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洪門的司徒美堂，曾想組建政黨回國參政

1、

二十年前的中文互聯網上，“司徒美堂”絕對是頂流。

初次接受信息轟炸的網友們一度認為，司徒美堂青年時飄洋過海，憑借能力成為美國的洪門大佬，中年時動員華僑捐款捐物，援助祖國的革命和抗戰。功成名就以后，又先后拒絕孫中山和教員的高官厚祿，飄然隱去，頗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俠客風范。

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很多歷史資料公開透明，曾經的“英雄”也被迫褪去濾鏡，我們得以一窺歷史人物的真面貌。

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聊聊真實的司徒美堂。

洪門的起源眾說紛紜。

按照陶成章的說法，鄭成功在退居臺灣以前，為了給大陸留下反清復明的種子，便以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號為號召，創建了洪門，數十年后，陳近南將其發揚光大。因為洪門講究“一拜天為父、二拜地為母”，故而洪門也稱為天地會。

這個說法到底準不準，誰也不清楚，但不可否認的是，自清朝中期開始，洪門就是廣東、廣西、福建的重要民間社團，和起源于運河漕工的江浙青幫、起源于地方自治社團的四川哥老會鼎足而立。

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洪門/天地會弟子就積極參戰，為太平天國定鼎南京立下汗馬功勞。

與此同時，美國舊金山發現金礦，全世界的淘金客紛涌而至。

位于中外交流第一線的廣東，自然得知了這個消息，于是大量的廣東貧苦人民跑到美國淘金，僅1852年就有兩萬人抵達舊金山。

到了1860年代，那些容易開采的金礦石基本開采完畢，唯有工業實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繼續開采。這就意味著風靡一時的淘金熱結束了，普通人再無淘金致富的機會。

不過，隨著橫跨美國東西海岸的鐵路工程開工，在美華僑嗅到工作機會，便紛紛轉移到鐵路工程沿線，幫助美國修鐵路，賺到工資以后再寄回故鄉買田、蓋房或補貼家用。

盡管他們經常利用歐洲移民舉行罷工、維護自身利益的時機，搶占歐洲移民的工作機會，逼得美國出臺了《排華法案》，但美國遠遠超過清朝的工資，還是吸引了大量的廣東人偷渡到美國務工。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到四十年時間，美國加州的華僑便達到三十萬左右。

這些華僑在美國舉目無親，又受《排華法案》的影響，經常被歐洲移民和非洲移民針對排擠，極度缺乏人身安全保障。

為了自保，他們依照廣東的習俗，成立了各種各樣的洪門堂口，在異國他鄉抱團取暖。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總部設于舊金山的致公堂，成為美國洪門最大的堂口，在紐約、波士頓、費城、華盛頓、洛杉磯、西雅圖等大城市都有分堂，號稱“華僑名列會籍者占十之八九，勢力之大，為各團體冠。”

司徒美堂是1882年到美國的，年僅15歲，在唐人街餐廳做廚師。

自然，他也參加了美國洪門致公堂。

和大多數沉默、避事的華僑不一樣，司徒美堂的脾氣火爆，有一種敢打敢拼的領袖氣質，不愿意做美國的下等公民，放下尊嚴換取工資。

正是這點微小的差別，徹底改變了司徒美堂的命運。

1888年，司徒美堂見一個美國白人在餐廳吃飯不給錢，雙方爭執不下，便出手教訓那個白人，結果司徒美堂的手勁太大，把白人給打死了，被當局逮捕入獄。

這件事在美國洪門致公堂引起軒然大波。

華僑到美國謀生數十年，向來都是謹小慎微，忍氣吞聲，遇到不平的事也壓抑在心里，以求換取在美國謀生的機會。

但這不代表他們沒有怨氣，不想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現在司徒美堂徒手打死美國白人，其他的美國華僑立即意識到，此人很能打，能保護大家的利益，能代表大家反抗美國白人的欺辱。于是他們遵照美國洪門致公堂的約定，籌集資金聘請律師，營救司徒美堂出獄。

