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 | 胡宏偉：義烏的意義不只是最大的市場

這就是義烏：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
世界小商品之都；
買全球，賣全球；
匯集210多萬種商品，聯動全國210多萬家中小微企業；
2023年出口總值突破5000億元，商品遠銷233個國家和地區；
每年紛至沓來的各國外商逾50萬人次；
擁有市場主體110多萬戶，關聯拉動全國3200萬人就業；
……
義烏最著名的標簽有兩個：市場；最大的市場。
義烏發生了什么？為什么是義烏？自1982年正式開放小商品市場開始，伴隨著義烏市場40多年的成長史，這樣的追問從未停歇。

從現有資料看，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 Mazur 博士，可能是第一位“意外”關注到中國專業市場的西方學者。1987年 5月，這位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還起了個中文名字的“馬紫梅”博士，站立在人頭攢動、熙熙攘攘的義烏小商品市場里，她驚嘆“不亞于看到了一處從未發現過的異域文明”。馬博士一口氣問了一連串的“why”——為什么美國在工業文明初期，沒有出現過像義烏小商品市場這樣的超大型專業市場？為什么一場前所未有的專業市場浪潮，偏偏會出現在20世紀末的中國？而在中國，最大的專業市場又為什么出現在了過去并不出名的義烏？

差不多 20 年后，2008 年 7 月，馬紫梅博士的芝加哥大學同事、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98歲高齡的羅納德·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大學主持了以“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主題的論壇。這次會議被認為是過去數十年西方學術界關于中國改革最為認真的一次討論。科斯自掏腰包，邀請了包括來自浙江的數十位中國學者，他對發生于中國特別是浙江的巨變充滿好奇。

在論壇最后一天的總結演講中，科斯希望所有人都能持續關注中國的經濟變革。在他看來，中國對世界的意義重大，“為中國而奮斗，就是為世界而奮斗”（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the world）。

“最大的市場”——義烏，無疑是科斯所熱切關注的有關中國變革的優質的區域樣本注解。但是，時至今日，中國改革開放46年間，各地市場的蛻變和崛起風起云涌，義烏不是唯一的卻是最成功的市場，那么，義烏究竟做對了什么？企圖機械地學習、復制“最大的市場”既不可能亦無必要，那么什么才是義烏樣本背后最具共性意義的東西？

在本書的調研、梳理、撰寫過程中，一個基本的判斷和結論愈加清晰起來：政府行為與市場活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取向下的辯證關系的探索和富有成效的實踐，是義烏之所以成為義烏的關鍵與本質。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言：“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一直是中國改革面臨的核心問題。”

義烏是“最大的市場”，但義烏的意義不只是最大的市場。

歷史的最深處：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

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的緣起以及相關激辯，不是源于義烏，也不是源于中國改革，實際上早已穿越百年。

簡而言之，市場經濟就是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現代市場經濟萌生于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轉折時期，其與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密不可分。

1723 年 6 月 5 日，亞當·斯密出生于蘇格蘭法夫郡的小鎮柯卡爾迪。1767年，結束歐洲大陸旅行的亞當·斯密回到家鄉，9年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濟學巨著 《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 《國富論》） 出版。1902 年，近代中國啟蒙先賢嚴復以 《原富》為名，用文言文第一次將《國富論》譯介于國人。

《國富論》 的出版，確立了亞當·斯密在現代經濟學領域高山仰止的奠基人地位。1790年，亞當·斯密去世，之后200多年，《國富論》的巨大影響綿延不絕。經濟學家羅森伯格認為，“過去的200多年，經濟學史的特點就是對亞當·斯密著作的不斷注釋”。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極為強調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在自由市場主導下人的勞動分工，并分析得出了“市場機制本身驅使近代社會的經濟不斷發展”的結論。亞當·斯密認為，人類的行為由六種自然的動機所推動：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由于深信人類動機的自然平衡和對市場調節帶來的自然秩序的信仰，亞當·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論斷：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都會“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達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由此，亞當·斯密不僅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還被定義為極端推崇市場至上的“自由放任主義之父”。

