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關稅未能縮小美國貿易逆差

自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以來，各項內政外交大計可謂朝令夕改，飄忽不定，但也有寥寥幾項鍥而不舍者，加征關稅便赫然在列。

最新的例證發生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其推出的多個重要關稅項目非法后，特朗普當晚便計劃將新的全球關稅提高10%，不到24小時后又再次提高至15%

然而令白宮十分尷尬的是，迄今一系列“特朗普關稅”并未能有效縮小美國貿易逆差，在某些層面甚至可能令這一逆差變本加厲。對此，《華爾街日報》駐柏林全球經濟記者費爾利斯 (Tom Fairless)，駐華盛頓貿易、經紀和產業政策記者巴德（Gavin Bade）和該報副經濟主編瓊斯（Ashby Jones）聯合撰文作出分析。

文章稱，盡管迄今為止，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未能實現其關鍵目標之一：重新平衡失衡的全球貿易，但他仍在加倍推行關稅。相反，最新數據顯示，最高法院2月20日駁回的、特朗普誓言要依據另一項法律重新實施的關稅，反而加劇了這種不平衡。

費爾利斯指出，從柏林到東京，世界主要出口國紛紛回應美國的關稅政策，進一步承諾實施支持出口的經濟政策，并為制造商提供補貼，幫助他們跨越關稅壁壘。

與此相反，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后的進口國。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月19日公布的數據，受商品進口增長4.3%的推動，美國2025年的商品貿易逆差將達到創紀錄的1.24萬億美元。

巴德表示，德國、日本、韓國、臺灣等主要出口國紛紛推出政府支出計劃，這些計劃大多旨在扶持依賴海外市場的制造商。這些計劃旨在降低能源、運輸和資本成本，使企業生產和出口商品更加經濟高效，從而部分抵消“特朗普關稅”所帶來的競爭力沖擊。

三位作者認為，這些計劃也是過去11個月全球經濟增長和貿易流量好于預期的部分原因。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推出的21.3萬億日元（約合1360億美元）支出計劃中包含一項備受矚目的減免消費稅的提案，此舉有望刺激日本進口。但該財政計劃的大部分內容仍是加大對產業的補貼力度。

韓國近期向出口商提供了25萬億韓元（約合175億美元）的流動資金，以幫助他們彌補關稅沖擊造成的損失。臺灣也提供了與出口相關的信貸擔保，旨在緩解關稅沖擊和貿易動蕩，直接向出口商和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

在德國，一項總額約1萬億歐元（約合1.2萬億美元）的支出計劃主要用于扶持制造業，同時柏林方面還補貼企業的能源費用，以提升其在海外的競爭力。

德國經濟研究所（DIW Berlin）所長弗拉茨舍爾表示，“德國仍然堅持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德國希望堅持這一模式，并從根本上保護現有產業，尤其是那些能源密集型的老牌產業”。

文章認為，包括中國、德國和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府歷來都將外匯盈余視為實力來源。消費驅動型增長，往好了說是典型的美國模式，往壞了說則是頹廢的表現。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非常駐高級研究員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許多國家無法承受貿易順差下降的后果，因此當對美出口成本上升時，它們不得不降低國內成本”，他指出，這些補貼通常由家庭轉移支付提供資金，這最終會進一步抑制國內需求和消費，“它們都在競相降低工資和補貼出口，但如果大家都這樣做，經濟增長總量將會下降，而不是上升”。

費爾利斯分析認為，德國的經常賬戶盈余似乎穩定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左右，低于疫情爆發前的8%以上。盈余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國無法再依賴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因此增加了能源進口支出。然而，這樣的盈余仍然高于其合理值——歐盟委員會根據該國的人口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估算的合理值約為GDP的1%至2%。

巴德則表示，盡管去年德國對美國的出口下降了9.4%，但美國仍然是德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德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仍然高達519億歐元。

對于前述最高院裁決，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上周末表示，他希望該裁決能降低美國對自歐洲進口商品加征的關稅，根據去年達成的協議，大多數商品的關稅稅率設定為15%。他表示，下個月訪問特朗普時將討論這個問題。

至于中國，根據高盛（Goldman Sachs）的預測，受出口激增和內需疲軟的影響，中國今年的經常賬戶盈余預計將達到GDP的4.3%。與此同時，美國最近12個月的經常賬戶赤字約為GDP的4%——約為2019年的兩倍。中國繼續強大的出口順差以至于2月18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了措辭異常強硬的警告，敦促中國調整經濟結構，轉向消費，并縮減“不必要的產業政策”，以“減輕國際溢出效應”。

瓊斯認為，美國巨額經常賬戶赤字意味著美國需要向國外借款來維持國內經濟增長。他援引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米萊西-費雷蒂（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的話稱，赤字規模如此之大，部分原因在于美國從疫情中復蘇的速度遠超其他國家。米萊西-費雷蒂稱，雖然這種狀況會導致支出和投資超過收入，但原本也未必是壞事。例如，對數據中心的投資短期內會擴大赤字，因為芯片主要依賴進口，但從長遠來看，它也可能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力。但“如果美國仍然希望減少赤字，控制其龐大的財政赤字比強迫其他國家進口更多美國商品更為有效，但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

費爾利斯稱，德國的例子表明，重塑根深蒂固的經濟模式有多么困難：經濟學家曾希望，德國未來幾年約1萬億歐元的政府支出計劃能夠提振德國進口，從而支持歐洲其他地區的經濟增長。然而，對德國政界人士來說，這些計劃旨在重振出口機器。

柏林方面也已著手降低企業電價，但尚未對家庭用戶實施同樣的降價措施。梅爾茨還敦促德國人延長工作時間，以降低勞動力成本，從而增強出口商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費爾利斯指出，德國的出口順差在國內廣受歡迎。強勁的出口幫助德國消除了21世紀初的大規模失業，并相對順利地度過了接連不斷的危機。

費爾利斯舉例指出，二戰后，德國南部的巴登-符騰堡州通過向世界出口高科技機械和汽車而變得富裕起來。保時捷（Porsche）、梅賽德斯-奔馳（Mercedes-Benz）和博世（Bosch）的總部都位于州首府斯圖加特或其附近。許多當地制造商出口其產品80%到90%的份額。

當地的政界人士和制造商并沒有討論放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恰相反，該州經濟部長邁斯特-克勞特（Nicole Hoffmeister-Kraut）近期推出了一系列財政措施，旨在保護和促進該州以出口為主導的經濟。去年11月，她率領當地商界領袖代表團訪問了美國佛羅里達州和佐治亞州，以加強高科技領域的經濟聯系。她表示，德國的出口模式需要進行微調，而不是徹底拋棄。

在斯圖加特的另一邊，年收入約120億歐元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馬勒公司（Mahle）CEO弗朗茨（Arnd Franz）表示，德國需要通過降低能源成本和稅收、改善基礎設施以及減少官僚主義來改善出口企業的營商環境：“如果德國認真做好功課，它完全可以維持現有的經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