經此一事，司徒美堂名聲大噪，成了美國洪門致公堂冉冉升起的新星，一些年輕華僑逐漸圍繞在司徒美堂周圍，在致公堂內形成一個朝氣蓬勃的小團體。

再過些年，隨著司徒美堂的羽翼豐滿，他便在致公堂內另開堂口，取名為安良堂，并同時兼任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重要職位，其麾下的安良堂骨干，也大多在致公堂兼職。

至此，司徒美堂通過“堂內立堂、以安良控致公”的方式，正式由洪門新星晉升為洪門大佬，眾人尊稱為“洪門五叔。”

我們從司徒美堂的崛起過程可以看出來，他有著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絕不甘于人下，但他的性格和行事風格決定了，他渴望的出人頭地方式不是在一個組織內部逐級晉升，而是另立山頭，自己做大哥。

司徒美堂可能沒有想到，這樣的做派，幫助他取得了洪門大佬的地位，卻在日后數十年，讓他付出慘重的代價。

2、

美國洪門致公堂的觸角延伸到中國，和孫中山有莫大關系。

1904年，孫中山到美國檀香山宣傳反清革命、籌集革命款項，但成效不大。為了順利開展工作，兄長孫眉把孫中山介紹給致公堂的大佬黃三德，黃三德又介紹孫中山加入致公堂的分堂——國安會館，并授予他“洪棍”的身份。

正是這次美國之行，孫中山認識了司徒美堂。

他們兩人相處了五個月，期間孫中山給司徒美堂講革命理論，司徒美堂給孫中山籌款，結下深厚的革命情誼。此后一段時間，司徒美堂為支援孫中山革命，甚至把致公堂的四棟大樓典押出去，給孫中山寄去15萬美元。

但司徒美堂不是散財童子，他支援孫中山，是有政治目的的。

1911年底，武昌起義爆發，滯留美國的孫中山急于回國，卻苦于沒有差旅費。司徒美堂立即籌款，送孫中山回國，然后動員致公堂成員發出三百多封通電，代表海外華僑聲援孫中山。

長達八年的鼎力支持，致公堂是要回報的，司徒美堂也是要回報的，這一點，孫中山非常清楚。于是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以后，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立即致電司徒美堂，請他回國擔任總統府監印官。

孫中山的這份任命，相當于論功行賞，并試圖通過他和司徒美堂的工作關系，鞏固他和致公堂、美國華僑的聯系。

但總統府監印官的職務，顯然不能滿足司徒美堂。

不久后，司徒美堂以“功成身退”的名義拒絕了孫中山，與此同時，致公堂給孫中山發去另一封電報，一方面祝賀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另一方面提出要求——

在中國成立致公堂的政黨，參與中華民國的政治生活，請孫中山給與適當的幫助。

致公堂的要求，或者說司徒美堂的要求，事實上是另立山頭，和孫中山的同盟會并駕齊驅。

這樣的要求，孫中山顯然不可能同意。

因為孫中山和同盟會的重要政治基礎，就是海外華僑，一旦致公堂在中國成立政黨，便意味著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政治基礎遭到削弱，同時出現了一個勢均力敵的政敵，不利于同盟會長期執政。

在這樣的考量下，孫中山便拒絕為致公堂成立政黨提供幫助，而是提議“吸納成員、逐漸歸并”，即建議致公堂成員加入同盟會，兩者逐漸融合，最終形成貫通國內外的政治力量。

孫中山的這項建議，其實是有利于同盟會、致公堂長遠發展的，但毫無疑問，致公堂拒絕了，司徒美堂拒絕了。

從此以后，致公堂、司徒美堂便基本上和孫中山分道揚鑣了。

既然投資孫中山失敗，致公堂便要另尋目標。

這次，他們選中了陳炯明。

1925年10月，洪門懇親大會在美國舊金山召開，大會決定以美國洪門致公堂為基礎，正式成立政黨，定名為“中國致公黨”，并選舉陳炯明為主席、唐繼堯為副主席，中央黨部設在香港，司徒美堂任中國致公黨美洲總部主席。

