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時期綠色金融體系構建路徑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系統部署，將“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確立為關系全局的基礎性要求，“十五五”規劃建議從整體上進一步明確了綠色產業、綠色能源、綠色技術與綠色治理的系統布局。在當前資源約束趨緊、國際綠色競爭加劇、風險結構深刻調整的背景下，綠色金融作為支撐國家綠色轉型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功能內涵持續深化，政策與實踐外延不斷拓展。“十五五”時期，立足新發展階段的戰略方位，進一步厘清綠色金融的定位與內涵、闡明其發展的戰略必要性、構建系統可行的發展路徑，已成為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命題。

圖/中經視覺

綠色金融的新內涵及戰略定位

“十五五”規劃建議系統勾勒了綠色產業、能源、技術及治理的整體布局，為綠色金融劃定了清晰的概念與實踐邊界。如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初步建成、發展綠色制造、健全綠色消費激勵機制等方面的任務，具有跨部門、長鏈條、重資本的特征，亟需與之匹配的金融支撐體系。因此，綠色金融已從早期主要支持狹義“綠色項目”的工具，演進為系統性服務于綠色產業鏈、供應鏈與治理鏈全生命周期的核心金融安排。其外延持續豐富，涵蓋了綠色信貸、債券、保險、基金，并積極拓展轉型金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等前沿領域。這標志著綠色金融的發展范式，正向標準協同、市場聯動、政策激勵與風險防控相結合的“多層次制度耦合”的體系化階段全面演進。

綠色金融這一內涵演進與更高層面的戰略定位緊密相連。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全面綠色轉型”提升至關系現代化全局的基礎性地位。在此背景下，綠色金融被賦予了多重戰略功能：它不僅是引導資本流向綠色領域、促進有效投資的資源配置機制，也是防范環境與氣候風險、增強經濟韌性的風險管理工具，更是銜接國家戰略與市場實踐、提升治理效能的政策傳導樞紐。

尤為重要的是，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總體布局下，綠色金融的安全屬性日益凸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提升能源安全、生態安全與產業鏈韌性等方面都提出了具體要求。綠色金融通過支持能源結構優化和資源循環利用，直接貢獻于能源安全與資源安全；通過引導資本從高碳、高環境風險資產中有序退出，并加大對綠色低碳技術和產業短板的支持，能夠有效防范“高碳鎖定”風險，增強產業鏈的自主可控性與可持續性。此外，面對全球加速演進的綠色規則競爭與新型貿易壁壘，發展綠色金融是主動應對國際壓力、塑造綠色競爭優勢的關鍵，直接關系到長遠的經濟安全與發展空間。

綜上，在“十五五”時期的新語境下，綠色金融的戰略定位可概括為：以金融體系化創新，支撐綠色發展戰略落地、驅動產業結構系統性升級、筑牢經濟安全底線、優化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制度保障。其發展路徑的設計必須立足于這一綜合性、樞紐性的戰略高度。

深化發展綠色金融的必要性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關鍵階段。為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落實“十五五”規劃建議關于綠色發展的部署，必須深刻認識深化推進綠色金融的戰略必要性。

其一，驅動經濟結構深度轉型，要求綠色金融發揮核心引導作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同時提出要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綠色產業技術密集、資本需求大、周期長，傳統金融模式難以滿足其全生命周期資金需求。綠色金融通過創新融資工具、優化風險評估模型，能有效降低綠色技術與項目的早期融資門檻，為綠色產能規模化發展注入穩定資本。同時，它更是推動傳統產業綠色轉型的“催化劑”。通過差異化的信貸政策、融資成本與資產風險權重，綠色金融引導資本從高耗能、高排放領域有序退出，向先進制造、綠色科技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聚。這種結構性的資本再配置，直接決定了未來產業體系的綠色含量與競爭韌性，使綠色金融成為實現產業體系系統性重塑不可或缺的關鍵力量。

其二，暢通國內大循環，需要綠色金融構建內生支持機制。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綠色轉型本身構成了供需兩側升級的重要交匯點。在需求側，綠色消費催生龐大市場需求，綠色金融可通過消費信貸、供應鏈金融等方式激發和擴大綠色消費潛能，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供給側，綠色制造、綠色建筑等領域的發展，亟需靈活多元的金融解決方案，以覆蓋技術研發、設備更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成本。更為根本的是，在投資側，新能源基地、新型電力系統等重大綠色投資項目高度依賴大規模、長周期的資本投入。綠色金融正是連接綠色需求、供給與投資的樞紐，為提升國內大循環的質量與水平提供核心金融賦能。

其三，應對全球綠色競爭，亟需綠色金融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當前，全球綠色發展格局加速重構，主要經濟體圍繞綠色產業、低碳技術和碳定價機制的競爭日趨激烈，綠色貿易壁壘日益凸顯。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要求，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在此背景下，綠色金融成為我國參與和引領全球綠色治理、塑造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抓手。一方面，完善的綠色金融體系能助力企業提升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綠色低碳水平，主動適應乃至引領國際綠色標準與規則，有效應對外部政策挑戰，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開放與安全。另一方面，通過支持企業開展海外綠色投資、參與全球清潔能源項目，綠色金融能夠助推我國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中占據更有利位置，輸出綠色技術、標準與服務，從規則的“適應者”向“共同塑造者”轉變。

