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在加拿大參加葬禮

先說明一下，下面這篇文章里反復出現的“我”，不是我本人，而是講述者，一位移民加拿大后走進社區中心做義工的華人。她把和 Joanne 的相遇、熟稔、病中往返、最終告別，斷斷續續講給我聽。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感人的故事，于是把她的口述整理寫作成現在這篇文字，讓一個加拿大普通老人的日常，盡可能以它原本的樣子被看見。

2025年冬天的第一場雪落下來之前，瓊安告別了這個世界。

距離我們初次相識，過去兩年半。那是2023年7月的一天，周三的上午，我第一次去社區中心做義工。

落地加拿大后，時差還沒倒完就開始工作，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感覺自己懸在半空。我決定做點什么，好讓自己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慢慢生長。

我參加的項目叫 Family Support，旨在為社區里失能或行動不便的人提供堂食。政府提供補貼， 老人們只要花很少的錢，就能在這里吃到一頓不錯的飯菜，最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走出家門，維持社交 。每周三，會有二三十個老人來吃飯。不只一個人告訴我，周三是笑聲最多的一天。我愿意這么相信。

Family support 項目有一個廚師，10個義工，一年提供近4000份餐食。另外有3個義工負責電話訪問，每年要打出近9000個電話，確保居家養老的長者安全，記錄他們的服務需求。

我負責在廚房配菜，瓊安負責布置桌子。

她是那種一眼就能認出的本地老人，七十多歲，干凈利落，耐心和善。十幾年前，她從大河醫院清潔工崗位退休。在加拿大，這是一份體面、福利優渥且受人尊敬的職業。她把回饋社會看成理所當然。

除了每周來兩次這里。她也在其他地方做義工，其中一個是單身媽媽驛站。單身媽媽們去工作或學習時，義工們就會替她們照顧孩子。 大部分是排不上日托的嬰幼兒，“可愛極了。”瓊安笑著說起，眼睛里充滿了了光。

見我是個生疏的新手，她便停下手里的活計，耐心教我如何布置桌子。她告訴我，每張桌子上要先鋪一張餐巾紙，意味著這里會坐一個人，接著把餐具刀叉放在餐巾紙上，水杯和咖啡杯放在另一邊。

她手里攥著一塊專門的白布，細細地擦拭每一把刀叉。陽光從窗外打進來，在那些金屬餐具上跳躍。她擦得很慢，確保每一件都干凈閃亮。 “一定要擦亮”，她輕聲對我說，“這是對人的尊重。”

慢慢的，我和瓊安熟了起來。

她在城郊的一個農場長大，父母生了十個孩子，最后把農場傳了其中的一個。但是到了第三代，沒人愿意再在農場生活，就把農場賣了。十個兄弟姐妹中，她排在倒數第二。

這樣的大家庭就像一棵大樹，但也意味著她不得不目睹樹葉的片片凋零。

隨著年歲漸長，參加葬禮成了她生活中的常事。最難挨的一年，她連著失去兩個哥哥和一個侄女。她在那段日子里，不停穿梭于不同的葬禮之間。

那種密集的告別，足以把一個人的心境磨得粗糲而平靜。有一次，別人習慣性問她最近怎么樣，她說，挺好的，最近沒人死去。

加拿大提倡“社區養老”（ Aging in place，也有人翻譯成“在地養老” ），子女成年后很少跟父母同住，社區的支持就很重要。而社區中心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義工支撐起來的。政府每年表彰杰出貢獻者，有些 義工 已經在這里連續服務了25年。

在一次義工答謝會上，我看到過一組令人吃驚的數據：每年這里產出的成千上萬份餐食，幾乎完全依靠像瓊安這樣的志愿者在支撐。這種支持并不止于這一方小小的食堂。對于那些被困在屋檐下行動不便的老人，義工們還會提供送餐服務。

社區中心還有專門的志愿者車隊。他們有的負責接送老人去診所，有的負責載著他們去買生活用品，或者干脆由義工代買。大雪封門時，市政府會招募義工去為獨居老人鏟雪。政府提供補貼，老人只需支付遠低于市場價的酬勞。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和瓊安開始無話不談。

在社區中心，老人們開飯前，我們大概有15分鐘休息時間。這時，我們會坐下來喝杯咖啡聊聊天。她會跟我講很多家長里短，介紹加拿大的習俗和文化，我對加拿大的很多認識就來源于此。

她對周圍的人非常好。有一次，有一個剛高中畢業的姑娘來實習，說她正在Gap year，夢想是當一個演員。知道她周末在附近一個小劇場表演，瓊安立刻買票去支持她。我和她一起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看演出。

