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最近接到很多關于“幫信罪”的咨詢，也辦理了多起相關案件，可看出公安部門加大了對該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我們平時所稱的“幫信罪”在刑法中的罪名全稱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該罪名是2015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設的罪名。
該罪名出臺的背景是我國的電信網絡詐騙持續高發，大量“實名不實人”的銀行卡、電話卡等被詐騙分子購買后被用于實施詐騙，給公安部門的追查和打擊帶來巨大困難。因此，斬斷電話卡、銀行卡等的買賣鏈條，對于打擊電詐案件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我們先看一下該罪名的刑法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通過以上規定可以看出，該罪的犯罪構成要件為：“主觀明知+客觀幫助+情節嚴重”。
關于“主觀明知”。即明知他人在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給予幫助。可能是考慮到追究犯罪時要充分證明嫌疑人的主觀明知存在難度，所以之后出臺的司法解釋規定：除有相反證據外，對有以下情形的可以推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一）經監管部門告知后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二）接到舉報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職責的；（三）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四）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五）頻繁采用隱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六）為他人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提供技術支持、幫助的；（七）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即嫌疑人具有上述情形，不管其是否供述如何，可直接推定為明知。該規定雖然避免了部分嫌疑人以不知情為由逃避追責，但客觀上也增加了有罪推定和擴大解釋的風險。
關于“客觀幫助”。主要是該罪名的刑法條文中規定的“技術支持”、“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為犯罪提供幫助的行為。當然該幫助行為成立的前提條件必須是被幫助著構成違法犯罪。
關于“情節嚴重”。司法解釋明確了該罪的入罪條件，即構成《刑法》中規定的“情節嚴重”的情形：（1）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2）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3）以投放廣告等方式提供資金五萬元以上的；（4）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5）二年內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受過行政處罰，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6）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造成嚴重后果的；（7）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此外，《解釋》還規定，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但相關數額總計達到前述標準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應當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
辯護要點：
在為該罪提供辯護時，可從以下幾方面尋找發掘辯點：1、嫌疑人主觀上是否明知，若行為人并未認識到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則缺乏主觀認識要素，不應構成本罪；2、被幫助方的行為是否有充分證據證明其構成犯罪，如果無法證明，則本罪的幫助行為構罪更是無從談起。3、嫌疑人的幫助行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這需要辯護人結合案情和證據，對照司法解釋規定的入罪標準，嚴格審查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條件；4、結合全案證據，是否達到確實、充分的定罪標準：與本罪定罪量刑相關的事實是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是否都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是否對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這也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定罪標準，如果證據無法達到上述標準，則不應定罪。
當然上述辯點僅是籠統而言，無法一一概括，相對也比較寬泛，在具體案件的辯護中，需要結合案件的案情和證據制定詳細的辯護方案，不能一概而論。
最后，再次提醒：生財有道，切勿以身試法！買賣、租借電話卡、銀行卡等均屬于違法行為，切勿貪圖小利，將自己辦理的手機卡、個人銀行卡、對公賬戶及結算卡、以及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平臺賬戶買賣、租賃給他人，否則將面臨信用懲戒、限制業務、嚴管賬戶等懲戒，甚至構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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