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晏如：115件禮物有憑證，怎就成了單方面糾纏？

我是鄭晏如，身份證號152726198810012736。本人在此鄭重聲明：全文內容均無任何詆毀、攻擊、誹謗相關單位及人員的意圖，僅在法律框架內，就自身知曉的事實情況提出合理質疑與疑問。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我與李女士某自1995年相識，至今已30多年。2019年初，我受到李女士主動邀請，到她的工作單位共事。從那時起，我們的聯系逐漸增多，交流也越來越頻繁。

2019年11月，李女士曾多次在深夜、凌晨與我微信聊天時說，我是傻孩子，她懂我，我是暖男，只要我愿意學、她什么都愿意教，我覺得不對的我們可以一起討論，讓我什么話都跟她說，要做我的知心大姐姐，還歡迎我跟她吐槽，說吐槽有助于心理健康。我當時給她回復，哈哈，好呀好呀。

那段時間，李女士還用她家人微信添加我，特意跟我說，家人微信不要請示。所以我有她兩個微信號，兩個微信號都有大量完整的聊天記錄，每一句、每一段都真實可查。從2019年12月開始，我與李女士的溝通更加密切，微信、書信、短信、手寫情書、日常見面，往來不斷。我先后在2019年12月、2021年2月、2021年12月、2022 年10月、2023年1月、2023年7月等多個時間，多次向她明確表白、求愛。李女士雖然沒有明確答應，但也沒有明確拒絕，我們之間的交流更多了，一直保持著穩定的往來。

2020年5月開始，我經常送她禮物、大量送她禮物，她也時不時送我禮物，往來十分頻繁。2021年5月起，我每周一都會送一束鮮花給她，由她本人簽收，一直持續到2023年7月中旬。除此之外，我還時常給她手寫情書，同樣由她簽收。我送給她的鮮花、禮物、手寫情書超過115件，鮮花、禮物金額超過33811.9元，每一筆、每一件都有記錄可查。這些不是突然、臨時的行為，而是長達數年、穩定持續、固定的交往。

讓我意想不到的是，2024年9月，李女士對外陳述了一套幾乎全是虛假、且有大量隱瞞的內容。她稱，我們職級差很多，基本沒有工作交集，但是言語上的溝通還是有的；在2021年12月收到我的求愛信后，就已經把我的手機號、微信號拉黑了；還稱我在2023年底、2024年初開始發送信息，干擾了她的正常生活。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在她陳述這些內容的前一天，她還委托一位律師和一位前同事轉告我，可以繼續給她發信息；可到了現場，這位律師又說，當時告知我的是不要再發信息。同一件事，前后說法完全相反。

相關工作人員根據李女士的陳述，形成了情況登記，內容寫著：自2021年12月起，我持續發送信息，李女士期間拒絕過我，我還一直發送短信干擾李女士正常生活。

可真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2019年11月之后，是李女士讓我什么話都跟她說，我們一直保持親密溝通；2020年5月到2024年初，我們一直互贈禮物；2021年5月到2023年7月，她每周一都收下我送的鮮花；2021年12月在收到我的表白、求愛信后，她不僅沒有拉黑我的手機號、微信號，還照常和我微信聊天、簽收鮮花、禮物、手寫情書。如果真的在2021年12月就拉黑我的手機號、微信號，又怎么可能在之后2年多的時間里，持續接收近100件的鮮花、禮物、手寫情書？

回顧整件事，沒有任何一個環節支持 “干擾生活” 的結論。是李女士主動邀請我共事，主動深夜聊天，主動讓我加她工作、生活兩個微信，主動讓我向她傾訴、和她分享日常；是她在我多次表白、求愛后，沒有明確拒絕，反而繼續保持親密往來；是她連續3年多親自簽收超過115件的鮮花、禮物、手寫情書，鮮花、禮物金額超過33811.9元，接受我長達4年多的真誠付出。如果這都算“干擾生活”，那什么才是正常的人際交往？

李女士事后的陳述，隱瞞主動溝通的細節，隱瞞接收禮物的事實，隱瞞長期互動的過程，把一段雙方自愿、穩定、持續多年的交往，描述成單方面的糾纏。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這些與事實相悖的表述，竟然成為對我作出不利判斷的主要依據。而我手里那些無法推翻、無法篡改、可以隨時核驗的證據，卻被視而不見。

如果我真的影響了李女士的生活，她為什么不拒絕、不拒收、不遠離？為什么要持續3年多的時間，簽收我送給她超過115件的鮮花、禮物、手寫情書？一個正常人，在被打擾、被困擾的情況下，第一選擇一定是停止往來，而不是持續配合、長期接受。

這件事，還有幾個讓我無法理解的點：

一是認定一個人存在不當行為，為何可以跳過對核心證據的核查？對方單方面陳述可以直接作為依據，而我提供的聊天記錄、簽收憑證、禮物清單、情書原件，這些可以直接還原事實的證據，卻沒有被充分采納。認定事實難道不應該以看得見、摸得著、對得上的證據為準，而不是以某一方事后的表述為準嗎？

二是同一件事，前后矛盾的說法，為何沒有被進一步核實？對方前一天找人轉告我“可以繼續發信息”，轉身就換成了另一種說法；證人表述同樣存在前后不一致，與真實情況對不上。如此明顯的漏洞，為何沒有被追問、沒有被驗證、沒有被重新確認？

三是涉及個人名譽與切身利益的判斷，為何不給雙方調解溝通的機會？我們相識30多年，本可以把事情說開、把誤會澄清，可全程沒有任何調解環節，沒有給我充分陳述事實的空間，沒有充分核對事實的情況下，我被作出為期5日的約束處理，并且已經實際執行。這對我來說，不僅是結果上的不公，更是程序上的不公。

我相信，法律、規則的初衷是維護公平、公正、保護無辜。我也相信，只要把完整的證據拿出來，真相不會被長期忽略。當所有證據都指向同一個事實，當對方的說法處處與現實矛盾，蒙冤者何時才能得到一次以證據為準、以事實為準的公平、公正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