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取貸款罪辯護律師:銀行明知提供虛假材料還構成犯罪嗎?

（本文作者張永華、王菊紅。張永華，金融犯罪辯護律師，經濟犯罪辯護律師。法學博士，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刑事律師，專注于金融行業法律服務、職務犯罪辯護律師、企業家犯罪刑事辯護和詐騙犯罪辯護。與辯護團隊辦理了多起重大職務犯罪、重大金融經濟犯罪系列案件。王菊紅系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實習生）

當事人在騙取貸款罪案中有一個常識性的疑問：貸款時，行為人確實提供了虛假資料，但是銀行對虛假材料是明知的，根本不存在“騙”的問題，這也能構成騙取貸款罪嗎？實際上，銀行工作人員的主觀明知也是刑事律師在騙取貸款案中作無罪辯護的主要辯點之一。

騙取貸款罪作為詐騙融資類犯罪，既然提供虛假材料是確認的事實，那么刑事律師在做辯護時，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騙取行為和銀行等金融機構發放貸款之間有無因果關系；二是騙取行為是否給銀行等金融機構造成了重大損失。所謂因果關系，主要判斷騙取行為是否足以使銀行產生錯誤認識以及銀行是否基于該錯誤認識發放了貸款。簡單來說，律師需要通過中斷欺騙行為與放貸決定之間的因果關系，從而阻卻該罪成立，為當事人作無罪辯護。本文將以案例引入，結合案例探討騙取貸款罪中因果關系中斷的問題。

一、案例

張某某騙取貸款罪案〔（2017）遼14刑終107號）〕

案情簡介：2004年，為解決葫蘆島市金星村、干河村拖欠金星支行的貸款問題，金星支行與兩村簽訂土地承包合同取得了土地承包權，土地承包費直接用于折抵兩村在金星支行的貸款。之后，金星支行將土地轉包給張某某經營。為解決土地承包費及建設大棚的資金問題，被告人張某某在金星支行辦理貸款，因當時個人貸款額度太低，被告人張某某以自己和李某某等17人名義貸款24筆，總計金額120萬元。時任金星支行信貸員的劉某某明知張某某使用他人名義進行貸款，仍為張某某辦理貸款手續，時任金星支行行長的張某洋，明知張某某系使用他人名義貸款，仍然批準貸款發放。135萬元貸款發放后，其中人民幣940500元由金星支行直接劃扣用于抵頂張某某的土地承包費并用于償還原金星村及干河村的在該行的貸款本息。剩余貸款人民幣405000元由張某某進行生產經營使用。

張某某于2008年5月29日償還利息62879.51元，2008年12月30日償還利息11000元，2009年12月10日償還利息10000元。后張某某以經營困難為由，未再向金星支行償還本金及利息。2009年12月28日，經張某某申請，金星支行為其辦理了轉貸手續，將張某某將以其本人名義及他人名義辦理的貸款135萬元全部轉貸至其父親張紹某名下，后金星支行又于2010年10月31日，2011年7月29日兩次辦理轉貸。將此135萬元貸款轉貸至張某某名下，張某某并未進行償還。

一審法院：被告人張某某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貸款，給銀行造成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騙取貸款罪。鑒于被告人犯罪情節輕微，免予刑事處罰。

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改判張某某無罪。

二、主要爭議

騙取貸款行為中，銀行或銀行工作人員明知行為人申請貸款時提供虛假資料，仍發放貸款，這種情況下，騙取貸款罪是否成立？

三、刑事律師評析

騙取貸款罪是指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的行為。騙取貸款罪作為詐騙型融資犯罪，其犯罪邏輯和詐騙罪其實很相似，即行為人實施欺騙行為→具有放貸決定權的人陷入認識錯誤→做出放貸的財產處分決定→行為人獲得貸款→銀行的貸款遭受風險。從以上邏輯來看，認定“銀行基于行為人申請貸款時提供的虛假材料產生錯誤認識從而發放貸款”這一事實，對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至關重要。

