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為什么成了跟金錢最緊密，最容易商業化的宗教？

當下世界主流宗教，佛教是最容易商業化，跟金錢最緊密的一個宗教，也就是最容易滋生腐敗的一個宗教。佛教的商業化不僅僅發生在中國大陸，還有泰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以及海外華人的那些寺院網絡，僧人不像僧人更像信仰生意經營者，某某大師、某某山把佛教生意做到全球，風生水起，只不過是吃相比大陸寺院文雅一些罷了；流亡的某喇嘛及其背后的格魯派寺院群，也有龐大生意經；據說日本寺院商業化也很嚴重，筆者不了解情況，歡迎旅日人士提供信息或者批評糾正。

歷史上看，無論是基督教社會，還是伊斯蘭教社會，都會有寺堂經濟和腐敗，但是他們與金錢的緊密度，以及公開追求和經營財富的熱忱，比佛教還是遜色不少。

佛教是最講出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沒有這么講出世，中世紀英格蘭天主教鼎盛時期，神職人員不過3萬人左右，占總人口百分之一，伊斯蘭教更沒有出家一說，但是佛教為了純潔宗教信仰，號召人出家修行。像南朝時代的中原，以及近世蒙藏喇嘛教世界，至少五分之一人口都出家，1952年拉薩第一次人口普查有3.7萬人，其中1.6萬人是喇嘛。

但是僧人卻跟錢的聯系最緊密，你的所有宗教行為都要跟錢掛鉤，似乎錢是表達虔誠的唯一有價值指標。因此，各個宗教中，佛教的吸納社會財富能力最強，50年代出國家民委、中央民族學院等派出的考察團在藏區做的調查顯示，40%的土地和多數的金銀都在寺院手中。大家也可以通過這些統計資料想象南北朝、唐代寺廟的財富擁有量，這也是中國皇帝屢次滅佛的原因之一。唐后期文獻記載，“天下財富，沙門享什五六”，武宗滅佛“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這都是虛數，但是可見，寺院財富擁有量。

佛教寺院和信徒不僅坐擁巨大財富，還積極追求財富。《東京夢華錄》卷三說：“相國寺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條錢之類”；莊季裕《雞肋編》中說：“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民主改革前，拉薩三大寺累計外方高利貸余額達5710萬兩藏銀，根據“孜本”的統計，1950年達賴喇嘛本人放貸就達303萬兩藏銀。當然漢傳佛教寺廟從南北朝就開始同樣有放高利貸的傳統。

今天雖然佛教的政治影響力、社會統治力不再，但是在追求財富的積極性和能耐上是不輸東南沿海的民營企業的，河南少林寺、上海靜安寺、杭州靈隱寺、廈門普陀寺、普陀山五臺山諸寺都是這方面的典范，如果撥開宗教外表，把他們看成經營實體的話，也可以寫進商學院的案例。這些寺院背后都有一套復雜的公司運作體系，并且也跟古代一樣是做金融投資的。

為什佛教跟錢聯系最緊密？尤其是中國的佛教最容易成為吸納財富的工具？這根佛教的教義體系和中國文化土壤有關。

第一, 經過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講人和上帝之間沒有中介，虛無縹緲的基督是上帝的唯一代表，只要你是虔誠信仰者，“人人都是教士”，每個人都可以與上帝直接對話。伊斯蘭教也認為，穆罕默德是真主唯一使者，除此之外，真主在人世間沒有任何代理人或兒子，大家都是他的臣仆，都可以直接跟他溝通，不需要中介（廢除了人與神之間的中介，也就是減少了人少受祭司這一環的政治和財富剝削，這相較于原始宗教和巫術的一個巨大進步，是基督教、伊斯蘭教能夠迅速取代這些宗教的原因）。

而佛教世界，僧人集團充當了信眾和上帝之間的代理人角色，甚至僧人也可以成為佛，所以，佛教世界有活佛、彌勒佛轉世、皇帝也可以成為菩薩，根據2005年發布的《中國宗教概況》，僅中國大陸經政府認證的活佛就有1700多人。但是基督教沒有活基督、伊斯蘭教沒有活安拉的說法，有的話肯定是異端、被燒死。

于是，佛教信徒與上帝的對話，成了與它的代理人、甚至它的現身轉世之間的對話，因為上帝是遙遠的、虛無縹緲的，眼前的活佛才是真實的、體現了上帝意志的，更可能直接拯救自己的，于是人對佛的虔誠，被異化為對僧人的虔誠，人對佛的供奉，被異化為對僧人的供奉。