之所以做出這項決定，原因有二：

1、陳炯明和唐繼堯是中國南疆實力派，手握重兵，可以做為洪門政黨的武力保證。

2、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不要求建立明確的上下級關系，這就和司徒美堂的“另立山頭”暗自契合，方便新成立的中國致公黨，依托美國華僑的人力和財力，發展國內的政治力量。

然而，致公堂的這次投資也失敗了。

1927年，龍云等四位鎮守使發動兵變驅逐唐繼堯，唐繼堯失勢。1933年，早已失勢的陳炯明死在香港。這兩位致公堂寄予厚望的南疆大佬離世以后，依托他們開拓政治版圖的謀劃，便徹底落空了。

陳炯明去世兩個月后，在福建“圍剿”紅軍的第十九路軍發動反蔣兵變，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等人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第十九路軍的前身是粵軍，蔡廷鍇和蔣光鼐、陳銘樞是廣東人，而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時候，司徒美堂就借籌款、慰問的機會，結識了蔡廷鍇。

都是廣東老鄉，都有政治訴求，又都是老相識，于是蔡廷鍇等人剛剛起事，司徒美堂就通電擁護，表示致公堂和全體海外華僑，愿意為新政權效力。

司徒美堂是準備利用第十九路軍立足穩定以后，急需各政治力量支持的機會，回國開拓政治版圖，完成十余年來未完成的事業。

結果，第十九路軍只堅持了兩個月，便在蔣介石的打擊下失敗了，蔡廷鍇被迫出國考察。

司徒美堂的希望，第三次落空，中國致公黨的工作也陷入停滯。

致公堂的三次參政嘗試，要么因為選錯合作對象而失敗，要么因為選錯參政方式而失敗。這背后的決定性因素，可以說，都是司徒美堂的“另立山頭”路線。

3、

全面抗戰期間，司徒美堂和致公堂成員共同發起一個組織，名為“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累計籌款5400萬美元，然后通過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大同盟”送回國內，支援中國的抗戰事業。

據后人回憶，已經年逾70歲的司徒美堂，那段時間每天要工作14個小時，非常辛苦。

這是司徒美堂為抗戰做出的巨大貢獻。

但給抗戰籌款捐物以外，司徒美堂的另一個工作重心，依然是試圖成立政黨、回國參政。

1939年10月，眼見原來的中國致公黨名存實亡，無法承擔參政議政的任務，司徒美堂便聯合美洲各地的洪門堂口，成立了“全美洲洪門總干部”，司徒美堂親自出任監督，呂超然任部長。

這個組織，相當于司徒美堂以致公堂為基礎，在中國致公黨外另立山頭。

而憑借這個組織的監督身份，司徒美堂在蔣介石那里獲得了統戰價值。1941年，蔣介石任命司徒美堂為中華民國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力邀他回國任職。

收到蔣介石的委任消息，司徒美堂立即取道回國，奔赴重慶。

司徒美堂抵達重慶的第二天，周先生便親自前去拜訪他，還在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給他舉行歡迎會，并轉達了教員對他的問候，邀請他到延安參觀，可能的話再談談合作事宜。

但司徒美堂認為，這些年給中國抗戰籌款捐物，展現了海外華僑的力量，引起蔣介石的重視，海外華僑和致公堂回國參政有眉目了，便沒有理會教員和周先生的邀請，說了一些場面話，直奔蔣介石官邸。

誰知，蔣介石邀請司徒美堂回國，是希望他加入國民黨，做為國民黨和海外華僑、洪門各堂口的聯系樞紐。

司徒美堂見狀，大失所望，說道：“誰能出國家于危難，救人民于水火，我就擁護他、支持他。我絕不加入你們的黨。”

是啊，他要成立政黨和國民黨并駕齊驅，又怎么可能加入國民黨呢。

孫中山都沒能打消司徒美堂的這個想法，更何況蔣介石。

不久后，司徒美堂回到美國，并在1945年3月的“美洲洪門懇親大會”上，把美國洪門致公堂改組為“中國洪門致公黨”，宗旨是“以華僑資本和人力參加復興中國的建設。”