有一次我去幫她修電腦，順便整理她的電子郵箱和賬號密碼。和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一樣，她把各種賬號密碼記在一個本子上，然后再用另一個本子記錄線索。結果可想而知。

她神秘又驕傲地展示了她的存款，7萬多加幣。她說，很不少吧？

和全天下所有媽媽一樣，她也想把這筆錢留給自己的孩子。 我笑著勸她，多花點錢在自己身上。她顯然聽進去了。天氣好的時候，她就會跟朋友們坐車去多倫多看 Blue Jays 的球賽，或吃一頓大餐。花費不少，但她說可以承受。

但是這樣的輕松時間并不多。

2024年冬天開始，瓊安經常說胸悶頭暈，反復約家庭醫生檢查，但是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搞清楚，她的肺部有腫瘤。從此，她不再來社區中心。

因為一時找不到義工，我同時做兩個人工作。沒人一起喝咖啡了。不過每周三，她都會發短信給我，問今天怎么樣，說很抱歉把活留給了我，又說很想念我們，希望能再回來。

我第一次去醫院看她時，瓊安神采飛揚。她跟我說，生病是一種特權，全世界都來看她，醫生也優待她，親人朋友從四面八方冒出來看望她。家人還給她送了一個毯子，上面繡了12顆星，代表她的所有家庭成員。她非常珍惜這個毯子。

她的床頭擺滿了朋友們送來的賀卡和小禮物，她一一向我展示。眉眼間，充滿了驕傲和欣慰。我帶給她的是一束花。

從醫院出來，天空下著小雨，我第一次強烈感受到對這個城市的歸屬感。那就是，這里有你在乎的人，也有在乎你的人。

瓊安是個非常獨立的女性。三十多年前，丈夫離開了她，當時最大的孩子才八九歲。她在醫院做清潔工，靠著這份收入， 把三個孩子撫養長大 。后來，孩子們先后成家立業，并都事業小成。

生病期間，她獨自居住，獨自打車去做化療，然后再打車回來。

遺憾的是，雖然她為這個計劃做了近十年的志愿者，但她自己卻沒有機會成為被服務的對象，因為等待名單上的人太多了。

但是好的地方是，她不需要為治病花錢，加拿大的全民醫保計劃會完全覆蓋所有的費用。

隨著日子推移，她需要借助的工具越來越多，拐杖、助行器，洗澡時也需要一個工具。根據身體狀況，她有時也會在退休公寓住一段時間，那里花費不便宜，一個月3000多加幣。

化療以后，瓊安的胃口很差，精神也很差，沒法為自己做飯。我經常過來看她，給她帶點食物，做點家務。

她的人緣很好，很多鄰居、朋友、前同事來給她送食物。她的理發師是個黎巴嫩女孩，服務很多年了。化療前，女孩帶著工具親自上門，流著眼淚剪去了瓊安一頭漂亮的銀發。

我是一個糟糕的廚師，而且有一個執著的中國胃，只會做簡單的中餐，所以每次帶食物給她，都像一次冒險。她有時會皺眉，覺得難以下咽。為免我尷尬，她總是試著吃下幾口。慢慢的，可能習慣了我的口味，她夸我廚藝有進步，有機會成為大廚。

她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一次我在她那打掃衛生的時候，正好是新教皇選舉。吸塵器的低沉噪音填滿了整個房間，我偶一抬頭， 看到電視上，一縷白煙從煙囪里升起。

我不知道如何描繪那個場景和心情。在那一刻，那種跨越時空的靜默穿透了所有的噪音。我看著她，像是看著一個在紛亂塵世中突然觸碰到永恒的人。

大家的日子，在各自的軌道上繼續。她很寂寞，給我打電話的次數明顯多了。有時電話里有其他聲音，我問她是不是有客人在，她說是電視，說很久沒人來看她了，問我能不能來看看她。

進入夏天了，每次來看她，都會問我孩子們的情況，還關心我的工作，問收入是不是穩定。她不愿我為她多花錢，每次都叮囑我不用給她帶什么。每次做完家務，她會時不時給我一些小零食，巧克力什么的。

她很喜歡養花，陽臺上種滿了各種綠植，每一棵都充滿生機。其中一棵，來自她媽媽的墓前。

她的狀況時好時壞，像那棵懸掛在陽臺上的鷹蕨，一度干枯。她很擔心它會死去，因為養了很多年。我搬來椅子，拿著剪刀，把枯枝都剪了，澆透了水。神奇的是，綠植恢復了茂盛。這就像一個信號，給了她很大的信心。

