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蘭德公司報告：人工智能時代的國家競爭本質是“社會競爭力” | 科技觀察

摘要· 2026.03.04

人工智能時代，當各國聚焦于“技術競爭力”時，蘭德公司的一份重磅報告卻將國家競爭的本質指向了“社會競爭力”。報告警示，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的贏家，不取決于技術領域的單點突破，而取決于技術能否與社會深度融合、相互賦能。本文基于對該報告的解讀，認為建立人工智能時代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在于讓人工智能技術服務全人發展和社會治理。本文分析了“唯技術論”的局限性，并通過案例論證，說明了只有當人工智能技術扎根于社會土壤，服務于城市治理、醫療公平、終身教育等具體應用場景時，才能轉化為國家競爭力。

《國家新紀元：人工智能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

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

美國蘭德公司于2026年1月26日發布長篇分析報告《國家新紀元：人工智能時代的權力格局與競爭優勢》(

A New Age of Nations: Power and Advantage in the AI Era

人工智能革命的核心：

從“技術”到“社會”

報告聚焦人工智能革命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開篇即指出：學界普遍認為，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新且可能影響最廣泛的通用技術，人工智能可能引發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技術革命，其廣度與深度堪比工業革命。人工智能技術不僅與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新能源、納米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等領域的發展同步興起，更成為這些技術進步的關鍵支撐。正如工業革命重塑全球權力格局一樣，人工智能革命將對各國的國家競爭力及其前途命運產生決定性影響。

然而，與當前聚焦于算法、算力以及大模型的技術競爭敘事不同，報告作者馬扎爾尖銳地指出，美國及其競爭對手可能正陷入一個巨大誤區：過度關注技術堆棧而忽視了人工智能與國家競爭力之間的深層聯系。歷史經驗表明，工業革命時代的技術進步并非直線發展，而是呈現為“平穩蓄勢－突然爆發”的狀態，故而將工業革命總結為“一鍵式”變革是片面的，它是技術變革與社會經濟結構深度嵌入的結果。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崛起，不僅源于蒸汽機等先進設備的涌現，更得益于其充滿活力的社會生態、有效的制度建設與適應性的社會文化。同理，人工智能時代的最終贏家將是那些能夠利用這項技術使整個社會更具競爭力的國家，而不僅僅是擁有最先進模型的國家。一個國家能否繁榮，取決于其社會是否為新技術的普及提供了沃土，以及能否有效維護技術轉型期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因此，人工智能時代的競爭首先是一場關于“社會”的競爭。

人工智能革命的情景（來源：RAND Corporation）

報告特別警示了這場革命的“漸進式”陷阱。盡管關于人工智能發展的速度有“自驅式騰飛至超級智能體（Self-Reinforcing Takeoff to Superintellignece）”“人工智能停滯（AI Plateau）”與“漸進式涌現（Rapid but Still Gradual Emergence）”三種情景，馬扎爾認為后者最可能成真——即人工智能將重塑社會組織、經濟生態與軍事運作模式，其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但受制于高昂算力、數據稀缺與監管復雜等問題，其社會擴散呈現為一個緩慢累積的過程。這種漸進性極易讓決策者產生虛假的安全感，誤以為這只是一次普通的產業升級，而錯失為這場指數級變革做好準備的機會。若一國僅為應對技術騰飛囤積算力，卻未能及時培育社會適應能力與韌性，則最終可能在長期競爭中落敗。

人工智能革命正降臨在一個本已充滿經濟不平等、社會極化與治理危機的時代，其對各國命運的影響，取決于技術革新與社會的適配程度。這一視角與《科技共和國》(

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Hard Power, Soft Belief,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來源：中信出版社）

蘭德報告的深刻之處在于，超越了“如何贏得技術競賽”的命題，進而追問“技術競賽的終極目標是什么”這一更為深刻的命題。人工智能既能成為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引擎，也可能在缺乏制度和規范制約的情況下，加劇社會分裂、損害全人發展。一方面，社會貧富分化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而迅速擴大，科技巨頭成為掌握財富的新貴；另一方面，全民知識創造能力、社會整體思考力和創新力下降，當人工智能代替人類思考和創新，公共理性隨之受到侵蝕。

報告更進一步指出了一個哲學層面的關切：人類主體性（human agency）將受到損害。現代化強國的根本活力源于其公民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命運以及探索未知，然而，當算法日益深入地滲透到公民接收信息和做出選擇的路徑時，國民存在淪為被動的“數據節點”的風險。報告認為，那些能夠駕馭人工智能革命，使其增強而非削弱人類能動性和尊嚴的社會，將會繁榮；而那些任由人工智能疊加在掠奪性制度之上，進一步剝奪人類主體性的社會，將遭受長期的競爭劣勢。如果缺乏健全的、倫理框架與公民教育作為配套，單純追求技術領先不僅無法轉化為長期國家競爭力，反而可能從內部腐蝕人類社會的智力資源、凝聚力和尊嚴。國家競爭力的真正戰場，不在實驗室的芯片中，而在廣闊的社會沃土中。