雖然飽受爭議，但亞當·斯密和他的自由市場競爭理論長期以來占據了主流經濟學思想的高地，直到1936年他的英國同胞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的問世。被后人稱為“宏觀經濟學之父”的凱恩斯原本是一個自由貿易論者，明確反對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1936年出版《通論》后，他一反既往，堅決放棄市場自發調節的經濟自由主義，轉而主張國家干預主義。凱恩斯強調的國家干預，主要體現于推行赤字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資的增量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從而擴張社會總需求，實現經濟供求關系的平衡，拉動經濟持續增長。這部著作甚至催生了與亞當·斯密自由市場競爭理論相左的以國家干預為強烈特征的全新的經濟學思想流派——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的崛起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1929年從美國發端，爆發了資本主義經濟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最為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蕭條。此后，波及60個國家和地區、20億以上人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令半個世界滿目瘡痍。修復創傷、百廢待興之時，人們發現，“自由競爭、自我調節、自動均衡”的自由市場的自發經濟秩序似乎已經不靈了，要拯救世界，必須依靠政府強制介入、高效管理的“有形之手”。

尤其是 20 世紀 40 年代始，聯合國、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1995年1月轉型為世界貿易組織，即WTO） 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 （世界銀行） 等帶有濃厚政府間統一聯動協調色彩的全球治理機構的成立及有效運行，為凱恩斯主義的風行于世找到了理由充分的現實基礎。

一般認為，凱恩斯和亞當·斯密恰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就是對亞當·斯密自由放任主義的否定，政府和市場水火難容。凱恩斯甚至直截了當地得出結論：市場中不存在一個能把私人利益轉化為社會利益的亞當·斯密式的“看不見的手”，純粹的自由市場不可能消除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于是，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分別將亞當·斯密和凱恩斯視作各自的旗手及至高無上的偶像，擁戴、駁斥、激辯此起彼伏。20世紀迄今，一百多年間，大抵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20世紀初至30年代，自由市場主義在世界各國占據支配地位；1936年《通論》問世前后，因撰寫《通往奴役之路》享譽世界的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和凱恩斯兩大巨擘，圍繞政府與市場、自由與計劃展開了一場長達 10 年的大論戰；40年代至70年代，戰后重建的強力助推，凱恩斯主義登上全球經濟思想的巔峰；80年代開始，英國撒切爾夫人私有化改革和美國里根總統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推行，伴隨同一時期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的經濟轉型改革、冷戰結束，以及90年代后世界經濟全球化風起云涌，自由市場主義迎來新一輪狂歡；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及至近些年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乏力，全球化面臨地緣性解構，凱恩斯主義再度抬頭。

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真實的思想底色究竟是什么？政府和市場是否從本質上針鋒相對、水火難容？由于兩位巨匠思想的深邃及著作表述的晦澀，正如經濟學家羅伯特·海爾布羅納所言，在歷代經濟學大師中，亞當·斯密是“被引用最多、卻被閱讀最少的一位”。

而美國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繆爾森則認為，《通論》出版時，當時的美國能讀懂凱恩斯《通論》的，“幾乎一個人也沒有”。

被仰望、被崇拜、被各取所需地引用和驗證，帶來的是不可避免的臉譜化以及極端對立的誤讀和誤解。潛心研讀亞當·斯密的 《國富論》 及其 《法理學講義》《道德情操論》，我們會發現，他崇尚自由市場，但并非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他把“國家與法律”視為“市場秩序得以成立的最重要前提”。

為此，亞當·斯密界定了著名的現代政府三項職能：保護社會，使其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盡可能保護個人自由，使其不受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建設并維持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事業、公共設施。

