監(jiān)獄里，因為他們的暴力犯罪風險非常高。過去監(jiān)獄里，暴力犯罪、殺人放火、強奸、故意傷害的犯人里，40%都是沖動型人格障礙。

我接觸過一個案例，有個人看見出租車司機在偏僻地方隨地小便（因為找不到廁所），就過去指責了兩句，和這個司機起了沖突，直接把司機殺害了。這個人在監(jiān)獄里跟我聊的時候，還覺得自己沒做錯，說“把街道弄臟的人就是社會垃圾，就該被清除”。

還有一個案例，是個律師，買彩票的時候，前面的人動作慢了點，他催了兩句，對方嗆了幾句，還抓了他的衣領，他當場就用石頭把人打死了。后來問他，他說“對方個子比我高，我不弄死他，他就會先弄死我”。這些都屬于典型的沖動型人格障礙。

《小丑》劇照

學人：針對這類人格障礙患者，您的工作內容主要是什么？

姜濤：其實在臨床中，精神科醫(yī)生面對這類人格障礙患者，常常會感到棘手。老一輩的醫(yī)生常說，這類問題藥物治療效果不好，而且這類患者根本不吃藥、拒絕治療，甚至都不能稱之為傳統意義上的“病人”。

但實際上，藥物對這類人群的沖動、情緒失控等問題，仍然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我后來在監(jiān)獄里看到，那些因為精神相關問題刑事犯罪的犯人，會被強制服藥，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吃，這些人服藥之后，情緒會明顯平穩(wěn)很多，所以我覺得藥物還是有一定效果的。

至于大家常說的自戀型人格障礙（NPD），真正符合診斷標準的其實非常少見，這類確診患者情緒攻擊性強，風險較高。我們日常遇到的，大多只是有一些自戀型人格障礙的特質，嚴格意義上達到疾病診斷的，其實并不多，我在臨床中也極少遇到。

學人：現在很多年輕人會用“自戀型人格”“回避型人格”這類標簽來解釋自己的行為、緩解社交中的焦慮，您覺得這算是一種精神需求，還是心理需求？

姜濤：這其實是一種心理防御機制，不管是權威認同、情緒轉換還是投射，本質上都是通過這種方式，緩解當下的焦慮。

04

精神疾病其實和高血壓、糖尿病是一樣的

學人：精神科和心理科、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到底有什么核心區(qū)別？

姜濤：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精神科屬于醫(yī)學范疇，心理科屬于心理學范疇，是兩個完全獨立的學科。

精神科主要針對的，是大腦神經基礎、神經遞質出現異常，帶來的情緒、行為、思維的異常改變，患者可能因此無法自我照料，需要他人陪伴、監(jiān)督，這類情況就屬于精神疾病，需要藥物治療，包括精神分裂癥、雙相情感障礙、重度抑郁癥、多動癥、焦慮癥，還有酒精、藥物依賴等。

心理科主要針對的，是輕度的情緒問題，比如輕度焦慮、輕度抑郁，還有人際關系、社會交往中的困擾，以及輕度的人格相關問題，主要通過心理咨詢來干預，不需要藥物治療。

當然，這兩者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心理科解決不了的重癥，或是輕度問題發(fā)展為重癥，就要轉診到精神科；精神科患者急性期癥狀控制住之后，需要心理輔導、性格糾正、社交能力訓練，就可以轉診到心理科繼續(xù)干預，兩者是互補的。

學人：結合我們剛剛聊到的社區(qū)康復，其實精神類疾病后續(xù)的康復工作，也需要心理科的深度參與？

姜濤：對，心理科的干預，是社區(qū)社會工作、康復工作里，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學人：我們也發(fā)現，大眾對精神類藥物的誤解非常深，關于這些誤解，您想跟大家澄清些什么？

姜濤：大眾對精神藥物的誤解，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把精神類藥物和精神活性物質混為一談。精神活性物質，也就是一類精神藥品，比如嗎啡、杜冷丁、美沙酮這類高成癮性藥物，還有部分安定類鎮(zhèn)靜催眠藥，確實容易成癮、容易出問題，很多人就把這些藥，和常規(guī)的精神類藥物畫了等號。