7月，醫生告訴她，經過十九輪化療，她肺部的癌細胞已經清零，只需要再做幾輪放療，把轉移的細胞清除掉，病情就能大為好轉。她頓時有了信心，整個狀態明顯不同。

有一次我去她家，看到她站在廚房洗杯子。這是她生病以來，我第一次看到她沒有躺在沙發上對著電視發呆。

夏天的時候，后院來了一群土撥鼠。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不知如何處理，打電話給市政，對方說隨便它們，土撥鼠們生完孩子一般就會搬走。

我把這事告訴了她。瓊安這時恢復了往日神采， 學著土撥鼠的樣子，咬著嘴唇露出牙齒跟我說話。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在那個瞬間，我感覺到，那個活潑生動的她又回來了。

在夏天的尾巴，我疲于奔命找房子，因為租的房子發霉，房東拒絕修理。我搬到朋友的辦公室里暫時過渡。那段時間，我去看她的時間少了很多。她的孤獨與日俱增，發消息和打電話給我的頻率越來越高。有時我能去，有時我不能，盡管心存內疚。

有一天我去社區中心做義工，我和瓊安共同的朋友告訴我，已經一周聯系不上她了，問我最近一次看她是什么時候。我說大概十天前。我們就陷入了憂慮，當即決定去公寓看她。公寓管理員說我們不是第一撥聯系她的人，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屋主的授權，就不能進入她的房子。

我有不好的預感，決定去醫院問問。謝天謝地，傍晚，管理員打來電話，說有一個朋友聯系上了她，原來她又回到了醫院。我繼續給她打電話發短信，但她都沒回我。

一周以后，一個早上，我突然夢到她，跟我說了什么。我猛然醒來，發現有一個未接電話，是她打來的。趕緊回過去，她說想見我。安排好手頭的事，我便去醫院看她。

我們在一起呆了一個小時，大多時候都是沉默。她告訴我，她非常緊張，擔心自己就快要死了。我不知道怎么用第二語言說出恰當的安慰，只能緊緊握著她握著我的手的手。

醫院送來的食物，在她的床頭堆了一天，原封未動。我問她，想不想吃點什么，她說想吃蘋果泥。我喂了兩口，她就吃不下了。

這時護士來給她打針，我站起來，把位置讓給護士操作。護士問她，這是你的family嗎？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堅定地說，是的，她是我的家人。

我強忍著難過，借機告別。

臨別時，我們像往常一樣擁抱，互相說愛你，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親了一下她的額頭。我沒有想到，這是最后一次和清醒的她在一起。

一周后，我想約上一個共同的朋友去看她，我害怕一個人面對那種沉默。結果，毫無準備，我收到了她兒子用她的手機發來的消息，告訴我，媽媽在臨終關懷中心。我問，我還能去看她嗎？他說，當然可以。

于是我們約好時間，第二天下午就去。

第二天一大早，朋友打來電話，哭著說她正在去的路上，因為瓊安已經在最后階段了。我立刻驅車前往。往隔壁小城去的路上，大雨滂沱。高速路上，與她相識的種種片段，開始一幀一幀回放。

后來我才知道，去醫院看望的第二天，醫生說沒辦法再治好她了。她可以選擇回家，但她需要24小時的照護，于是她選擇去臨終關懷中心，因為她80多歲的姐姐瑪吉，長期在那做志愿者。她想生命的最后時刻，跟姐姐在一起。

瑪吉告訴我，她搬進這里兩天后，就不再進食。又過了兩天，她不再和外界交流，進入了自己的時間。

過了五天，在家人的陪伴下，她安靜地離開了，就是那個滂沱大雨的晚上。

她的生命，最終定格在76歲。

葬禮在十天后舉行，這是我第一次在異國他鄉參加出席這樣的場合。我不懂禮數，悵然若失。

追思會在一個陵園舉行。

瞻容環節，我緊張到了極點。彷佛是瓊安為了安慰我，排隊時，窗外的陰霾突然一掃而光，陽光從很高很高的地方灑下來，像從天國潑泄下來，穿透了窗戶，灑在大廳里。

我和她的家人沒有見過面，但她 無數次 跟我說起他們。和他們一一握手，我試圖把他們的名字和樣子對上，最后我和她的姐姐緊緊擁抱。她告訴我，瓊安非常愛我，把我當成家人，她也很希望我們能夠保持聯系，她想看著我的孩子們在這里長大。

我看著瓊安小小的身體安靜躺在那里，心里默默念著，再見了，朋友，我們將來還會再見。

我沒有留下來參加追思會和午餐，因為那些回憶對她來說，已經沒有意義。我想著她孤獨的最后時光，淚流滿面。

這就是我認識的一個普通加拿大老人的日常，一輩子辛勤工作，養育家庭，退休后回饋社區，獨立生活，困難的時候政府托底，但這個系統也不是完全那么可靠。

她叫Joanne Hepditch，她的密碼是farm gi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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