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遇到點善意，他不會死

一個19歲的河南小伙子，第一次出遠門打工，到上海虹橋高鐵站后打車去浦東，和網約車司機談好了車資100元，但最后用手機掃碼支付時手一抖，不小心付了1010元。

他察覺后向司機索要多付的910元，對方先是不予理睬，后來索性拉黑。不得已之下，他兩天后到當地派出所報案，但警方只提供了車牌號，既沒有提供司機的電話號碼，更沒有幫忙聯系車主退款，還嘲諷他很傻。在絕望無助之下，他喝藥自殺，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誰該為他的死負責？

微博上都在討伐那位司機黑心，是悲劇的罪魁禍首，死者家屬近日也將他告上法庭，然而從法律上說，其行為只能按“不當得利”論處，也就是刑拘幾日，很難讓他償命。

也有人強調，那位辦案民警的反應才是重要推手，應予以追責。同樣是打的付車費時操作失誤，6月27日臺胞蔡女士在廈門16元車費實付160元，當地交通執法隊員、公安民警不到10分鐘就幫她追回損失了。

更諷刺的是，同樣在上海，同樣是網約車，一位臺灣游客坐車時錢包遺落在車上，還同樣是聯系車主未果，但民警就幫他追回了。那為什么厚此薄彼？

更有甚者，還有人指責死者才應負起主要責任，理由是他太心理太脆弱了，言下之意，只不過是損失幾百塊錢而已，有什么想不開的，怎么就自尋短見了？

在這種指責受害者的論調背后，還有一種冷酷的沾沾自喜，那意思無非是說：“你那是沒被社會毒打過，像我，這點挫敗根本打不垮我。”

對此，微博上有一條短評很犀利地點明：那個年輕人之所以自殺，“不是對損失的失望，而是對社會的絕望”。

設想一下，19歲，不過是個涉世未深的半大孩子，離別家鄉，第一次踏足大上海，多半還懷揣著對這座大都市和自己未來的某種夢想，不曾想第一步就遭遇沉重打擊。

老話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就是因為一個脫離熟悉人際圈的人，最怕的就是在陌生環境中陷入孤絕的境地，遭到欺騙、打擊、損失也不知有誰可以求助，甚至求助時非但得不到幫助，還被冷嘲。

對一個剛剛踏上社會的年輕人來說，這是足以沖擊他人生觀的毀滅性打擊，很難不讓他覺得上海這座陌生的都市對自己是有著敵意乃至惡意的。那遠不止是錢的問題，而是心底里有某些東西無聲地破滅了，就像站在一片荒蕪之地中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這么說吧，在這過程中，但凡遇到點善意，他不會死。因為在這種束手無策的絕境中，一點善意就可能是溺水者能抓住的一塊浮木，好歹可以讓他獲得喘息的生機。

然而，在國內的城市，一個外來者要想得到善意的接納，那你得足夠幸運才行。

即便號稱“來了就是深圳人”的那座都市，我一位朋友說，他大學畢業后第一次去深圳，結果卻是被騙：他求職的那所學校開出年薪20萬，說是要招五名專職教師，最后卻一個都沒錄取，害得他花了好多機票、酒店的錢，到頭來一無所獲。

在國內旅游的人，無論多精明的人，只怕都很難不挨宰、上當。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吉林市看霧凇，列車清早抵達后，跟著一位車上認識的風景攝影師一起去郊外的一個客棧。那邊每天一個標準間包早餐100元，但吃完早餐后，我們臨時有事決定不住了，就和老板說付了早餐費就走，不料她一開口說：“那你們倆，50元。”我們大吃一驚，那虧在自己事先沒問清，到底也還是只能花錢消災。

至于丟了東西要找回來，那就更難指望了。2007年到延安的第一天，我找了一家網吧上會網，結果臨走時把相機忘在座位上，盡管出門不到一刻鐘就意識到不對，趕緊回去，已經蹤跡全無。找老板、調監控、報警，全然無用。只能自己寬慰：幸好錢包、手機和身份證至少沒在那個相機包里，要不然才叫慘。

相比起來，在日本旅游可安心多了。 盡管日本人總給人一種彬彬有禮但冷淡的感覺，但身為外國人，經常能感受到來自不相識的普通人的善意。

在北海道的小樽，我背著包、拖著兩個大行李箱去客棧。因為騰不出手來看地圖，在下一道斜坡時一不小心走過頭了，我察覺過來不對，只好再推上坡。這時有個日本老太太主動過來問我：“你迷路了嗎？需要幫助嗎？”我和她解釋走錯了一點路，但沒事，我自己能行，她還是帶我到那個路口才離開。

也是去年在北海道，蘇打帶著兩個孩子從札幌去登別，不料那天剛巧遇到有人掉下月臺，列車緊急停運數小時。酒店已經訂好，她為了當晚趕到，不得不臨時變更行程，改去坐大巴，結果忙中出錯，又坐錯了車。車開出了，她察覺不對，焦急之情形于色。司機看出不對，主動問她要去哪里，把她帶到換乘的站點，才讓她趕上了末班車。

至于丟東西，那更不用擔心，在日本可以說丟不了東西。我家老二忘性大，丟三落四的，他的背包少說也丟過五六回，但無論是在房間里、大巴上、電車上、火車上，還是出租車上，每回都能找回來。

有一次在奈良，我們一家離開后才察覺老二的一個包落在房間里，但當時已經在火車上，只能晚間到下一處酒店后再讓前臺幫忙打電話。本來也不抱多大希望，因為他那個包里只是孩子涂鴉的本子，只怕會被當垃圾扔掉，只有我們自己才敝帚自珍。結果三天后包裹寄到，不但有老二的背包、我們忘在桌上的一根充電線，甚至老大的一雙有點破洞扔在垃圾桶里的襪子，也撿回來洗干凈一并寄上。

善意是一種社會資本，它難以積累，卻易于破壞。在我們這個社會，善意就像是什么稀缺物資，通常都留給親友，給陌生人以善意，難有回報倒也罷了，有時甚至被看作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弱點。

我在上海也曾遇到過陌生人求助。1999年大學剛畢業不久，有一天，我吃完碗飯走出餐館，有一男一女向我求助，他們看上去穿得相當體面，說自己絕對不是乞丐，只是從外地來滬后不慎遺失了錢包、證件，走投無路之下才出此下策：“你能不能給我們100元……不不，50元就行了，我們聯系家人寄錢過來，有了錢立刻就還給你。”

我不是沒懷疑過他們可能騙我，但萬一他們真的是落難呢？一想到這，我決定賭一把人性的善，給了他們100元——那時我每月到手也才1500元。他們千恩萬謝，一定要我留下聯系方式。事后我和親友說起，他們都嘲笑我是傻瓜，我當然希望事實能證明我不是——然而，那兩人自此就杳無音信了。

我相信，像我這樣遭遇過的人，不在少數。 “圣母心”在中國竟然成了罵詞，豈是偶然？ 不止一次，我聽到有朋友跟我談起，說自己這些年是如何一點一點變得心冷心硬的，我完全理解。雖然我仍未放棄力所能及時拉人一把，但我格外痛恨自己的善良被人利用。

然而真正的問題是：當我們這個社會逐漸容不下微小的善意與溫情時，我們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