筆者某年去甘丹寺，一位在拉薩頗有背景的朋友帶我們去見某位活佛，這個活佛在山頂有小院，每位進去的人聽他誦經幾分鐘，然后給你一個哈達，活佛旁邊有個紙盒子，各位告辭的時候，都扔幾千到幾萬不等，估計一上午至少可以得到十多萬布施。某年帶一群朋友去普陀寺，有個僧人給當了半天導游，大家也競相給他送錢，潛意識認為供奉他就是供奉佛祖，會得來好報。

教士/僧侶集團充當人與神之間的代理人是最好的斂財方式。宗教改革之前的羅馬公教會壟斷了這個角色，通過出賣贖罪卷、代表上帝冊封貴族等方式，賺取了天文數字級別的財富。經歷了宗教改革后，西方不同程度廢除了教士的這個角色，教士的斂財能量頓時削弱。尤其是新教就根本不承認教士有這個功能，因此，新教教會都是最寒磣的，教堂平淡無奇，神職人員基本變成服務人員。

第二，佛教講出世，容易形成與社會分立的教徒利益集團，一旦成為社會集團，它就天然有建立維持集團長期存在的財富基礎的需求。所以，

佛教更加強調布施、化緣，這是信仰集團存在的基礎，它的宗教儀軌往往都要跟錢掛鉤，即便你是皇帝，也要用錢布施，法門寺地宮的奉物就是例證。

而凡是不能構成一個社會集團的宗教，它就沒有這種政治屬性和財團屬性，我們與這些神的溝通就不需要錢。比如你信民間的那些土地神、灶神之類，與它們溝通的是不需要錢的，燒香磕頭就可以。

因此，佛教把布施作為信仰者的六度之首，高于持戒、禪定、般若。你布施越多越容易獲得福報，可以消災、可以抵罪，可以消除自己的貪念，可以有好的轉世。

當然伊斯蘭教也講天課，基督教講奉獻，過去的比例是收入十分之一左右，不過由于他們不認可神職人員是上帝中介，因此這些布施是給教會的，而不是給個人的，你很少見到哪個大教會的神父富得流油的情況。但是由于佛教體系中，有中介或活佛的存在，最后信徒給神的布施就成了給中間人的布施，中間人拿走了信徒給神的貢獻，因為我們可以常見佛教高級神職人員擁有巨額財富。

第三，佛教與中國本土民間信仰融合，把民間的財神信仰體系容納進佛教的神祇體系，以至有了某菩薩管發財，某個廟求財最靈之說。像福建人最迷信普陀山的觀音菩薩，認為它主管官運、財運，于是舟山與福建之間的航班非常密集。

佛教信徒之間喜歡講恭喜發財，認為這是很吉祥的祝福語，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之間都忌諱這么講，認為你這是罵人、褻瀆申領，佛誕節雍和宮人山人海很多人沖著求財而去，你在西方圣誕節不會聽到“恭喜發財”的祝福。

加上中國人先有了儒家，后引進佛教，中國人對宗教沒有執念，是向來實用主義的，不是我真的義無反顧信什么，而是要看我信這個神可以得到什么，內心是把宗教信仰當做一種交易。他們自動形成一個模式：我給神錢，神就得給我辦事。這個行為模式其實是生活中大眾與官府溝通模式的翻版，于是信仰就成了利益交換，人們企圖用行賄來獲得回報，而行賄的財富又落到了神的代理人手里。

所以，在中國，上述這三個要素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可以讓佛教寺院財源滾滾來，有商業頭腦的高級僧侶個個賺得盆滿缽滿，佛教寺院，尤其是大城市的佛教寺院是最充滿烏煙瘴氣的宗教場所，它承載了人間的一切貪欲，佛門反倒成了最不清靜的地方。

筆者做以上論述，并非詆毀佛教。筆者是個潛意識的佛教信仰者，認為佛教哲學是深奧的，超越了很多西方哲學理念的。但是筆者認為，理智的信徒應該管理好自己的信仰，我們和神之間可以直接對話，不需要僧人集團這個媒介，并且現在的那些僧人中介極有可能是一個對佛經不了解、對佛信仰一點不虔誠、剃度沒有多久的黑中介。

信徒需要布施積善，但是更應該是對眾生的布施，比如給慈善基金捐款，而不是對僧人或寺廟的布施，這樣財富大概率會流向對社會無用之處，人不能對宗教的虔誠異化為對神或神的代理人的行賄。

我們的佛教教義和宗教組織也需要進行現代性轉型，我們的佛教教義從中世紀以來沒有多少發展，而基督教、伊斯蘭教哲學在近兩三百年還是有極大的豐富，我們的宗教組織還是與現代社會缺乏適應，它缺乏一套透明民主的管理體制，規范寺院和僧侶的行為。我們的佛教只有經歷現代化轉型，它才能煥發新的生命力，才能真正獲得信仰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