反觀國家干預主義的鼻祖凱恩斯，他的確不認為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的藥方可以自然發揮作用，但他認為市場化制度的財富生產功能是解救人類文明于危殆的關鍵因素。當選為世界銀行第一任總裁的凱恩斯在1946年4月因突發心臟病去世，而在去世前不到半年，他在英國眾議院發表講話時說：“不要誤解我。……布雷頓森林體系和華盛頓提案的最大優點是，它們可以把必要的權宜和長遠的原則結合起來。……它不是為了打敗，而是為了實現亞當·斯密的智慧。”

無疑，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和凱恩斯的政府理論有顯而易見的差異，某種意義上，兩者的差異堪稱迥異，但也并非決然的排斥與對抗，而是有一條彼此相連的隱秘通道。其交集點在于，在承認市場本源性地位的共性基石之上，如何定義操作正確且邊界適當的政府行為。這一正確且適當的政府行為的最重要的先決前提是，遵循市場規律，并以更好地激活市場活力為指向。

時間指針走到1978年，一場人類經濟史上最浩大、最波瀾壯闊的偉大改革開始耀眼于古老的東方。在中國，在浙江，在義烏，政府的力量與市場的力量交相輝映，從百年激辯落地生根，綻放于大地。

中國改革：從政府管制到市場經濟

有秦一代，中國就出現了最強大的政府。中國的市場古已有之，《周易·系辭》曰：“ （神農）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現代市場與市場經濟的胎動，則是西風東漸的洋務運動后百余年才有的事。

1978年肇始的中國改革開放，變化悄然而清晰。改革史研究學者吳曉波認為，1984 年是當代中國的“公司元年”，或者稱之為“企業家元年”。1985年，《中國企業家》 雜志創刊；1988年，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評選出爐。企業家的回歸，意味著孕育企業家的市場和市場經濟的歸來。

稱之為“歸來”，是因為曾經存在，又曾經被“消滅”。其結果是在1978年前的很長一段時光里，中國只有依計劃生產的工廠和接受行政指令管理工廠的廠長，沒有真正的企業和企業家；只有政府決定一切的計劃經濟，沒有真正的市場和市場經濟。所謂計劃經濟，即根據政府計劃調節經濟活動的管制型經濟運行體制。極端化情形下，鄉村農民自養雞鴨的數量被政府計劃調控，城市居民受困于糧票、布票、肉票、肥皂票、理發票等計劃物資匱乏的囚籠，經濟活力近乎喪失。

如果說亞當·斯密與凱恩斯之間的差異屬于經濟思想及行為的各行其道，那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者之間的邊線長期被視作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涇渭分明的分水嶺。基于此，市場和企業家的回歸，成了中國改革史冊上最艱難亦是最根本的破冰。以官方表述為觀察基點，以時間為軸，其漸進突破大致呈現如下路線圖：

1982 年 9 月，黨的十二大召開，“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作為經濟建設的指導原則第一次被寫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消失了30年的“市場”一詞重新進入官方話語體系。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重大突破的背景，是彼時個體私營企業已大量涌現，僵死的理論難以回答鮮活的實踐。

最重大的轉折是在 1992 年的春天。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人民日報》1993年11月6日)一語定乾坤。同年 10月，黨的十四大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已成共識。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縱觀中國改革史，許多改革目標都是局部且階段性的，唯有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認知及變革貫穿始終。其意義和重要性在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左右中國改革的路徑、方法乃至方向。唯其艱難和重要，所以轉變認知需要一次次脫胎換骨的思想解放。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轉型最為關鍵的改革開放早期，值得銘記的思想解放至少有以下三次：

——1984年9月，浙江“莫干山會議”。這次會議頗具民間色彩的基調，帶來的是一大批青年經濟學者平等、自由辯論的思想激蕩。會議遞交的報告中提出的國家牌價 （國家指導價）、市場調節價相結合的價格改革雙軌制方案得到了中央采納。
——1985年9月，重慶“巴山輪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銀行聯合舉辦的本次國際研討會，堪稱中國宏觀經濟學說的一次啟蒙。會議上，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提醒中國同行要警惕重新恢復集權管制的危險；作為凱恩斯主義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托賓建議的介于計劃指令和自由市場之間的宏觀干預的中間路線，對改革過渡期的中國似乎“恰到好處”。
——1991年 10月至 12月，北京“九一”座談會。由國家最高領導人主持，在此期間連續召開11次“氣氛自由”的座談會，吳敬璉等學者力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列座談會結束后一個星期，蘇聯宣告解體；數月后，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激辯謝幕，全國性自由市場復蘇、生長、繁榮。

