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教訓告訴全世界，就算是富士山炸了，也不能收留日本人

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最能考驗人類的理智。

近期關于日本富士山噴發(fā)的警告再次引發(fā)熱議。一旦這座活火山爆發(fā)，數以千萬計的災民將面臨絕境。面對這種假設，或許有人會呼吁接納難民。

中東廢墟上的鮮血卻在警告所有人?；赝麣v史，巴勒斯坦人如今的苦難，恰恰源于一個世紀前對流浪者毫無防備的包容。

毫無底線的善良，最終釀成了反客為主的慘劇。這段過往證明，國家生存絕不能建立在無節(jié)制的讓渡之上。

翻開塵封的檔案，一百多年前的巴勒斯坦，其實呈現(xiàn)著一種令人唏噓的和平景象。

1917年英國瓦解了奧斯曼帝國在當地的統(tǒng)治，有兩個基本事實是明確的。第一個事實：1917年英國軍事當局接管后，1918年就做了人口普查，當地穆斯林約有51.2萬，猶太人約6.6萬，還有6.1萬多名基督徒。

絕大多數居民都是穆斯林阿拉伯人。第二個事實：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時期，本地官員雖然貪腐懶散，但帝國一直保持著民族和宗教自治的傳統(tǒng)。

奧斯曼帝國認為，不管是基督徒、猶太人還是穆斯林，不管說哪種語言，都是奧斯曼公民，沒有區(qū)別。當時三大族群在城市里大多住在混合社區(qū)，農村則各自遵循傳統(tǒng)生活，偶有零星糾紛，程度都不高。

19世紀大部分時間里，當地的猶太人基本分為兩類。一類是18世紀左右陸續(xù)到圣城學習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主要靠猶太慈善基金捐助為生，大多來自俄羅斯、東歐國家以及德語區(qū)。

一開始人數極少，直到1840年左右才慢慢多了起來。原因是當時奧斯曼擊敗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叛亂，道路通了，來朝圣的人就多了。

另一類人數更少，是土生土長的塞法迪或米茲拉希猶太人，祖先主要來自西班牙東北部、北非、巴爾干地區(qū)，也有部分來自也門。他們大多說阿拉伯語或者特殊的拉迪諾語。

這兩類猶太人的身份屬性主要是宗教性的，沒有太多民族層面的含義。當時三個族群混居社區(qū)里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社會地位、稅收不平等方面，基本都在可容忍的范圍內。

這也和當地長期經濟發(fā)展水平不高、位置偏僻有關。18世紀中葉之后，巴勒斯坦才逐漸加入世界發(fā)展的進程。

原因是奧斯曼帝國自身推行改革，歐洲資本慢慢進入當地，加上通信和貿易范圍擴大，巴勒斯坦慢慢融入了當時的全球化過程。特別是1856年克里米亞戰(zhàn)爭結束后，歐洲開始在耶路撒冷設立領事館，主要服務于基督教朝圣者和傳教任務。

同時當地經濟也開始出現(xiàn)現(xiàn)代化趨向，歐洲資本進入當地采購小麥、柑橘類水果。農產品出口貿易，帶動了當地外向型經濟的發(fā)展。

這種原本安寧的社會狀態(tài)，對遠道而來的外來者毫無戒心，仿佛為日后接納難民埋下了致命的伏筆。1882年是重要轉折點，當地進入了全新的階段，猶太復國主義正式在這片土地上落地。

原因出在歐洲：這一年沙皇俄國境內發(fā)生了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第一批定居者自稱“錫安的熱愛者”，是專門想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生活的團體。

當年8月，來自羅馬尼亞小鎮(zhèn)加拉茨的200多人，在巴勒斯坦的雅法登陸。他們登陸后被關押了幾周，直到湊夠現(xiàn)金賄賂奧斯曼本地官員才被釋放。

他們當時的目標，是在旁邊的海法南部購買一塊石頭地，也就是現(xiàn)在的齊赫隆雅科夫。現(xiàn)在的以色列人對這片地方非常尊重，稱它是“前哨站”。

了解早期北美殖民史的人都知道，很多早期北美殖民活動最后都失敗了。因為殖民之后如果建不起能自我運轉的經濟體系，殖民地很容易崩潰。

當年拯救北美殖民地的是煙草，種植煙草產生了經濟價值，殖民地才能自我運轉，慢慢建立經濟體系逐步發(fā)展。但遷到巴勒斯坦的這些猶太人，運氣要好得多。

他們很多是從羅馬尼亞等國的貧困農村迫于壓力過來的，但背后有強大的猶太資本家提供支持。比如齊赫隆雅科夫這塊地，當初資助這些人過來買地的，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

