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上武校：不是“好學生”，也不是“壞孩子”

培養“

標準”

今年2月，17歲的張丞龍懷著對未來的迷惘獨自待在家中。3個月前，他在一個早晨，獨自穿過操場上練武的人群，離開了陪伴他4年的武校。

其實那時，距離放假只有15天了。

“但，他們（武校）不要我了，以后我也不會再回來了。”張丞龍語氣沮喪。

登封某所武校的出入口

前往鄭州的汽車開得不快，他趴在車窗前，看著嵩山余脈慢慢變平，一言不發。過去的幾年里，他大多是用拳頭和腳來和人交流，這一刻拳腳功夫一無是處，他哭了。

后來，他說那淚里面有委屈、有不舍、有對無力和渺小的恐懼，有對未來的迷惘。

一個“壞孩子”

五年前，2020年，也是一個冬日。

凌晨五點半，12歲的張丞龍在黑暗中被父母拽上車，從家鄉浙江湖州趕到省城杭州，再轉乘飛機，在太陽落山前抵達鄭州登封。

這個計劃在他父親的腦海里醞釀和模擬了半年。

那時，小學5年級的張丞龍成績很差，各個科目考試之和甚至不足百分，幾乎要被老師勸退。

在三線城市，評價大人是否成功無非是名和利；對孩子來說，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讀書好。

人們潛意識里把讀書好，等同于一個未來對社會有用、符合“標準”的孩子。

而讀書不好，就容易被貼上不符合標準的“非標”標簽。

張丞龍的父親沒有名和利的光環，所以他把希望轉移到兒子身上。但張丞龍彌補不了他父親的遺憾，隨著年齡上漲，下滑的成績讓他連自己的未來也把握不住——他與好學生的標準越來越遠。

后來，張丞龍說，他記得父母去過一次登封，把當地大小武校都轉了一遍，還拿回來一疊厚厚的武校資料。張丞龍偷偷翻過幾次，記得所有的資料上都有“少林”兩個字——少林友誼、少林研究、少林文武、少林武術等等，都是學校的名字。

從登封回來，他們就跟張丞龍說：“明年送你去外地讀書吧，去武校。”那時候，張丞龍只有十幾歲，他說自己向往外面的世界，帶著神秘色彩的武術二字也比縣城小學的課堂引人遐想，所以他爽快地答應了。

他幻想在武校的生活和逃課時候的感受吻合。“逃課出去也沒什么具體想要做的事，就是離開教室、學校，走在路上都覺得會讓人開心一些。”

但他對河南登封這個城市一無所知，“少林”二字在他生活里，是一個與自己毫無交集的名詞，《少林寺》也沒看過，王寶強少時習武后來成為大明星的故事也沒聽過。

他知道去了，就符合父母的期待——“做特長生，考本科”。

一群“壞孩子”

和長三角人多地少的情況不一樣，登封本地人不多，而在關停煤礦、地產開發也停了之后，這座城市騰出不少空置的土地。

張丞龍念的武校，就是這片土地的受益者之一。學校碩大無朋，有教學樓、練武廳、辦公樓，表演舞臺，還有一個可以容納萬名學生的操場和標準的400米跑道。這片土地，幫武校贏回來12項吉尼斯世界紀錄，對于“非標”的張丞龍來說，這一切充滿了新鮮感。

“后來全校舉行運動會，一萬名學生在臺下列成方陣，大喊‘習文練武，報效祖國’的口號，那時候我覺得興奮，內心好像被點燃了。”張丞龍說，“我可能是喜歡武術的，從小就喜歡。”

關鍵的是，他發現從全國各地來這里練武的孩子，都和他有著相似的特點：不愛讀書，叛逆，喜歡玩。也就是說，大家都是“非標”的孩子。

15歲的陳浩，他說自己在2021年被父母“騙”來，因為叛逆，“偷自家錢，在學校里和同學一起外出砸人家玻璃”。

后來陳浩的父母說暑假帶他來旅游，結果下了飛機就被武校面包車接到教練面前。

之后，他和父母各自簽下入學承諾書，按下手印，承諾自愿習武、不逃校、不談戀愛、不自殺。如有上述行為，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本人承擔全部責任。

有個叫王紫的女孩，15歲，她所在的武校有幾萬個學生，女生只有千余人。她說以前父母沒時間管她，一直在安徽老家的寄宿制學校上學，后來迷上網絡、玩游戲、看直播，還經常給主播刷禮物。

她成了父母眼里的“非標”孩子，為了戒掉她的“網癮”，她也被送到登封練武。

他們自己總結的是，來到武校的都是大多數情況下就是三類：讀書不好的、沒人管的、叛逆的。

張丞龍后來也說，其實自己小時候并沒有和父母生活，“他們平日都在杭州，我在湖州跟著爺爺奶奶長大的，他們很寵我。”年少的張丞龍分析了一下，說可能小時候對不在身邊的父母，心里有怨念，“憑什么別的同學父母都在身邊”。于是升起叛逆，從不服從爺爺奶奶的管教開始。

