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丨這是亞當·斯密一直等待的時刻

This Is the Moment Adam Smith Has Been Waiting For

你真的讀過亞當·斯密嗎？也許你應該讀一讀。

2026年3月9日

圖片：Morten Kants?

本文作者：杰森·弗曼 (Jason Furman)先生是特約評論員，曾于2013年至2017年擔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對許多美國人來說，當前的經濟形勢令人不安，而未來似乎更加糟糕。他們將焦慮指向其他國家，認為這些國家正通過貿易占我們的便宜；或者指向人工智能，擔心它可能顛覆就業并集中權力。立法者則以反壟斷、產業和貿易政策作為回應。然而，引人注目的是，針對這一時刻最清晰的指引之一，竟來自一本出版于250年前的著作：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他將“對人的樂觀”置于其經濟哲學的核心。

斯密的思想被廣泛引用，但也同樣被廣泛誤解。保守派往往將其簡化為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絕對要求，警告人們讓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成為經濟的唯一引導力量。自由派則往往將他斥為赤裸裸、反社會的貪婪的高雅代言人。在這兩種情況下，真相都更加有趣，也更貼近我們當今世界正在應對的復雜問題。

斯密的激進觀點在于展示了普通人如何通過在追求普通生活的過程中，穩步使社會變得更富裕、更公平、更自由——前提是政府、行會或大型企業等強大的機構不要從中作梗。

斯密敦促我們評判一個國家的標準，不應是其國王或貴族（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我們的科技和金融巨頭）的財富，而應看它是否為人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他堅持認為，繁榮必須被廣泛共享：“如果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成員貧窮且悲慘，那么這個社會絕不可能繁榮昌盛。”

斯密于1723年出生在蘇格蘭的柯科迪，他借鑒了多位歐洲大陸哲學家的成果。然而，與那些思想家不同，他的思想較少源于從第一原則進行的演繹，而更多源于對歷史及其當代世界的實證觀察。

他最著名的觀察是關于一家制針工廠中精細的勞動分工。工人們被分為18個不同的任務，包括拉直鐵絲、制作針頭和將成品包裝在紙里。相對于一個工人獨自完成所有這些不同工作所能達到的產量，分工之后每位工人的產出增加了240倍。斯密看到，生產力的增長是經濟進步的道德核心，因為正是它使得更高的生活水平成為可能。

如今，人們很容易認為應對技術變革的正確方法是試圖通過規則和監管來控制它。然而，斯密明白，沒有任何單一的大腦能夠設計或指揮這種錯綜復雜的專業化網絡。勞動分工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家工廠的范圍，它將農場與城鎮、國家與國家聯系在一起。今天，像罐裝湯這樣簡單的產品之所以成為可能，僅僅是因為全球成千上萬甚至數百萬人的投入：種植谷物的農民、卡車司機、制造罐頭的鋼鐵工人、設計加工設備工程師以及將產品擺上貨架的零售商——他們彼此可能互不相識，但他們協調一致的努力卻能讓無數工人在短短幾分鐘內賺到的錢就能買到的晚餐成為現實。帶來人工智能的勞動分工更是難以想象、理解或控制。

這種協調并不需要仁慈的規劃者或有遠見的領導者。它源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

然而，盡管斯密的思想最近以多種方式被挪用，但這并非對貪婪的簡單頌揚。在《國富論》之前，斯密撰寫了《道德情操論》，強調同情心、道德判斷以及我們對他人認可的渴望。不過，他也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認為，在商業領域，政策必須基于人們的實際行為，而不是我們希望他們表現出的行為。“我們期望得到晚餐，并不是因為屠夫、釀酒師或面包師的仁慈，”他在《國富論》中寫道，“而是因為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我們不是向他們的人性呼吁，而是向他們的自愛呼吁，也從不跟他們談我們的需求，只談他們的利益?！?/p>

因此，斯密對那些阻礙個人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構持懷疑態度——包括政府的偏袒、大雇主壓低工資的努力，以及限制競爭的限制性機構。這種批判在今天看來依然令人不安。從阻礙進入某些行業的職業許可規則，到限制新醫院或住房建設的監管壁壘，現代經濟體仍在以犧牲消費者和工人為代價來庇護既得利益者。今天，我們也比斯密當時更清楚地認識到——公司本身可能會產生持久的壟斷權力，這就需要積極的反壟斷執法來維護競爭，而不是簡單地假設競爭會自動出現。

斯密最強烈的憤怒指向了他那個時代主導的經濟哲學：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以囤積的黃金和貿易順差來衡量成功，而不是以人類的福祉為標準。它以犧牲公眾利益為代價使特殊利益集團受益，傾向于通過關稅阻擋進口，通過補貼促進出口。當我觀察當今美國的經濟政策制定時，我發現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斯密在250年前提出的論點：貿易逆差本質上并非壞事；進口是消費者真正利益的來源；貿易擴大了勞動分工，提高了生產力和生活水平。當今關稅政策中再次顯現的對雙邊平衡和產業微觀管理的癡迷，在斯密看來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其結果是選擇更少、價格更高、增長更慢——這與這些政策所承諾的經濟安全恰恰相反。

在我們當前的討論中，或許最被忽視的斯密式美德就是樂觀主義。《國富論》列舉了政策的失敗和濫用，但也對他那個時代英國人的生活水平表示驚嘆。即使當時最富有的人按今天的標準看來也是貧困的——甚至連室內管道都沒有，更不用說平板電視了——但斯密仍然對“勞動的豐厚回報”贊不絕口，這種回報縮小了王子與“勤勞節儉的農民”之間的差距。

自斯密時代以來，進步急劇加速：人均收入的增加曾經需要一個世紀，現在一代人之內就能實現。銘記這一成就并不意味著忽視今天的問題。這意味著帶著自信和謙遜去應對它們——這種自信和謙遜源于我們知道，只要引導得當，人類的聰明才智能夠取得多大的成就。如果我們足夠幸運和智慧，并且能夠汲取《國富論》中的教訓，那么對于下一代人來說，進步可能會更快，這是一個既令人興奮又令人恐懼的前景。

在市場信仰日益脆弱、政府信任備受壓力的時刻，斯密的信息既不是崇拜“看不見的手”，也不是希望它消失。而是要約束權力，捍衛競爭，并始終將焦點放在他一直堅持的地方：改善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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