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宋朝幾乎沒有宦官、外戚禍亂朝政？

我前幾天說過，若回到歷史，后世的士子文人大多愿意選擇宋朝，因為這個時代重文輕武，文人地位高，社會氛圍相對平和，較少血腥殺戮。你看，北宋的文官基本上都是科舉出身，尤其仁宗時代，群星璀璨，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晏殊，個個都是文章詩詞高手。文官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長，普遍具備較高的道德修養(yǎng)，代表了社會的良心與脊梁，由這樣的群體主導(dǎo)社會，宦官、外戚自然沒有滋生亂政的空間。

所以，宋代幾乎沒有宦官、外戚禍亂朝政的情況。

有宋一代，最有“作為”的宦官當屬童貫，此人曾官至樞密使（北宋的最高軍事長官），權(quán)傾一時，即便如此其權(quán)力依然依附于宋徽宗的信任，其造成的危害程度遠不及漢唐及明代的宦官集團。

除文官集團力量強大這一因素之外，還有一點也挺關(guān)鍵，宋朝皇位繼承相對比較穩(wěn)定，沒發(fā)生過嚴重的皇位爭奪戰(zhàn)，新晉皇帝無需倚重宦官、外戚力量，后者自然也就少了胡作非為的機會。

宋朝雖有仁宗養(yǎng)母劉娥太后垂簾聽政11年，但并未實質(zhì)性突破“輔佐”的底線，自始至終也未提拔重用娘家人，故史稱劉娥“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

一句話：宋朝用“文官集團+制度枷鎖”把宦官、外戚的權(quán)力鎖死在宮廷內(nèi)部，不外溢于朝廷大殿，即便有個別強勢的，也掀不起大風(fēng)浪。

反觀中國人最引以為傲的漢唐（中國人自稱“漢”民族，海外華人聚集區(qū)多稱“唐人街”），卻是宦官、外戚危害為烈的時代。尤其東漢，曾長期處于宦官、后戚交替亂政的局面。這種情況的發(fā)生，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東漢皇帝繼位時大多年幼，需要有輔政者，誰最值得小皇帝信賴？當然是宦官，因為他自幼和這些人玩在一起，有很深的感情；誰最值得年輕的皇太后信任？當然是娘家人，娘家人不會和自己有二心。所以，東漢中期之后宦官、外戚輪番上臺，有時二者之間爭權(quán)奪利打得不可開交。所以古人說“主幼國危”，確實有其道理。

明朝宦官亂政也很厲害，最著名的當屬宦官王振慫恿英宗親征瓦剌，結(jié)果導(dǎo)致“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熹宗時代的大宦官魏忠賢更壞，號稱“九千歲”，專權(quán)亂政、殘害忠良、搜刮民脂民膏，幾乎無惡不作。

不過，這些權(quán)傾一時的宦官最后都沒有好結(jié)局：王振被亂軍捶殺，劉瑾被凌遲處死（割了3357刀），魏忠賢被崇禎賜死。

明朝為何宦官亂政如此之烈？原來與明朝多怠政、懶政、玩物喪志的皇帝分不開，當皇帝的不作為、亂作為，宦官自然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以大名鼎鼎的萬歷皇帝為例，此人竟然拒絕與文官見面，三十幾年不上朝，六部官員有事要跟皇帝匯報怎么辦？只能假以宦官之手，這就給了宦官上下其手的機會。有記載，文官上報給皇帝的奏折，竟被宦官拿來包魚并隨意丟棄。

所以，但凡宦官禍亂，背后必有皇帝怠政、嬉政；但凡外戚專權(quán)，背后必有皇帝年幼不能獨立執(zhí)政。

其實，宦官與外戚最無存在感的朝代不是宋，而是清。整個清朝276年，無一例宦官與外戚禍亂朝政的事件發(fā)生。你也許知道宦官李蓮英的大名，但此人不是因為干壞事出的名，而是因為梳得一手好頭發(fā)才俘獲了慈禧的歡心，此人既不干政也不營私，屬于宦官輩的老實人。

一個朝代，有作為的君主越多，宦戚之亂就越少；有作為的君主越少，宦戚之禍便越烈。

中國兩千多年專制史，清朝是有作為的皇帝最多的一個，從開國君主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連續(xù)6個皇帝都勵精圖治，占了整個大清王朝12帝整整一半。

你看其他朝代，有作為的君主就少了很多。

西漢時期，漢高祖劉邦和漢武帝劉徹較有作為，文帝、景帝也還行，武帝以下就不行了；整個東漢也就光武帝劉秀一人而已。

唐朝雖常被后人譽為“大唐盛世”，但真正有作為的皇帝也就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二人，而且李隆基也是虎頭蛇尾。開國皇帝李淵在位時間不長，不太好講；唐高宗李治性格軟弱，反倒成就了一代雌主武則天。

宋代呢？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還可以，宋仁宗趙禎雖無大能耐但仁愛敦厚，成就了文官與文人的輝煌時代。

明朝有作為的君主，自然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及再造明朝的朱棣，之后就一下子跌入深淵，從朱棣之子朱高熾開始，一代不如一代，不是平庸就是荒唐，當然，這是閹宦最喜歡的時代。

每一個朝代，前兩代君主都能做到居安思危，因為前朝的覆滅就在眼前，去之不遠；但他們的后代就不一樣了，“長于深宮之內(nèi)，養(yǎng)于婦人之手”，精神意志大大退化，荒唐事一樁一樁就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