國家競爭的底層邏輯

基于其長期對“國家競爭力的社會基礎”的研究，這份報告構建了理解人工智能時代國家競爭與發展的核心框架。人工智能時代的競爭的底層邏輯從單純追求在“技術棧”（芯片、模型、算力）上的領先，轉變為追求人工智能的“社會適配”能力——即通過制度安排與倫理規范引導人工智能安全、可信、高效且公平地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從頂層設計上，這要求政策制定者將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錨定于增進社會凝聚力、擴展個人機會、提升治理效能與捍衛人類尊嚴等長遠社會目標之上。唯有將技術優勢深植于社會土壤，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構建國家長期競爭力。

報告認為，決定國家長期競爭優勢的根源在于社會自身是否具備七大關鍵特質：國家抱負與集體意志(National Ambition and Willpower)、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Unified National Identity)、共享機遇(Shared Opportunity)、積極有為的國家(An Active State)、有效的制度(Effective Institutions)、學習與適應型社會(A Learning and Adapting Society)和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Competitive Diversity and Pluralism)。人工智能技術與這七大核心社會特征深刻互動，而其在每個領域帶來的，既可能是革命性的發展動能，也可能是動搖社會根基的風險。人工智能時代的贏家，并非僅僅是擁有最先進模型的國家，而是能夠成功引導人工智能技術強化而非削弱這七大社會特質的國家。

1. 國家抱負與集體意志

歷史上的強國無不依賴于一種渴望成就的集體自信，人工智能有望通過創造財富和解決重大挑戰來重振這種雄心。然而，其風險在于，當人工智能在多數領域超越人類，則可能催生依賴心理，致使“全民懶散”。長此以往，國家可能淪為一個擁有頂尖技術但缺乏競爭力的“空殼”國家。

2. 統一的國民身份認同

強大的社會凝聚力是國家力量的基石。人工智能可以通過提升公共服務效率來增強認同感，但其加速社會分裂的潛在風險更大。人工智能可能催生新的不平等、替代真實的人機互動，并通過算法加劇“信息繭房”，從而侵蝕人類社會團結的根基。國家如若仍希望維系其內部凝聚力，則必須以空前決心投入資源維護其社會認同。

3. 共享機遇

人工智能前所未有地拓寬了“機會邊界”，讓經濟紅利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發展，讓邊緣群體也有共享機遇。然而，技術的普及并不會自動導向公平。除非社會有意識地塑造技術革命，使其以人道和普惠的方式賦能公民社會和全人發展，否則算法歧視與崗位替代很可能加劇現有不平等。因此，終極問題不在于人工智能將如何影響人類社會，而在于人類社會決定為自己創造怎樣的未來。

4. 積極有為的國家

一個能設定規則、提供公共產品、營造公平環境且不限制社會活力的政府至關重要。人工智能在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方面潛力巨大，但其擴散也存在瓦解社會信任和團結的重大風險。未來十年的人工智能競爭將是圍繞國家治理效能的競爭。積極有為的國家不僅關注如何從人工智能中獲得經濟利益，更關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提升國家實力。

5. 有效的制度

制度包括正式組織與非正式規范，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骨架”。人工智能對于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社會制度形態的重塑效果是顯著的，但其應用可能加劇社會不平等，甚至淪為執政者的攻擊，催生“技術利維坦”。如果不能審慎地將人工智能融入現有制度，則反而可能侵蝕社會資本并損害國家的長期競爭優勢。

6. 學習與適應型社會

一個社會獲取、吸收和應用新知識的能力是其創新能力的源泉。作為強大的學習引擎，人工智能一方面能加速科學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人工智殘”的風險。如果人工智能的發展是以犧牲人類深度思考和創新能力為代價的，那么無論其多么智能，都將損害人類社會的長期智力發展與達成共識的能力。

7. 競爭性多樣性與多元化

思想多元化和權力的適度分散是社會活力的保障。人工智能既可以成為創意生成與跨領域寫作的動力，也可能因其算法的同質化傾向與對信息環境的塑造而加劇社會認知危機。

人工智能的差異化應用（來源：RAND Corporation）

未來美國的人工智能戰略

基于上述論證，報告認為美國未來人工智能的發展所需要的遠非一份單純的技術路線圖，而是一份旨在激發國家全面復興的綜合性議程。美國需要的不是一項孤立的“人工智能戰略”，而是一項以人工智能為核心工具，旨在建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社會戰略。

這份報告的終極關切在于解決“人類主體性”的損害。人工智能時代最具決定性的競爭優勢取決于技術能否廣泛增強個體與集體的主觀能動性。為實現這一目標，報告提出了涵蓋技術、治理與社會的八大戰略支柱：提升公共部門人工智能競爭力(Build public-sector AI competence)、培養相關人才(Develop relevant talent)、催化拓寬社會機遇的人工智能應用(Catalyze AI applications that widen opportunity throughout society)、開展保障自主決策權的全國性運動(Undertake a national campaign to guarantee autonomous agency)、發展一個發現新知的新時代(Underwrite a new era of intellectual discovery)、利用人工智能與法律改善信息生態(Use AI and targeted law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結合人工智能與制度改革優化公共部門行政效率(Combine AI with institutional reforms to streamline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sector bureaucracy)、創建具有前瞻性的人工智能預見與戰略職能(Create anticipatory AI foresight and strategy functions)。