他是法國的銀行家、收藏家、慈善家，名叫埃蒙德·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男爵，是非常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支持者。這批有猶太復國主義資本托底的殖民者，運氣比當年的北美殖民者好太多了。

羅斯柴爾德男爵不光資助他們落地，觀察了幾年之后，又拿下了附近6塊地作為定居點。按道理來說，猶太復國主義突然進入這片土地，應該會遭到奧斯曼當局的反對。

但現(xiàn)實是，奧斯曼當局效率極低、貪腐嚴重，加上來的人大多是外國身份，綜合起來讓當局很難監(jiān)管。當地也有類似人們“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說法，叫“金錢是轉動輪子的油”。

在金錢攻勢加移民規(guī)模不大的情況下，奧斯曼當局直接選擇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當地人的縱容使得這些外來者迅速站穩(wěn)腳跟，這正是巴勒斯坦的教訓中最令人痛心的一環(huán)。

但這種沖突最多算是普通村寨矛盾，還上升不到種族矛盾的層面。不過從這段歷史也能看出來，初來乍到的猶太人雖然靠外來資本落地，但非常擅長構建統(tǒng)治秩序。

1889年的記載顯示，齊赫隆雅科夫當時有1200名阿拉伯農業(yè)工人，為200名猶太人服務。當時有猶太觀察家記錄稱：阿拉伯工人既好用又便宜，比從歐洲來的猶太移民更能吃苦。

他還補充說，阿拉伯勞動者幾乎總是順從的仆人，可以毫無反抗地被剝削，還會欣然接受主人的權力和統(tǒng)治。直到1893年，猶太定居者的總人數還是很少，大概只有2000多人。

但早在1891年6月，就已經有阿拉伯人提出要停止猶太移民、禁止向猶太人出售土地。可當時阿拉伯本地的望族名流完全不重視這種提醒，還在想方設法把閑置的土地賣給猶太人。

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名流，都為了眼前的小利出賣土地，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過度包容正在為家園毀滅鋪路。到了這個時期之后，不僅是巴勒斯坦，周邊像敘利亞和埃及的阿拉伯報紙的記者們，再也不買賬了。

從留存的材料能發(fā)現(xiàn)，這個時期的阿拉伯報紙已經非常頻繁地開始討論猶太復國主義了。但是直到這個時期，無論是猶太復國主義這一邊，還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大知識分子，都還是認為雙方的合作仍然是可能的。

比如說當時有一位來自阿拉伯大家族的著名知識分子，他的名字叫魯西哈利迪，有記載他當時還與猶太語言學家埃利澤·本·耶胡達舉行了幾次會議。耶胡達當時忙著復興希伯來語，他也希望這些新的希伯來語的許多新詞匯，是建立在阿拉伯詞匯的基礎上。

而且當時在本地的一些猶太貴族家庭，與本地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家族，都還保持著比較好的關系。時間到了1914年，不僅是阿拉伯人，連奧斯曼的本地官員都已經開始注意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野心，以及他們的心口不一。

這一年，當時的猶太復國主義大會秘書長索科洛夫，接受了開羅日報的采訪。采訪當中他說，猶太人來到巴勒斯坦不是作為外國殖民者，而是作為返回家園的人，并且表示他們希望拉近與阿拉伯人的距離。

當時奧斯曼方面有一位領導人叫哈奇·貝伊·哈茨姆，看到了這個報道之后說這些話是沒辦法讓他相信的，因為他自己觀察到的現(xiàn)象完全不是這樣。當時的猶太人在語言、學校、商業(yè)習俗和整個經濟生活當中，已經完全脫離了阿拉伯人。

他們以同樣的方式與本地政府之間建立了隔絕，同時還享受著本地政府的保護。因此本地的居民也認為他們這個人群，就是一個外國種族。

這當然也是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對猶太移民不滿的原因。當外來難民徹底劃清界限并謀求主導權時，原住民的災難已然無法挽回。

這段歷史是懸在所有人頭頂的警鐘。巴勒斯坦人用淳樸接納難民，換來的卻是世代流離失所，這充分證明了盲目善良的代價。

回到富士山噴發(fā)引發(fā)的難民假設，面對潛在的人口涌入，絕不能重蹈覆轍。在國家安全的底線面前，保衛(wèi)本國人民的生存空間，永遠是不可退讓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