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常懷穎
鄭州商城遺址書院街出土的部分青銅器。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石峁遺址皇城臺西側墓地出土的陶器組合。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圖
認識久遠而神秘的夏商文明，考古學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建立在夏商考古基礎上的研究成果也為考古學“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貢獻了力量。
10年間，夏商周考古研究有兩個突出的趨勢。其一，是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商文明研究”等國家組織和主導的大型科研項目帶動主動性田野工作，明確了工作重心；其二，是多學科聯合攻關的研究模式逐步在夏商遺址中得以實踐。經過艱苦漫長的田野工作和精細的多學科綜合研究，我們看到，中原以外考古學文化序列得到完善；都城、城址的聚落考古理念付諸實踐；以王朝誕生和早期發展探索為核心，貴重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人群流動與交融、技術傳播等重大問題研究得以開展，回答了中國早期國家化如何展開的學術之問。
在晉陜高原，神木石峁、延安蘆山峁、興縣碧村等石城遺址的系列發掘，揭示出河套至北方長城地帶龍山晚期社會人口規模、資源開發程度和社會財富積累量顯然遠遠超越了當地此前數千年。聚落數量激增，都邑性聚落出現，社會結構多級化不斷加劇，出土了代表文明發展程度的高等級遺跡、遺物，社會形態越來越趨近于文明社會、出現早期國家，昭示著一條不同于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新的社會發展道路。
夏商時期，南流黃河兩岸以石峁皇城臺、辛莊、寨溝遺址群、離石后石村、昔陽鐘村墓葬等為代表的遺址的發掘，廓清了當地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和社會發展面貌，令人驚訝不已。赤峰三座店石城、喀左二布尺南、北京新宮、淶水富位遺址相繼發掘，對于了解在燕山南北地區的年代序列、聚落形態、經濟生活提供了寶貴材料。辛莊、寨溝、富位遺址及相關墓地的發現，為研究早期王朝國家的發展與地方經略模式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材料。
在巴蜀，寶墩聚落考古工作發現兩重城垣和墓地、高山城址發現寶墩文化年代最早的墓地，填補了夏代當地文化遺存的空白。三星堆遺址城址及新增“器物坑”的精細化發掘，出土青銅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上萬件遺物，揭示出一個前所未知的青銅文明。
夏商聚落考古的根本難點在于其空前巨大的規模。近10年中，各地考古工作者自覺、主動以聚落、城墻或壕溝、道路等遺存為關注中心，探索線性遺存圍合形成的聚落空間規劃單元。二里頭新發現多個布局嚴整的網格街區，與洛河以北古城村的壕溝與墻體相結合，說明早期王朝城邑必有復雜的城垣(壕)圍護。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古城寨、方城八里橋等10余處夏商城址相繼發現大型建筑，也都存在不同結構的環壕、城墻及以道路、壕溝或墻體分隔的網格狀街區布局，彰顯了夏商時期都邑已經具備明確的空間利用和設計規劃。殷墟的持續考古發掘工作揭示了洹河南北“干道—街—巷”的不同層級結構道路網絡，顯示出大邑商的城市布局與功能區劃的復雜性和系統性。周口時莊、淮陽朱丘寺、滎陽東趙發現了年代最早的圍垣糧倉，說明了國家階段對物資的吸納和統籌、集散能力，是非常大的突破。
二里頭、殷墟、盤龍城的多學科分析實踐，代表夏商考古已經進入多學科綜合分析進而描述社會發展狀況的階段。利用環境考古手段對都邑的水利系統和選址進行分析；利用冶金考古方法進行金屬器的礦料來源獲取、金屬資源生產和技術傳統傳承；動物考古既進行肉食資源、動物皮毛資源和祭祀用牲分析，也討論資源流動與繁衍飼養；植物考古探討夏商時期農業經濟發展水平；考古學家還利用分子生物學手段分析夏商家族形態等問題……在已經形成了王朝的夏商階段，各地理單元會有不同人群世居其間，跨區域的流動和互動總會發生，探討不同地理環境下形成的不同的生業經濟成為自覺。
回到材料本身，重視文物、跡象本身，對不同遺址間近似現象的宏觀歷時性梳理與共時性比較，依然是夏商考古最基礎和最有價值的工作。期待下一個10年，夏商考古能產生更多的成果，更生動展現早期中國的形成與發展，揭示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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