本案二審法院之所以改判，除了“張某某2006年行為時，刑法尚未規定騙取貸款罪”，即法不溯及既往之外，應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二審法院還對因果關系進行說理。二審法院認為，騙取貸款行為構成犯罪的前提是要具備欺騙手段，且該欺騙手段必須足以使金融機構產生錯誤認識，并在此錯誤認識的基礎上發放貸款。本案中，張某某使用他人名義進行貸款的行為，無論是信貸員還是負責審批貸款的支行行長均明知。且后續由張某某向金星支行支付相關利息，金星支行亦直接向張某某催收欠款，以及后續貸款到期，金星支行配合張某某辦理轉貸等事實，足以認定金星支行對張某某以他人名義貸款的事實是明知的，沒有產生錯誤認識。簡言之，張某某虛構借款人身份這一事實沒有使金星支行產生錯誤認識，金星銀行發放貸款不是因為受騙，所以不構成騙取貸款罪。

一般情況下，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審核貸款申請時，會對借款人身份、貸款用途、償債能力、擔保情況等進行審核，若借款人為企業，還會對企業財務結構、經營狀況、還款來源、擔保實力等進行審核。基于信貸資金安全的考慮，銀行會嚴格審核以上資料并決定放貸與否。不過，金融犯罪辯護刑事律師從相關案例中發現，部分銀行會因為業績、指標等要求，在明知申請材料虛假的情況下仍發放貸款，甚至存在銀行工作人員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松審核的情況。如紀某潮騙取貸款一案〔(2020)魯13刑終53號〕，農業銀行為了促成借新還舊從而發放貸款500萬，法院對該筆騙取貸款的事實并未認定。需要注意的是，根據詐騙罪的邏輯，騙取貸款罪必須以有放貸決定權的人產生錯誤認識從而發放貸款為前提。顯然，“明知材料虛假仍發放貸款”這一事由能阻卻騙取貸款罪成立的情形關鍵在于具有放貸決定權的人是否明知虛假。司法實務中，存在一般工作人員與借款行為人勾結串通，而銀行具有放貸決定權的人仍受騙的情形，這種情形下因果關系不能中斷，騙取貸款罪仍成立。

綜上，騙取貸款行為中，“明知虛假仍放貸”的情形有如下幾種：一是所有審核經手貸款申請的人員均明知材料虛假仍發放貸款，此時，銀行全員意思表示一致，均是為了銀行的利益所為，其沒有因受騙而處分財產，不構成騙取貸款罪；二是負責初審的銀行工作人員明知材料虛假仍推進貸款進程，致使最終具有貸款審批權的工作人員受騙而發放貸款，銀行因受騙而處分財產，構成騙取貸款罪。三是銀行具有放貸決策權的工作人員為謀個人利益明知虛假而發放貸款，此種情形下，普遍認為該決策者不是為了單位的利益，不代表單位的意志，故銀行等金融機構仍然受騙，仍構成騙取貸款罪。

四、寫在最后

以上所述銀行在貸款過程中的明知阻卻犯罪成立，是騙取貸款罪的主要辯護點，也是刑事律師最容易取得無罪辯護的方案之一。另有比如（2020）晉01刑終121號判決書中，法院認為：騙取貸款罪其構成犯罪的前提必須具備欺騙手段，且該欺騙手段必須足以使金融機構產生錯誤認識，并在此錯誤認識的基礎上發放貸款。在上訴單位高科公司無力償還清徐農商行營業部“2000萬元”貸款的情況下，清徐農商行營業部與上訴單位高科公司簽訂了續貸1960萬元的貸款合同，且有美錦公司提供保證擔保。對于高科公司經營困難，貸款及對外擔保均出現逾期無力償還的情況，清徐農商行營業部是明知的，沒有產生錯誤認識，故指控上訴單位高科公司、上訴人田某巴構成騙取貸款罪的現有證據不足。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2019）魯05刑終139號判決中，法院認為“平安銀行對長豐公司的貸款目的、擔保人的狀況應是知情的，并未陷入錯誤認識而發放貸款，長豐公司相應獲取貸款的行為不符合騙取貸款罪的構成要件，吳某作為主管人員亦不構成騙取貸款罪。”

騙取貸款罪作為詐騙型犯罪，刑事律師在做辯護時，一定要抓住該罪“詐騙型犯罪”的特點、本質來進行辯護，從事實出發，切實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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