其四，統籌發展與安全，依賴綠色金融筑牢風險防控的前沿防線。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氣候變化帶來的物理風險與轉型風險，已成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新型金融風險源。綠色金融通過推動金融機構開展環境氣候風險壓力測試、要求相關行業及主體進行環境信息披露，能夠提升金融體系對潛在風險的識別與管理能力，將風險防控環節前置。同時，通過限制對高碳落后產能的金融支持，并加大對氣候韌性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投入，有助于從源頭上優化金融資產結構，降低經濟對高碳路徑的依賴，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守好安全底線。

綜上，發展綠色金融是關乎經濟結構優化、發展格局重塑、國際地位提升與國家安全保障的戰略性工程。在“十五五”這一關鍵窗口期，大力發展綠色金融，是順應時代潮流、把握發展主動權的必然選擇。

“十五五”時期完善綠色金融體系的實現路徑

將綠色金融的戰略定位轉化為現實發展動能，需以系統性思維構建一個“制度統一、市場深化、區域協同、開放引領、科技賦能”的現代化綠色金融體系。具體實施路徑如下。

健全頂層制度設計，構建統一協調的政策激勵與規范體系。當前亟需在既有框架基礎上，強化政策的系統集成與協同效能。一是推動標準體系整合與拓展。在鞏固優化現有綠色金融標準的同時，重點加強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標準的有效銜接，形成覆蓋“純綠”活動與高碳行業降碳轉型的清晰支持指引。適時將生物多樣性保護、海洋生態（藍色金融）及氣候適應領域納入標準與統計體系，引導金融資源全面支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二是優化激勵約束機制。綜合運用財政貼息、風險補償、央行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等，降低綠色資產融資成本，提升金融機構內生動力。同步強化審慎管理，探索將環境氣候風險納入宏觀審慎評估（MPA）及金融機構監管評級，實施差異化的資產風險權重，形成有效的硬約束。

深化市場機制建設，重點打造高效、開放的全國碳市場與環境權益交易體系。

碳市場不僅是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關鍵減排機制，也是綠色金融核心的市場化定價與資源配置平臺，其成熟度直接關系到轉型成本與效率。一是夯實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基礎。有序擴大行業覆蓋范圍，隨著鋼鐵、水泥、化工等高排放行業納入，進一步引入除控排企業外的多元化經營主體與做市商制度，以提升市場流動性與價格發現功能。優化配額分配機制，逐步從強度控制轉向總量控制，增強碳價信號的有效性與穩定性。二是推動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市場發展。加快新方法學發布與項目審批，確保減排量的真實性、額外性與可核查性，使其成為配額市場的重要補充，激發社會自愿減排活力。三是發展碳金融衍生品。在夯實現貨市場、完善監管的前提下，研究推出碳期貨、碳期權，為控排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對沖風險、穩定預期的市場化手段。同時，積極探索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等環境權益的金融化路徑，通過抵質押融資、資產證券化等方式盤活生態資產價值。

推動區域差異化實踐，形成多層次、可復制的協同發展格局。綠色金融發展需與區域重大戰略和資源稟賦緊密結合。應系統總結國家級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的成功經驗，形成標準化“工具包”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在此基礎上，實施“分類指導、特色發展”策略：東部沿海與創新高地應聚焦綠色科技金融、可持續投融資中心建設，引領國際標準接軌；中部制造業基地應著力發展綠色供應鏈金融，支持傳統產業綠色化改造與集群升級；西部與生態功能區則重點創新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金融模式，支持清潔能源基地建設與生物多樣性保護。通過構建“國家級試驗區引領、區域特色中心帶動、全域協同推進”的立體網絡，全面提升綠色金融服務的覆蓋廣度與深度。

拓展高水平國際合作，主動引領全球綠色金融治理。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綠色規則競爭，必須變被動應對為主動塑造。一是深度參與治理規則制定。鞏固并加強我國在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等核心機制中的影響力，加強與可持續金融國際平臺（IPSF）、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等多邊平臺的對接及多雙邊對話，積極推動我國綠色標準與國際體系的兼容互認。二是強化共建“一帶一路”綠色投融資。將綠色、低碳、可持續作為海外投資的必備要件，推廣中國綠色金融最佳實踐，支持共建國家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我國在全球綠色產業鏈中的樞紐地位。三是探索跨境市場互聯。研究推動與主要經濟體在綠色認證、碳核算標準互認等領域的對接合作，降低我國企業跨國經營面臨的綠色合規成本，消除貿易壁壘。

強化數字技術賦能，構建智慧化、穿透式的綠色金融基礎設施。數字化是提升綠色金融效率、可信度與普惠性的關鍵引擎。應加快建設國家級的綠色金融綜合信息平臺，統一歸集企業碳足跡、環境信用、項目減排量等數據，打破“信息孤島”，為解決“洗綠”和融資匹配難題提供公共數據基石。大力推廣應用金融科技：借助區塊鏈實現綠色資產溯源與存證，確保環境效益真實可信；利用物聯網與大數據進行動態環境風險監控與量化評估；開發基于人工智能的綠色資產智能識別與定價模型。通過科技手段，最終實現從項目篩選、資金劃轉、存續期管理到環境效益核驗的全流程智能化、透明化管理，大幅降低綠色金融的操作成本與風險。

完善綠色金融體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其成效取決于制度、市場、區域、國際與技術五大支柱的協同推進與堅實構筑。“十五五”時期，應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更強的歷史主動，凝聚各方合力，推動綠色金融從“立柱架梁”邁向“精裝修”，使其真正成為驅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金融動能，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提供不可或缺的金融制度保障。

（中央財經大學國家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 王遙；本文第二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馮鈺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