考察中國式改革背景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轉型，有兩個不同坐標系的維度：一是時間維度；二是地理維度。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認知作為一種經濟思想，既與改革的階段推進有關，也與經濟地理環境孕育的歷史、文化、理念有關。

以地理維度為視角，很長時期，我們更多關注的是中國的東西部差異。事實上，更耐人尋味的是中國南方和北方的差異。因為稍加比較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東西部差異的關鍵是地理差異，而南北方差異的內核是理念差異。在同樣的改革開放時代背景下，以GDP 總量為例，1978 年中國的十強城市 6 座在北方，4 座在南方；2023年，十強城市中南方增至 9座，北方僅存北京。南北強弱轉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以重要性排序，首要因素無疑是改革理念，核心是怎樣理解和踐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可以簡單地得出基本結論：政府力量相對市場力量的強弱與經濟發展的興衰成反比。正因為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認知及實踐植根于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具有強大的韌性和慣性，所以改變將無比艱難。

從地理維度考察的另外一層含義是，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共同規則的約束和激勵下，中國的自由市場從國內擴展到了全球。這不僅是地理空間的量的增長，更是市場經濟成熟度的質的嬗變。

進入21世紀，雖然市場和市場經濟的理念及制度安排已基本確立，但探索與爭論依然持續。其聚焦點不再是改革早期的“要或者不要市場經濟”，而是我們需要怎樣的市場經濟，以及在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之下我們需要怎樣的政府行為。

恰如哈耶克與凱恩斯的世紀論戰，這一探索和爭論的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2016年。這一年的11月9日，中國頗具影響力的兩位經濟學家張維迎、林毅夫以“中國到底需不需要政府主導下的產業政策”為核心議題，在北京大學朗潤園展開了“可能被寫入歷史”的面對面辯論。正方林毅夫認為，“既要有市場，又要有政府”；反方張維迎則明確反對產業政策，并強烈質疑政府產業政策的必要性及效果。

中國學界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并非起于“朗潤園激辯”，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彼時，政府高層開始將“宏觀調控要以行政調控為主”作為剛性指導方針，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行政干預日趨強化。而事實上，“朗潤園激辯”雙方論點的反差也不像外界解讀的那么針鋒相對，更重要的爭論點在于：什么樣的產業政策才是有利于促進市場競爭的“好的”產業政策？

學習借鑒肯定是尋找正確路徑的好辦法。自1868年開始進行明治維新，日本的經濟增長一直有比較強的國家政府影響因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重建的特殊時期，日本政府開始執行國家把經濟資源集中傾斜于若干戰略性工業的“優先生產制度”，后來被概括為“選擇性產業政策”，強力推動戰后日本經濟的恢復和起飛。20世紀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日本在反思中適時將“選擇性產業政策”優化為“功能性產業政策”，即由政府直接干預產業和市場向政府提供宏觀信息、誘導以民間企業為中心的創業創新方向的二次轉型。查默斯·約翰遜在《通產省與日本奇跡》一書中對日本產業政策的進化總結了四條成功準則，其中一條是，“政府真正尊重市場，相信市場價格的作用”。

“朗潤園激辯”之后，關于產業政策的爭論并未平息。從中國改革到義烏樣本，“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仍將是實踐和理論尚待開拓的縱深處。