久而久之，他迷戀上了網吧，成了別人眼中的“壞孩子”。于是為了“拯救”張丞龍，他父母把他送到了800多公里外的登封，這個距離，比湖州到杭州遠了700公里。

對孩子來說，距離的概念一向都比較模糊，無非是飛機幾個小時，開車幾個小時；對于孩子的家長，這個距離也是時間維度的，只不過是他們考慮的“未來”。

有學生家長和時代周報記者算了筆賬：讀職高，學費不超過6千/年，但未來的工資不會過萬；讀武校，如果出來去當2年義務兵，各種補貼加起來有接近15萬元，后面再找工作比較有保障，未來的福利也好。

這一套成年人的思考方式，張丞龍們還聽不大懂，畢竟他們自由十幾歲，但未來的可能性卻在變小。

張丞龍記得，有次語文課，老師問大家的愿望是什么。有人說“報效祖國”，有人說想考上大學，不少同學都認為這些夢想過于宏大，唯一有個孩子說了一句：“我想拍電影”。

但所有人都笑了。

武俠夢

1982年的電影《少林寺》，在票價只要1毛錢的時代，卻獲得了1.6億的票房紀錄。

電影講的是一個抵制暴力統治的父親被殺害，他的兒子——李連杰扮演的覺遠和尚順水逃跑，倒在了少林寺門口，結果被少林僧人救下，最后在嵩山腳下習武報仇的故事。

這是一個充滿東方哲學的武俠故事，是用慈愛和平靜化解仇恨，然后用暴力反抗暴力。

再加上金庸武俠小說熱潮的席卷（《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里的張三豐，正是覺遠的徒弟），疊加《少林寺》的播出，少林和功夫這個詞充滿了神秘色彩，它的光環甚至蓋過了登封：或許很多人沒聽過登封這個城市，但一定知道少林。

武術競技臺

在那個年代，以武術實現個人價值最后功成名就的故事，契合了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個人價值的渴望和對社會不公的反抗心理，更重要的是，那些故事篤定了肉體和精神一旦熬過苦難，便能收獲回報。

美國人馬修·波利上個世紀最后十年也來到少林習武，為的是解決自己“愚昧無知”“膽小懦弱”的毛病。那些年的練武生活，最后變成了他的中國回憶錄《少林很忙》。

他后來總結說，功夫作為體能練習，是為了讓和尚們筋疲力盡以便專心打坐，而有時候，打坐參禪反過來被用來幫助和尚們專注于功夫。

所以，上世紀80年代之后，金庸的武俠小說早就篤定了天下功夫出少林。于是在文藝作品和影視作品的交相輝映下，功夫和少林幾乎成了中國除了熊貓的另一張名片，和少林有關的功夫學校，也在那個時期的登封迎來井噴。

根據小龍武校的盧主任回憶，當時武校的分布之密就如同菜場攤位，景區外、207國道旁、羊腸小道里，都有武校。

和大多數文化一樣，虛實的進步難以用數字衡量。但產業可以，于是武術文化，在這里毫無意外地變成了一門叫做武術產業的項目，出現在了政府文件以及媒體報道中。

如今，登封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武術教育基地——擁有近百所武校，在校學生、學員人數一度高達近13萬人，相當于登封市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

不過現在的武校，似乎變得和馬修那個時代的武校不一樣了，更別說像《少林寺》那樣充滿了溫情與剛毅。

正在集合的武校學生

張丞龍說除非特殊情況，不能出校，全年假期只有寒假的30多天。學生在上課的6天里手機需要上交給教練，休息日才發還。

每天的安排是半天文化課，半天武術課，但這里畢竟是武校，文化在這里并不流行，上課用學生的話來說，“像是休息”，因為比起訓練的日曬風吹，文化課要安逸得多。

至于學校里那些“非標”的秩序。張丞龍說幾年前，他們班有個教練私下里收錢被舉報離職，而新來的教練為樹立威信，罵人兇多了。“你們這群小屁孩，讀書讀書不行，現在連個拳都打不明白，不知道在干什么。”

張丞龍有點怕他，很快他發現，所有人都怕他。在武校，流傳著一句話，“教練是最不能惹的”，他掌握了學生生活的衣食住行，甚至連家里來的錢都可能會先給到教練。

武校中，每個班幾十人，統管局面的是教官，負責練武和生活。而為了管理好教官，學校每學期給一個班固定的分數，有孩子違規就扣分，理由包括但不限于抽煙、喝酒、遲到、衛生不干凈等等。

扣分對應的就是扣教練錢。所以其中一個潛規則就是，若學生犯錯導致教練被罰款，要自己掏錢給教練補上。

對于工資只有3000～4000元/月的新教練來說，孩子們認為收紅包成了部分教練的主要賺錢方式。張丞龍說每到中秋、教練生日等節日，班長會提醒大家：“教練帶平時帶我們很辛苦，大家要懂得回報教練。”