但實際上，常規(guī)的精神類藥物，包括抗抑郁藥、抗焦慮藥、抗強迫藥、抗精神病藥、心境穩(wěn)定劑，這些藥和大家吃的降壓藥、降糖藥沒有任何區(qū)別，都是治療慢性病的常規(guī)藥物，不是所有精神類藥物都會成癮，這是最核心的一個誤區(qū)。

第二個誤解，是覺得精神類藥物長期吃，會把人吃傻、吃遲鈍，所以很多患者不愿意長期服藥。確實，這類藥物會有一定的副作用，可能會帶來遲鈍感，但降壓藥、降糖藥也都有副作用，比如現在常用的降脂藥阿托伐他汀，還可能導致嚴重的肌溶解和肝損傷，大家卻能接受，唯獨對精神類藥物的副作用過度放大，這是沒必要的。

圖源：Unsplash

學人：現在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認知，也呈現出兩種極端：一種是依然恐懼、回避，談之色變；另一種是把它當成了逃避生活壓力的“出口”，覺得“我生病了，就可以不用面對這些壓力了”。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姜濤：大眾對精神疾病的認知、接受度，和社會的文明程度、經濟發(fā)展水平是直接相關的。中國社會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大家習慣了“藏拙”，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一面、脆弱的一面暴露給別人，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里，精神疾病都被污名化，大家不愿承認、不愿就醫(yī)。

隨著社會、經濟、教育的發(fā)展，還有媒體的科普推廣，大家對精神疾病的認知和接受度越來越高，但理解依然不夠深入、不夠準確。其實精神疾病和其他慢性病沒有本質區(qū)別：糖尿病的病理基礎在胰島，我們能通過檢測找到明確的異常；而精神疾病的病理基礎在神經系統，只是目前的科技水平，還沒法完全精準地定位它到底是哪個神經環(huán)路、哪個神經遞質出了問題，看不見摸不著，所以大家才會對它有各種歧義，覺得它是“思想問題”“中了邪”。

等未來科技發(fā)展到一定程度，能完全揭示精神疾病的病理學基礎和病理生理過程，大家就會明白，它和高血壓、糖尿病沒有任何區(qū)別，就是一種需要規(guī)范治療的慢性病。

學人：您剛剛提到了污名化的問題，您從業(yè)這幾十年，親身感受到的，大眾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有什么樣的變化？

姜濤：變化真的非常大。我是北京人，小時候在東城，大家老拿安定醫(yī)院開玩笑，老師管學生，張口就來“你有什么毛病？要不要送安定醫(yī)院看看？”。影視內容里也一樣，《頑主》里有個橋段，警察盤問張國立飾演的于觀，他說“我剛從安定醫(yī)院跑出來”，警察立馬就放他走了，都是拿安定醫(yī)院、精神疾病做噱頭，帶著歧視、嘲笑和戲謔。

就連醫(yī)生同行，也有偏見。我們上學的時候，大家都傳“金眼科銀外科，又臟又累婦產科，瘋瘋癲癲精神科”，都覺得精神科是最不入流的科室。我剛工作的時候，衛(wèi)生局開會，主持人問“安定醫(yī)院的到了沒有”，底下一屋子人哄堂大笑。那時候，大家就算有精神問題，有醫(yī)保也不敢用，生怕單位、家人發(fā)現，都是偷偷摸摸來看病。

現在不一樣了，隨著大家對精神疾病的認知提升，尤其是抑郁癥、焦慮癥，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了。現在很多家庭里可能就有一兩個抑郁癥、焦慮癥的患者，是很常見的事。全國這類患者，估計有1.2億，保守估計的話，平均十個人里就有一個，這個數字還是保守的，徐凱文老師說過，有1.4億到1.5億 。

我特別喜歡現在的年輕人，對這件事的包容度非常高。

以前同學聚會我從來不去，能明顯感覺到人家看不起精神科的醫(yī)生。現在無所謂了，很多同行都認識到了精神科的作用，比如我耳鼻喉科的同學，手術做得非常成功，但患者天天找他，說自己不舒服，他實在沒辦法，就把患者介紹給我，我?guī)退鉀Q了問題，他也慢慢認可了這個學科。

圖源：Unsplash

05

在農村，幾乎每個村都有大家口中的“瘋子”

學人：您剛剛也提到，會去基層、下鄉(xiāng)做醫(yī)聯體支援，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在基層的見聞和發(fā)現？