義烏的秘密

正是在全球現代市場經濟思想演變和中國改革邏輯追尋的視野下，義烏故事的意義才能得以充分顯露。

義烏出名很早，而且其萌生、成長、迭代、壯大幾乎貫穿了改革開放全過程，放眼全國，這樣全生命周期的“改革常青樹”亦堪稱鮮見。就與中國改革之息息相關、經濟成就之大、經驗之獨特、生命周期之長而言，在縣域范疇，只有江蘇昆山可以與浙江義烏并列為最耀眼的雙子星。

長期以來，義烏最受矚目、被交口稱贊的一定是其市場之巨大。但這是發展的結果，是義烏奇跡外在的“表”。義烏一直被稱為“中國義烏”，那么從中國乃至更廣闊的范圍去考量，義烏成長的獨門秘籍是什么？什么才是義烏最內在、最本質、最共性的意義？

我在撰寫 《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 （1978—2018）》 一書時，第一次提出了省域層面“第一中國”的概念，“第一中國”涵蓋廣東、江蘇、浙江三省域，定義維度主要包括GDP總量、財政凈上繳貢獻量以及作為中國改革取向的市場經濟成熟度。我認為，廣東是因開放倒逼改革的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場經濟；江蘇是由改革轉型開放的從鄉鎮集體經濟發力的半市場經濟；浙江是因改革而開放的自下而上的更為徹底的草根型市場經濟。相較之下，浙江市場經濟的發育主要依靠的是來自底層的星火燎原般的內生性力量，而且一開始就深度觸及最內核的所有制問題，因此浙江的市場化改革最為徹底、最為成功，也最為艱辛。

如果繼續以改革發展為觀察主軸，浙江很可能是改革邏輯閉環及發展階段性特征最完整的經典省域：20世紀80年代，“溫州模式”率先以產權制度破題，民營經濟作為市場主體獲得生存權；20世紀90年代——義烏市場的相對成熟期——“義烏經驗”探索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正確的政府行為；21世紀第一個十年，發源于安吉余村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引領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美好的新時代；21世紀第二個十年，作為第一個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勇立潮頭再出發。

從上述浙江改革發展的階段性來看，義烏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的“腰部”。而中國是一個有著千百年“強政府”傳統的國家，當我們打開國門，嘗試學習汲取外部世界的市場經驗時，能否找到并確立與中國國情兼容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之路至關重要。有什么樣的中國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將直接決定民營經濟的生存狀態和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這一切，都需要改革前沿地帶的實踐來回答。

那么，為什么要把“義烏經驗”的核心定義為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完美結合的典范？理由是什么？

在本書的詳盡記錄和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20世紀80年代初，義烏興起了浙江第一批專業市場，但并非唯一的全國最早；義烏有“雞毛換糖”的商業文化基因，但并非唯一的全國最強；義烏地理區位相對便捷，但并非唯一的全國最優。因此，“改革先發優勢論”“商幫文化優勢論”和“地理區位優勢論”是義烏市場奇跡誕生原因的幾種解讀，但肯定不是最關鍵的因素。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到如下的清晰事實：1982年，義烏遇到了勇敢的改革者、市場決策者縣委書記謝高華；在義烏市場生與死的關鍵時刻，義烏縣政府發布了全國第一份明確認同農民商販和專業市場合法化的政府文件，提出了為義烏市場大發展奠定政策與法理基石的“四個允許”；更難能可貴的是，6代市場13任書記，在漫長的 40余年成長史中，義烏地方政府適時確立了“興商建縣 （市） ”“以商促工、貿工聯動”戰略，打造“管辦分離”的市場化組織架構，適度超前駕馭國際化、互聯網化浪潮。可以說，在市場發展的幾乎每一個重大節點，恰恰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認知和實踐方面，義烏做對了他人沒有做、沒有做好、沒有堅持不懈地去做的東西。

