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澳大利亞移民體系內部的緊張正在加劇。這本可以成為自由黨提出一套有別于政府、并能回應這些矛盾的移民政策的機會。
但到目前為止，自由黨并沒有做到。相反，它拿出的只是一套令人失望的移民政策，目的似乎只是把一個民族黨的支持者重新拉回自由黨。
自由黨的政策路徑，實際上把移民塑造成不受歡迎的人。比如，反對黨領袖安格斯·泰勒宣布，自由黨提議將海外凈移民規模與住房供應水平掛鉤，設定上限。
他還表示，一些福利的獲取資格將被限制為澳大利亞公民，包括國家殘障保險計劃。同時，政策還會更強調“澳大利亞價值觀”。
按照已經公布的自由黨政策，移民規模將完全依據新建住房竣工數量來決定：一套住房對應一名“凈”移民。盡管滿足技能短缺在過去幾十年里一直是移民政策的核心標準，但現在看起來，這已不再是判斷移民規模的依據。
阿爾巴尼斯政府雖然知道移民體系中存在這些緊張關系，卻選擇把問題掩蓋起來。但反對黨的政策同樣行不通。
正如我此前所寫，海外凈移民，也就是一個人口因移民而產生的凈流入或凈流出，是一個非常滑動、并不穩定的概念，不應成為政策制定的基礎。
比如，2012年至2015年間，僅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公民的海外凈移民就減少了50000人。這樣的波動并不受政府控制，難道這就意味著需要少建50000套住房嗎？
包括自由黨內部一些人在內，許多評論者都準確指出了自由黨這種負面路徑的問題。要應對移民體系中不斷加劇的緊張，澳大利亞需要的是對移民政策進行根本性改革。到2026年3月31日，澳大利亞持過橋簽證的人數達到前所未有的432000人。短短三年間，這一數字增加了約250000人。
所謂過橋簽證，是指申請人正在等待另一類簽證申請結果期間所持有的簽證。其中包括數量迅速增長的澳大利亞公民配偶和子女。按照法律，他們有權獲得永久居留，但卻被迫等待多年，遲遲拿不到簽證結果。其中也包括雇主擔保永久居留的申請人。這個類別過去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一直非常積極。
還有一些持過橋簽證的人，正利用法律機制延長自己在澳大利亞停留的時間，這也減少了離境人數。當前推高海外凈移民水平的，主要不是入境人數過多，而是離境人數過少。
過橋簽證問題必須盡快解決，因為澳大利亞公民的配偶申請人正被困在一種不公正的懸而未決狀態中。那些本應受到歡迎、由雇主擔保的高技能工人，其申請處理不斷拖延，也有可能讓澳大利亞經濟失去這些勞動力。最后，利用法律漏洞延長停留時間的問題也必須處理，它正在迅速失控。
澳大利亞移民政策的核心問題在于，政策一直把移民規模視為規劃的輸入項，而不是規劃的結果。換句話說，財政部預算和代際報告會先假定未來的移民規模，再據此分析在規劃層面需要做什么。
正如我和同事艾倫·甘姆倫所主張的，移民規模應當是一個經過復雜規劃過程后得出的結果。這個過程需要把勞動力需求、住房、基礎設施和能源等因素一并納入考量。
缺乏規劃帶來的一個重要后果，是臨時人口持續增長。如今，澳大利亞的臨時居民人口約為170萬人，占總人口的6.2%，而且這一群體還在繼續擴大。
除了技能移民之外，臨時移民也已經成為多個行業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養老護理、園藝和酒店餐飲業。長期以來，澳大利亞一直堅持永久移民原則，而不是像許多其他國家那樣依賴客工制度。
但現在，一個規模可觀的客工群體已經成為澳大利亞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移民政策需要做的，是管理這種臨時性，而不是任由它在缺乏規劃的情況下繼續擴大。
如果采取有管理的路徑，政策就需要判斷哪些領域適合用臨時移民來滿足勞動力需求，同時也有助于確保臨時移民不被剝削。這也會讓臨時身份向永久居留的境內轉化，得到更好的治理。
加拿大最近已經正面處理了這個問題，明確規定任何時候臨時居民占總人口的比例為5%。加拿大還規定，每年的永久移民項目規模應設定為總人口的1%。
按人口比例計算，這一水平明顯高于澳大利亞目前的做法。如果按總人口的1%來設定，澳大利亞的永久移民項目規模將比現在每年高出約70000人。
加拿大雖然提供了一個方向，但它在落實臨時人口目標時推進過快，結果導致人口下降，國際教育也遭到重創。澳大利亞應當朝著與加拿大相同的方向前進，但相關測算應建立在更審慎的長期規劃基礎上。
相關研究工作現在就需要啟動，為未來實施做好準備。自由黨的政策本可以在這一過程中展現領導力，但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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