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 | 讓古畫“說話”——論《圖像考據通論》與圖像考據學

《光明日報》2025年10月16日 11版

讓古畫“說話”

——論《圖像考據通論》與圖像考據學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浙江大學教授余輝的《圖像考據通論》歷經五年撰寫，終于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對于該著，曾翻譯過貢布里希、潘諾夫斯基等學者著作的資深譯者楊思梁指出：“余輝教授將此皇皇巨著稱為‘通論’，實屬謙虛”，“此書結構謹嚴、體大思精，兩卷共一千三百余頁，八十余萬字，配圖三千多幅，理應直稱為‘圖像考據學’”。

《圖像考據通論》余輝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

如作者所言，該書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書畫鑒定，而是在真偽鑒定基礎上，依托文本、圖例、實物等多重證據，探尋圖像背后社會歷史與人文背景，確定或推定作者身份、創作動機、圖像內涵、圖源流變及圖文關系等的著述。作者“不但力圖超越由一些共相組成的粗陋的體系，而且還打算完成經典的畫史、畫論與畫鑒向現代學術的轉型”。這一決心，不僅關乎學術自覺，亦是實現中國傳統書畫考據的現代轉型，進而構建中國美術史學自主體系的需求。

2023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重大項目“中國美術史學的自主體系研究”立項。該項目試圖超越中西對立的敘事框架，從中國美術的內在邏輯出發，挖掘圖像背后的文化基因與觀念結構，構建新的知識體系和范式。作為子課題“考據與鑒定：視覺資源與中國美術史學的方法論體系建構”的負責人，余輝新作正是這一進程中的關鍵成果與學術基石。

從書畫鑒定到圖像考據學

如該書所述，中國有5000多年的文明歷史，留下了大量的圖畫記錄。與之相應，中國古代對繪畫圖像的研究與討論也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如《孔子家語·觀周》記載，孔子曾到周天子宣揚政教的明堂觀看墻壁上描繪的古代人物，留下了對人物肖像的評價。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解畫”——對畫作進行品評和風格源流的探索。唐宋時期，已有圖像和類似圖像志以及圖像學方面的總括性論述，如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北宋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宋徽宗主持的《宣和畫譜》等。明清時期，“解畫”傳統向兩個相反的方向發展，一部分人否定解畫，一部分人受考據學者尤其是乾嘉學派感染，深信通過考據典故可以論定作品的價值。

我們擁有久遠的圖像研究歷史和傳統，當前數字化技術又為圖像研究帶來了新機遇——圖像識別與大數據庫的建立可實現風格比對與特征提取，輔助斷代與深度分析；AI技術可虛擬修復古畫等。然而，中國書畫研究的挑戰仍然存在——一方面，傳世作品尤其是元代以前無款印、多仿作的“真偽迷霧”尚未散盡，傳統“望氣”式鑒定多依賴個人經驗，難以形成可復現、可驗證的學術共識，導致許多重要畫作的年代與作者歸屬存疑，制約了美術史敘述的準確性；另一方面，隨著研究深化，學界已不滿足于真偽判別，轉而追求挖掘作品背后的社會語境、文化觀念與精神內涵，如一幅宋代山水畫不僅僅是審美對象，也可能蘊含文人心態、地理認知或政治隱喻，需要進行多維度解讀。傳統方法缺乏對此類深層信息的系統挖掘能力，容易使研究陷入“就畫論畫”的局限。正如范景中所言，中國美術史研究雖早于西方，卻未能形成如沃爾夫林、潘諾夫斯基那般系統化的分析與解釋體系。

《圖像考據通論》的出現，為突破上述困境提供了例證與方法論支持。該書既回溯中國書畫鑒定傳統，梳理出圖經、圖譜與畫譜等中國特有的圖像志書范式；又跳出風格比對的單一框架，將書畫置于更廣闊的歷史人文語境中，通過對圖像細節——如人物服飾、器物工藝、地理場景等的考據，關聯多學科史料，構建“圖像—文獻—實物”相互印證的研究路徑。該方法不僅可更科學地解決書畫的真偽與斷代問題，更使書畫從“藝術品”轉變為“歷史文化載體”。例如，對明代中后期文人畫中“案頭清供”圖像的考據，可還原當時文人的生活習俗與審美趣味，填補文獻記載的空白。

在當下書畫研究趨于“精細化”“跨學科”的背景下，該書不僅提供了一套技術方法，更貢獻了一種重構書畫與歷史、文化關聯的學術思維。作者余輝以三十五年研究之功，梳理了圖像考據的學術基礎，考辨圖像考據與諸學科的關系，提出了圖像考據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并以300多幅古畫中近千個圖像的個案分析，構建了一門有血有肉、具體而生動的“圖像考據學”，讓書畫研究從傳統的鑒定向有著系統方法論的學科轉型。

北宋蘇軾擅畫枯木，米芾認為與其“胸中盤郁”有關，黃庭堅則認為緣于其“胸中有丘壑”。此為蘇軾《枯木竹石圖》。

從文物保存到文脈激活

筆者以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與研究，已從文物修復、遺存搶救階段進入文脈梳理、價值闡釋階段。當下的任務，是讓散落的文物串聯成完整的文明敘事，使后人不僅能“看見”傳統，更能理解其精神內核。