歷史的演進有時會呈現有趣的相似的曲線。這種相似的曲線也許源于偶然，但偶然的深處往往是必然。和此前描述的中國的南、北差異性類似，浙江的南、北亦迥然不同：浙北水鄉平原，浙南大山連綿；浙北人性情溫軟，浙南人性情剛烈；浙北千年富庶，浙南直到改革開放之初仍必須為擺脫貧困咬緊牙關。再以“第一中國”為例，中國開放看廣東“珠三角模式”，改革則花開兩朵——浙江的“溫州模式”與江蘇的“蘇南模式”。改革開放之初，浙北財富積淀豐厚，屬于以鄉鎮集體經濟為基石的本土化“蘇南模式”，因為富裕，其基本特征是“強政府”；浙南家底太薄，只能選擇個體私營經濟從零起步的“溫州模式”，因為相對貧窮無法完全依賴政府，其基本特征是“強市場”。

義烏恰恰地處浙江中部，“溫州模式”為之注入了旺盛的市場基因，“蘇南模式”告訴了義烏什么是應有的政府力量。作為浙江南、北發展優勢的連接者、學習者，義烏一路走來勇敢而不莽撞、審慎而不狹隘、創新而重規則。唯有懂得兼融和平衡的建設者，才能實現發展的可持續。

正確的政府與市場關系，肯定不是兩者簡單的物理疊加，而是良性互動的辯證關系，是“1＋1>2”的化學反應。40 余年基業長青、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足以證明義烏做對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圍繞“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義烏可圈可點的成功經驗及啟示很多，其中最具意義的至少有三條“義烏法則”：

第一，在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直面的挑戰不是“有為還是無為”的選擇題，而是能否厘清“有為”與“無為”的邊界。

“朗潤園激辯”后，以張維迎、林毅夫的發言觀點為主要內容，辯論主辦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編撰出版了《政府的邊界——張維迎、林毅夫聚焦中國經濟改革核心問題》一書，書名即清晰昭示了政府定位的最大挑戰是要想明白可以做什么以及不可以做什么。

在很多情況下，政府處于社會組織體系相對強勢的角色，把政府該做的做好不容易，面對政府不該做的則克制權力的欲望不伸手更不容易。“義烏經驗”告訴我們，有為政府依然是市場經濟的必需，但不是放任權力擴張亂作為，要抓大放小，懂得進退。

第二，政府行為應當促進市場公平競爭，而非阻礙，政府行為的結果比其所描述的動機更重要。自由、透明、公平的有序競爭，是一切市場活力的源泉，政府是市場共同規則的執行者和維護者，但不能凌駕于這些共同規則之上。政府要學會用市場化思維與手段去踐行政府行為，政府權力必須遵循市場規律辦事。“義烏經驗”告訴我們，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努力建立有制度約束的法治化的“好的市場經濟”。

第三，評價政府經濟政策是非對錯的唯一標準，是市場繁榮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人民利益從來不是泛意識形態的一句空話，而是衣食住行的改善，是安居樂業，是實實在在的財富增長。這一切，都離不開市場和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以及市場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基于此，查默斯·約翰遜在總結政府產業政策的四條成功準則時，將“不受私人利益的影響，而以國家全民利益為重”列為第一條。“義烏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堅持了這一準則，我們的事業就會長久興旺。

“有限、有為、有效”，正在成為一直在路上的義烏政府行為探索的方向：政府不能有無限的權力，政府也不應該無所作為，如何為社會經濟供給邊界明晰的有效服務，是政府行為永恒的課題。

一個開放式的懸念本書是基于縣域實踐樣本，對“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進行觀察和研究的成果。從亞當·斯密、凱恩斯的經濟思想到人類迄今涉及人口最為廣大的中國改革開放實踐，這始終是極端重要、令人迷惑而又迷人的命題。

中國改革是一條前無古人的坎坷之路，沒有充分的理論準備，急切出發時的動力卑微而壯懷：擺脫貧困，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即便是已經翻越了那么多座山、蹚過了那么多條河，在收獲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的46年之后，中國改革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實踐大于理論。毛澤東主席論及“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166頁。)的話語猶在耳邊，這一“較大的貢獻”的內涵肯定不僅僅是脫貧致富、物質豐盈，還應該包括思想積淀和方法論提煉。知其所以然比知其然更重要，它可以讓我們走得更遠。