司徒美堂，就是黨的全美總部主席。

中國洪門致公黨是司徒美堂絕對領導的黨，和曾經擁護陳炯明、唐繼堯的中國致公黨完全不是一回事。和以前的全美洲洪門總干部相比，中國洪門致公黨的凝聚力更強，又因為扎根美國，對蔣介石處理中美關系的作用更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抗戰勝利以后，蔣介石又一次邀請司徒美堂回國。

司徒美堂為了參政議政，又回來了。

但蔣介石為了實際控制美國洪門致公堂，耍了一個花招——他命令陳果夫、陳立夫在上海成立中國洪門民治黨，然后邀請司徒美堂出任主席一職。

陳果夫和陳立夫是“中統”頭目，他們成立的黨，必然要安插親信的中統特務。

可司徒美堂稍微思考一番，欣然接受蔣介石意見，以為身兼兩個黨的主席，便可以中國洪門民治黨為跳板，把中國洪門致公黨的力量帶回中國，爭取中國政權的一部分份額。

結果，美國洪門的大佬玩不過中國中統的特務，沒用多長時間，“二陳”就利用中國洪門民治黨里的中統特務，完全架空了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都將近八十歲了，連續被蔣介石戲耍兩次，又受到中統特務的玩弄，感覺非常羞愧，便于1947年7月在報紙上刊登《脫離民治黨聲明》，宣布脫離中國洪門民治黨。

此后一年，司徒美堂始終在廣東和香港隱居，誰都不見，什么話都不說，像是人間蒸發了一樣。

直到1948年5月，我黨發布了“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召開新的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司徒美堂才坐不住了。

他知道，在非國即共的時代背景下，既然蔣介石和國民黨靠不住，他想回國參政議政，只能站在共產黨一邊。

想明白這一點，司徒美堂便寫了一份《司徒美堂擁護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的聲明》，里面有一句：“揭民主政治之大旗，為新政治協商、人民聯合政府之主張，堅決奮斗。美堂以洪門領袖地位，固表同情，亦覺榮幸。”

稍晚幾天，司徒美堂又寫了《上毛主席致敬書》：“新政協何時開幕，接到電召，當即回國參加。”

寫完這兩封信，司徒美堂隨即登船返回美國，等待消息。

那時，中國致公黨已在中共南方局的幫助下，恢復了組織機構和部分工作，并選舉粵系大佬李濟深為主席、老資格同盟會員陳其尤為副主席。這就意味著，重生的中國致公黨已經是我黨的合作伙伴，政治基礎和日常工作都在國內，和海外洪門切斷了直接聯系。

所謂的“洪門領袖地位”，其實是司徒美堂無法代表中國致公黨、立足美國的中國洪門致公黨不能給他提供統戰價值以后，給自己尋找的最后一絲統戰價值，以求獲得回國參政的機會。

4、

司徒美堂的信，教員自然是收到了，考慮到他在海外華僑中的巨大影響力，1949年1月20日，教員給司徒美堂寫了親筆信，邀請他回國參加新政協。

9月4日，司徒美堂抵達北京。

那他是以什么身份參會的呢？

教員和周先生經過深思熟慮，給司徒美堂的定位是“美洲華僑領袖”，和他自我標榜的“洪門領袖地位”正相匹配。而前來參會的另一位華僑領袖是陳嘉庚，代表南洋華僑。

會后，司徒美堂當選為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陳嘉庚則當選為政協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數年后又兼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

他們都是海外華僑代表，地位卻有明顯的差距。之所以出現這樣的落差，一個很微妙的原因是，陳嘉庚訪問過延安并給予好評、司徒美堂拒絕訪問延安。

同樣是在新政協會議上，兼任中國致公黨主席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的李濟深，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司徒美堂數次成立政黨謀劃回國參政，夢寐以求的就是這個職位，現在卻連李濟深的項背都望不到了。

八十老翁，奔波半生，淪落至此，讓人不勝唏噓。

如果他當初接受孫中山的意見，把美國洪門致公堂融入同盟會，便在國內有了立足點，說不定會有更大的發展。結果他非要另立山頭，還沒有識人之明、判斷政治形勢的能力，最終錯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

以江湖會黨的資質玩高端政治，結局大抵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