在傳統書畫研究中，許多遺存因缺乏明確的歷史語境，價值難以被充分認知——如某些古代人物畫，因無法辨識人物身份與場景背景，僅被歸為“肖像畫”，其所承載的社會倫理、禮儀制度等信息就此湮沒；又如一些地域性民間繪畫，因缺乏與當地歷史文化的關聯考據，難以融入中華文明的整體敘事。《圖像考據通論》提供了“讓文物說話”的具體方法論與豐富個案。例如，作者提出，對敦煌壁畫中“耕作場景”的考據，可結合出土農具與戶籍文獻，還原唐代河西地區的農業生產方式，理解“重農固本”經濟思想在邊疆的實踐；對明清“外銷瓷”繪畫圖像的考據，則可梳理出中國繪畫風格對歐洲藝術的影響，追溯中外貿易中的文化交流軌跡。

《圖像考據通論》一書中，還可觀作者多年的觀畫經驗。例如，古畫中許多動植物圖像可以折射出一個時代一類畫家的精神狀態和當時對自然社會的認知能力——馬匹多寡象征著國家軍事力量強弱，耕牛肥瘦代表著漢文化地區農業經濟的高下，羊群多少則意味著北方少數民族地區牧業經濟的興衰。再如，宋徽宗《雪江歸棹圖》，畫名與畫意“歸棹”，系取“歸趙”之諧音。

作者余輝在書中強調，圖像考據是鑒定后的跟進性研究，是富于理性的想象與探索。正是通過這種具體而微的工作，我們才能建立和整理出有關往昔藝術的文獻與考古知識。系統的考據方法，不僅使孤立的文物“嵌入”中華文明的歷史脈絡，更激活了其文化生命力——讓古畫不再僅是博物館中的“展品”，更成為講述歷史、傳遞精神的“活的載體”。

元代吳鎮所繪《洞庭魚隱圖》，體現了當時文人隱逸的生活態度。

“世界藝術”語境下的對話

“世界藝術史”主張打破單一文明中心主義，以平等姿態看待全球藝術傳統，在多元對話中構建相關學科。在此背景下，中國美術史學自主體系的建設，也需在與世界其他藝術研究范式的對話中，明確自身特色、彰顯自身價值。

《圖像考據通論》所倡導的圖像考據，雖重視真偽與斷代，但更強調“語境嵌入”——不僅關注筆墨、材質等“物質屬性”，更通過圖像細節關聯歷史文獻、社會制度與文化觀念。例如對《清明上河圖》的考據，既需驗證真偽，也需要通過畫中商鋪、交通工具、服飾樣式等還原北宋汴京的城市結構、市民生活與經濟狀況。這種“以圖證史”“圖史互證”的路徑，正是中國美術史學“文史交融”傳統的現代轉型。

反觀歐洲圖像學，以潘諾夫斯基“三層解讀法”為例，強調從前圖像志描述、圖像志分析到圖像學闡釋的遞進，其理論基礎是西方藝術的“符號與象征”傳統，尤其適用于宗教題材解讀。與西方圖像研究所面臨的對象不同，《圖像考據通論》所面對的中國書畫，常常沒有文本作為依據。許多古代山水畫、文人畫，意義更多地蘊含于筆墨的意境、構圖和文化隱喻之中。例如倪瓚“逸筆草草”的山水畫，“枯木、空亭”等元素，往往與其隱逸生活、元代文人避世心態及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學相關。這種“無文本依托的文化闡釋”，突破了歐洲圖像學“文本先行”的慣例，形成了更具中國特色的解讀路徑。

在世界藝術史語境下，此種差異并非“優劣之分”，而是不同文明藝術傳統所孕育的學術范式之別。《圖像考據通論》的方法論，源于中國書畫“筆墨精神”“文史同源”的特質，以及“整體關聯”的思維傳統。中國美術史學自主體系的建設，正是在此類對話中確立了自身學術的主體性——既不排斥西方學術的技術與理論，也不盲目照搬，而是從中國美術實踐出發，將自身傳統轉化為現代學術方法。《圖像考據通論》的價值正在于此——它提供了一套既根植自身文化傳統，又能與世界學術對話的方法論體系，為全球藝術史研究貢獻中國的視角與路徑。在這個層面來看，《圖像考據通論》就并非一部單純的鑒定方法著作，而是一部回應時代需求、努力與世界學術對話的著述。正如范景中在“序言”中所言：“閱讀這部著作，最大的快樂是循序優游，深入其中而不自覺，使人忘卻是在讀一部通論。”

未來，隨著圖像考據方法與數字化技術、考古發現及跨學科研究的進一步結合，我相信《圖像考據通論》將在更廣闊的領域內發揮作用。

作者：楊振宇，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 源｜光明日報

編 輯｜戴佳杰 賈毓秀

責 編｜王怡航 胡心云

審 核｜方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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