我們必須看到，基于深入骨髓的文化肌理和巨大的歷史慣性，早已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取向的中國改革，當下面對的主要矛盾仍是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干預過度，“政府為體、市場為用”，在某種情形下舊體制的思維極易回潮。因此，繼續深化改革遭遇兩個困局：以政府性投資驅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轉變；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資源配置權力，部分官員利用手中權力對市場進行管控和干預，滋生權力尋租的空間。

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才能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市場是有為政府的前提和歸宿。否則，政府行為就可能誤入歧途。確立正確的“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仍是將改革進行到底的實踐探索目標，因此梳理其理論的邏輯和必然性，并用清晰的理論規范引導更廣泛的實踐尤為急迫。于是，從這一視角深度總結“義烏經驗”的價值和意義由此凸顯。

本書的撰寫從板塊結構上明確分為兩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是在40余年成長史的時間軸上，以義烏“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提煉為內容的上部，解讀義烏樣本，透射并回答中國命題；二是由 15 位人物口述史構成的下部。這 15 位人物又依照他們在義烏市場發展過程中承擔的不同的角色關系，被分為“市場決策者說”“市場管理者說”“市場主體者說”“市場研究者說”四個單元。如果說上部呈現的是義烏“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棵大樹的根系和主干的話，下部則可以視作其枝葉和繁花，彼此呼應，互為映照，力圖勾畫出更完整、豐滿的“義烏是什么”以及“義烏為什么”。

漢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 81年），朝廷在長安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關于國家經濟治理方針的辯論會。辯論一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方是從全國各地征召的儒生名士，辯論主題是國家官方鹽鐵專營、酒類專賣等政策的存與廢。其背景是，此前的漢武帝時期，由桑弘羊主導大力推行國家壟斷的鹽鐵專營以及均輸 （統購統銷）、平準 （物價管制） 等經濟政策，使國庫充盈，足以支持對外連年征伐，但強大的國家機器掏空了民間財富，“天下困弊”。漢武帝晚年不得不頒發 《輪臺詔》，要求此后“務在禁苛暴”，與民休息。這場辯論會歷時5個多月，史稱“鹽鐵之議”，是有歷史記載的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第一次大辯論。

此后2000多年，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探討與詰問綿延不絕。是政府還是市場？這一問題就如同此起彼落的巨大鐘擺。直至 2023 年 11 月，極端自由主義者哈維爾·米萊當選阿根廷新一任總統，在左翼政經傳統深厚的南美洲乃至全球范圍內再一次掀起了關于“是政府還是市場”的軒然大波。米萊在從政前是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秉持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仰，他堅定地認為市場至善、政府至惡，甚至主張廢除阿根廷中央銀行、大幅裁撤包括教育部在內的政府機關。2024年 1月，米萊當選總統后第一次亮相國際舞臺，他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以“自由萬歲！”收尾的演講令舉世愕然。

沒有人能預知米萊所引發的改革將如何落幕。但以激進的自由化思維去反對所謂政府至上的一個烏托邦，將注定滑向另一個極端，即極端理想化的市場至上的烏托邦。政府與市場究竟應保持怎樣的關系，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政府和怎樣的市場？從桑弘羊到亞當·斯密、凱恩斯，都沒有給出最終的答案，中國改革及義烏樣本給出的同樣是探索與啟示，而不是答案。可以想見，當下以及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政府與市場的辯證關系”仍將是一個開放式的懸念。

義烏經驗：中國政府與市場發展
策劃統籌 虞文軍 王宜清
責任編輯 周瓊華
裝幀設計 南山工作室
責任校對 朱 立
責任印制 吳春娟
營銷編輯 周 鑫
數字編輯 姜夢冉 諸婧琦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義烏經驗：中國政府與市場發展 / 胡宏偉著.
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25.1. -- ISBN 978-7-5339-7838-9
Ⅰ. F127.554
中國國家版本館CIP數據核字第2024AP93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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