不少學生說，“回報”教練的數額大多在500到1000元之間。

但不得不承認，就像是服從性訓練，在各種棍棒和拳腳的作用下，那些“非標”的孩子大多變乖了。張丞龍說，“做錯事被教練棍杖是常有的事，但他們不會打要害，也不會讓你第二天無法訓練，因為訓練才是真正難熬的，有時候訓練感覺都要‘死了’”。

學生們就像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比如100個空翻結束了，清零，明天又是新的100個。

但學生們愿意這么做。

一方面想討好遠在幾百公里之外的父母。另一方面，學校也會給孩子們設定一個目標，比如讓優秀學員去到春晚舞臺，還能送選國家散打隊；拍電影露臉的機會也不少。

要實現這些夢想，張丞龍要做的就是拼，首先進入“種子”序列，這意味著你被劃為重點培養對象。彼時，班里有45個人，種子大概只有5-8個。張丞龍先沒選上，他不服氣，每次熱身的時候就專跟在種子們的后面，一跑就是15公里。

因為拼命，張丞龍在一個月的時間內躋身“種子”，他說那時候可以被教練帶到其他地方去表演。

“站在舞臺上，有種受到關注的快樂。”現在，張丞龍意識到那和大人追求的名利一樣，最終只是夢一場。

重返“非標”

2014年初，張丞龍和和同學在演武廳練習受傷了，那是一個高抬腿的攻擊動作，腿抬得太高，用力太大，他腳上的韌帶斷了。

自那以后，他經歷了很多語言無法表達的失落與絕望。

最初，教練很貼心，張丞龍不能走路，他會安排班里的同學幫忙送飯，為了保持進度，他會讓張丞龍在邊上坐著看著訓練。

一個月過去，韌帶的問題沒有好轉，醫生說要手術。他被父母接回了家里，在杭州做了手術。兩個月后回來，訓練的進度條回退，讓他錯失了武校發展的劇情，他開始跟不上節奏。

受傷給他留下嚴重烙印。他身心俱疲，導致他在今年的訓練中表現低迷。一站上中心位置，就開始煩躁，經常躺在床上哭。

以前哭，是練得太累了。而此時，是“不知道吃這些苦是為了什么，感覺已經廢了”。

武校是一個以拳腳排資論輩的地方，之前因為功夫壘起的特權都消失了。比如，教練知道他早戀，以前可以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受傷了后，張丞龍被教練要求，不能被學校領導發現戀愛的事實，否則開除——這是一視同仁的開始。

結束訓練的武校學生

倘若張丞龍是因為學習不好而被送來登封，想著經過鍛煉之后興許能去當兵，但因為受傷，他無法專科畢業，這意味著他又只能回到讀書考學這條路了，這就像個莫比烏斯環。

最初，人們來登封習武，是為了了解自身。馬修來的時候是1992年下半年，那一年剛好有美國總統選舉，但登封的封閉環境，他到12月下旬才聽說美國總統有結果了。

他去問登封的一個消息靈通的畫家，“誰贏了？”

但畫家說不確定，但能確定的是：“不是布什”。馬修說河南人口音很重，不是布什，他總是聽成“不是不是”。

于是在少林受到武俠侵染的馬修開始陷入困惑，為什么畫家要重復“不是”？是不是美國沒有總統了？還是總統遇刺了？

他發現和美國的電視廣播不同，一旦遁入少林似乎就與世隔絕。

那個年代的馬修和電影里的李連杰，對他們師傅的服從是出于尊敬，而張丞龍們對他們的師傅，現在名字已經被改成了“教練”“教官”這一類干癟的稱謂，于是他們的服從，是出于對身份的懼怕。

離開武校的那天，張丞龍說想起武校的電話亭。

那是個長方形的簡易房，里面被裝成了一個個的擺著固定電話小房間，玻璃外墻還有鐵網罩著。

武校內的通訊室

最初進到武校的日子，他幾乎每天都會到里面給父母打電話，聊上幾句就哭。父母笑他，一個練武的男子漢，不能動不動就哭。

現在，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路，回到自己父母走過的路上，打工、打工，做生意。或者，回到武校，練習、練習，如果不能當兵，就去當教練，登封武校的教練，或者任何一個城市里健身房，訓練中心的教練。

他說這樣設想，未來就是可預見的。

總之，那幾天，這些孩子沒有說自己喜歡什么，自己擅長什么，他們十幾歲的年紀，似乎習慣了那些成年人的話，屬于社會秩序和商品世界的話。

離開中國的那天，馬修說感覺在美國的生活就像在一個一個膚淺、追求物質的社會里，所以希望能獲得中國人那種睿智和深刻，所以習武是想讓自己變得深刻，但讓人哭笑不得的是，當他在登封接觸了那么多中國人之后，十分向往美式的生活。

馬修說：就像兩艘船，在黑夜里摸索，結果錯過了彼此。

張丞龍離開登封的時候，只有眼淚，他覺得自己仍舊是“非標”的，也就是說他和他的同學們可能仍在黑夜里摸索，連錯過了什么都不知道。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張丞龍、陳浩、王紫為化名。）

文 ：傅一波

編 輯 ：黎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