姜濤：其實特別顛覆我的認知。一開始我以為，農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慢節(jié)奏的田園生活，應該不會有太多焦慮抑郁的問題，結果去了才發(fā)現，那里的人，尤其是老年人，焦慮、失眠的問題特別多。

我在基層出診觀察到，來就診的，要么是十四五歲的孩子，要么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中間年齡段的人特別少。老年人大多是失眠、焦慮，有的是軀體疾病伴發(fā)的情緒問題，有的是癡呆相關的癥狀；孩子基本是因為抑郁焦慮，沒法上學。

我常去的平谷，環(huán)境特別好，是旅游休閑區(qū)，慢節(jié)奏生活特別舒服，農產品、水果都特別豐富，沒想到睡眠障礙的患者會這么多。嚴重的精神分裂癥、孤獨癥這類疾病，反而不多，主要是抑郁、焦慮、失眠，還有農村的酒精、藥物依賴、成癮問題也非常突出。

學人：您從什么時候開始參與基層支援的？

姜濤：非常早了，2004年我就已經在參與基層心理救援了。那年正月十五，春節(jié)剛過，很多人去密云彩虹橋玩，人太多，發(fā)生了踩踏。我下鄉(xiāng)第一天，正好在懷柔值班，事故現場就在我們醫(yī)院門口。當時情況特別緊急，傷者家屬情緒崩潰，我們主要負責給家屬做緊急的心理安撫和救援。

學人：這種突發(fā)公共事件的心理救援，具體是怎么做的？

姜濤：突發(fā)事故的緊急救援，首先要關注幸存者和家屬的急性應激反應，還有后續(xù)的賠償、安置相關的情緒問題。我們醫(yī)院有專門的心理救援隊伍，比如汶川地震這些重大事件，我們都參與過。

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去了一個多月，去了重災區(qū)，緊急救援階段，我們會用EMDR（眼動脫敏與再加工療法），幫患者盡快消融創(chuàng)傷記憶，后續(xù)的長期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還需要持續(xù)的心理干預和救援。

學人：您從2004年到現在，參與基層支援已經20多年了，這20多年里，您覺得農村地區(qū)的精神疾病發(fā)病情況，有什么樣的變化？

姜濤：農村的抑郁、焦慮、失眠的發(fā)病趨勢，和整個社會是同步的，一直在上升，但誘因和城市不一樣。城市大多是節(jié)奏快、壓力大，農村節(jié)奏并不快，壓力也沒有城市大，他們的問題，主要來自養(yǎng)老、土地、宅基地、子女贍養(yǎng)這些事。

農村里，父親告兒子、兒子告父親的事特別多，過去那種孝順的傳統，在利益面前變得特別脆弱。因為宅基地、征地、房產這點利益，父子反目、親人成仇的事太常見了，甚至有人因為這點事觸犯法律。

學人：感覺鄉(xiāng)土社會在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發(fā)生了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落在個體身上，帶來的沖擊反而比城市更劇烈。

姜濤：對，就是這樣。

學人：那農村地區(qū)的精神衛(wèi)生醫(yī)療環(huán)境，這些年有沒有改善？

姜濤：已經改善太多了。2014年之前，很多農村的重癥患者根本得不到規(guī)范的治療。2014年國家啟動了嚴重精神障礙管理治療項目，投入了大量資金，各地都建起了精神病院，醫(yī)療條件、救治環(huán)境都好了太多。

學人：那農村地區(qū)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和過去相比，有變化嗎？

姜濤：肯定還是有滯后，比城市要嚴重很多。大家還是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疾病，主動就醫(yī)的人非常少。每個村都有大家口中的“瘋子”，發(fā)病的時候砸東西、搞破壞、放火、宰人家的牲口，行為特別激烈，家里要么不管，要么沒人管，一般都是村委會、公安、村醫(yī)給送到當地精神病院，強制治療，而且是免費治療。

06

精神疾病就像一場感冒

學人：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用AI技術輔助心理干預、精神科治療，您怎么看待AI技術進入精神醫(yī)學領域這件事？