具體而言，領先國家應致力于構建兼顧“技術領先”與“社會適配”的綜合性人工智能戰略，采取一套前瞻性的協同發展戰略。首先，政府自身需從監管者轉變為“精明的”使用者，通過設立專門機構和評估體系系統提升公共部門應用人工智能的能力，以高效治理重建公眾信任。其次，人才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根基，需從基礎教育到終身教育全面普及人工智能，并重點培育批判性思維等能力。第三，必須主動引導人工智能應用拓寬社會機遇，通過專項計劃與社區網絡，確保技術進步惠及所有人。同時，必須開展全國性運動以保障公民的自主決策權，通過立法賦予公民質疑自動化決策的權力，增強個體能動性。此外，應構建一個由人工智能驅動但由人類主導的發現新知的新時代，加大對基礎科學的投入，維護人類社會的創新根基。在社會環境層面，需結合人工智能與法律手段改善信息生態，治理虛假信息，構建相對理性的社會輿論環境。在制度層面，應借助人工智能優化公共官僚體系，打造更高效的政府，而非僵化的“算法利維坦”。

當人工智能深植社會土壤

我國目前的諸多實踐，正生動詮釋著人工智能實現“社會適配”的成功路徑。

在彌合公共服務鴻溝方面，深圳的實踐呈現出從微觀應用到宏觀構建的升級路線。深圳市南山區將政府和企業深度鏈接，聚焦具體應用場景，系統性推動人工智能與社會需求深度融合。例如，南山區人民醫院與華為簽署戰略協議，旨在打通科技與醫療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共同打造“醫療行業世界級標桿”；南山區科技創新局通過“揭榜掛帥”機制，發布了覆蓋“融合大模型的院前急救智慧診療平臺”“全流程交互式居民健康服務”“基于多模態超聲的AI輔助診斷平臺”等18個關鍵場景的榜單，引導頂尖科技企業攻克特定民生與產業難題；南山醫院更率先推出國內首個覆蓋“全時、全域、全人群、全周期”的“AI+健康管理”創新體系，將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從預防、診療到康復的全鏈條服務。

在優化治理與公共服務方面，杭州的“城市大腦”已演進至3.0階段，致力于打造“超大城市智能體”。它率先部署先進大模型，孵化出“警小愛”“依保兒”“杭好夢”等一系列深入政務、醫保、醫療等領域的特色智能體，并通過數字孿生技術賦能基礎設施監測與公共安全治理，使城市管理“更聰明”、服務“更精準”，顯著提升了超大規模城市的治理效能與市民體驗。

這些實踐表明，當政府發揮公共性引領作用，構建開放創新的制度環境，便能有效激發市場活力，將前沿技術轉化為提升醫療可及性、服務質量和全民健康水平的強大動力。人工智能的價值，最終體現在其對具體社會需求的回應與解決能力上。只有當技術扎根于社會土壤，服務于城市治理、醫療公平、終身教育等關乎民眾福祉與發展的真實場景時，才能將技術創新優勢轉化為扎實的社會進步與國家長期競爭力。

在技術平臺日益強大的背景下，政府作為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其核心作用在于構建并維護一個健康、公平、向善的技術與社會生態。具體而言，可在四個方面著力：第一，完善法律法規體系，清晰界定數據權屬、算法問責、隱私保護與非法的邊界，為技術創新劃定“紅線”；第二，督導平臺建立負責任的審核治理機制，提升透明度，并承擔起與其技術能力相匹配的社會責任；第三，實施公正監管，精準打擊虛假信息、算法歧視、信息繭房等問題，同時審慎平衡監管力度，保護合法的言論自由與創新活力；第四，啟動面向未來人工智能時代的教育改革，將批判與創新思維、數智素養與科技倫理置于核心，重塑公眾思考能力與價值判斷，培育能夠駕馭技術的公民。

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來源：都市快報）

國內首個“AI+健康管理”創新體系落地深圳（來源：羊城派）

總結

這份報告的深刻啟示在于，面對人工智能這一重大歷史性轉型，長期國家競爭力的決定因素是人工智能能否實現“社會適配”，而非單純實現技術領先。人工智能時代的競爭，遠不止于芯片或模型的競賽，而是一場關于經濟發展模式、治理體系現代化、創新生態構建乃至文明前景的綜合性競爭。這要求政府、市場與社會形成合力，通過前瞻性的制度設計與普惠性的資源分配構建開放包容、持續創新的社會文化，系統性地提升社會整體對人工智能的吸納、轉化與駕馭能力。唯有將技術優勢深植于更加堅韌、包容且充滿活力的社會土壤之中，國家才能在人工智能時代獲得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本文作者

趙宇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博士研究生，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實習生。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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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詹蘊第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伍子堯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