姜濤：AI技術確實能幫我們做很多臨床診斷的輔助工作，也能幫患者做基礎的預判，讓患者少走彎路、避免亂投醫(yī)。

比如人臉識別技術，通過面部表情識別抑郁癥，這個技術是可行的。抑郁癥患者的面部表情、肌肉運動，和健康人是有明確區(qū)別的，要精準識別，需要納入上千個面部肌肉的運動點位，這個靠人是絕對做不到的，只有AI能實現。目前這個技術還在發(fā)展，只納入了幾百個點位，未來隨著大數據的積累，一定會成為一個客觀、可靠的診斷輔助工具。

現在很多患者，做完量表之后，會去問AI，讓AI給建議、給治療方案，然后拿著方案來醫(yī)院找醫(yī)生。但這只是初級的應用，兩個患者，都有抑郁癥，癥狀看起來一模一樣，AI給的治療方案是一樣的，但兩個人的發(fā)病原因、個人情況、家庭環(huán)境完全不同，治療方案也應該是完全不同的，這就是AI的局限。

AI的核心，還是邏輯運算和機器學習，輸入的內容越多，它能輸出的內容就越豐富。一個邏輯運算的過程，缺少情懷、溫度和共情，這是它永遠沒法替代醫(yī)生的核心。

當然，我國心理治療資源整體仍較為緊缺。如果有 AI 能夠陪伴患者交流，即便無法完全具備人的溫度與情感共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患者緩解情緒、解決部分基礎困擾。

《心靈捕手》

學人：您剛剛提到了大數據，我們也很想知道，目前國內精神疾病的臨床數據庫，現狀是什么樣的？

姜濤：目前我們的精神疾病數據庫，整體還比較薄弱。像中風這類疾病，我們的數據庫已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美國，都要從中國的官方渠道獲取相關數據，但精神疾病領域的數據庫建設，和其他成熟學科比起來，差距還非常大。

學人：您從業(yè)這30余年，親歷了中國精神衛(wèi)生醫(yī)療體系的巨大變遷，回頭看這段歷程，您最大的感受和理解是什么？

姜濤：最大的感受，就是這個行業(yè)從過去相對簡單、粗放的診療模式，慢慢走向了對患者的重視、理解與尊重，國家和社會也在持續(xù)投入，整個行業(yè)一直在發(fā)展。雖然目前我們還處于發(fā)展的初級階段，但進步非常快，診療體系已經和國際先進水平接軌，甚至在某些領域，比如自閉癥的診療與干預，我們的實踐比國際上還要更先進。

學人：那您對這個行業(yè)未來的發(fā)展，有什么樣的期待？

姜濤：我最期待的，是能有更多精準、可量化的生物學指標，為精神疾病制定專屬的診斷標準，讓這個疾病不再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狀態(tài)。另外，我也期待AI技術能在精神科診療中發(fā)揮更多作用，比如AI輔助的心理治療，能替代一部分心理治療師的基礎工作，緩解目前心理治療資源極度緊缺、患者需求無法滿足的現狀。當然，目前的技術還遠遠達不到這個水平，但它已經能幫我們做很多基礎工作了。

說到底，精神科醫(yī)生的責任任重而道遠。我們要做的，就是盡早識別重癥患者，做好早期干預和預防，盡可能阻斷疾病的進展。

《七宗罪》劇照

學人：您剛剛提到，現在年輕人的情緒問題非常普遍，想請您給年輕人留幾句寄語。

姜濤：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非常開放，也很重視自己的情緒體驗和情緒價值，這是特別好的事。我想跟大家說，當你覺得不舒服、焦慮、情緒低落的時候，一定要及時就診、評估，盡快干預、盡快解決。

很多時候，你感受到的不適，不一定是疾病，可能只是一個抑郁狀態(tài)，通過適當的干預很快就能恢復，也能大大降低后續(xù)發(fā)展為抑郁癥、焦慮癥的概率，能更好地提升你的生活質量和情緒狀態(tài)。精神疾病就像一場感冒，沒什么可怕的，也沒什么丟人的。

還有最重要的兩點，第一，一定要放平心態(tài)，清楚認識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環(huán)境，學會接納自己。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好高騖遠。兩者都會讓你陷入內耗，這是最核心的。

第二，規(guī)律作息，保持自律。這一點對年輕人特別重要，等你到了我這個年紀，再后悔就晚了。提高自律性，按時起居，別熬夜，早睡早起，適當鍛煉，少喝飲料、少點外賣，這些都是簡單易行、又能真正幫到你的事，雖然對年輕人來說，堅持下來確實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