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青年說·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筆談③ | 以中華文化“為政之道”涵養正確政績觀

編者按

為深入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引導全院青年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為人民出政績、以實干出政績，中國社會科學院團委聯合中國社會科學網，開設“社科青年說·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專欄，邀請我院優秀青年干部學者，通過撰寫筆談文章，分享學習心得體會、理論思考、實踐感悟，努力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術觀，為推動“十五五”開好局、起好步貢獻青春力量。

張翊軒，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政治學研究》編輯。研究領域為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古代治理經驗、政治哲學等。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讀書》《道德與文明》《哲學分析》《新疆社會科學》《天津社會科學》《中國教育報》《Shanghai Daily》等期刊、報刊發表學術論文及理論文章二十余篇，獲《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轉載多篇，發表譯文多篇。

縱觀人類文明史、思想史，重大的理論問題往往也是重大的現實問題。如何涵養正確政績觀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直面的時代之問，亦是貫穿中國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線索。《論語·為政》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正確政績觀是為政之德、從政之道的體現，關系到黨的執政之基、施政之要，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政之道”一以貫之的精神內核。從“民惟邦本”的民本觀念，到歷代良臣循吏解民之憂的施政實踐，中國古代先賢以其深邃的思想洞見與實踐智慧，為正確政績觀留下了思想鏡鑒。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政績觀的問題有著源遠流長和致密深邃的理論資源。從政治思想史演進的脈絡觀之，中國政治思想發源處便有以“民”為本的悠久傳統。《尚書》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所謂“本”，當然指為政的根基與底色——人民是為政之基，為民造福是為政的底色。“本立而道生”，為政之道，正以順民心為本。《史記》《漢書》中“王者以民為天”的說法將民抬高至與“天”等量齊觀的位置，民心所向即天命所歸。儒家強調“為政以德”，為政之要系于“德”，而非系于刑名法術，更非系于指標數據。可以說，以德為價值中心的政績觀恰恰反對所謂的“政績工程”。道家與法家思想差異之巨，仿佛中國政治思想光譜的兩端，但皆在為政之道的問題上強調“民心”之重。《老子》主張“以百姓之心為心”，認為治理者要“為無為”“法自然”，這意味著決不能妄為，而要按規律辦事，依循民心與民情做事。道家的治理方案讓民心取代了執政者的自我意志而成為施政的依據。管子云：“政之所興，在順民心”，判斷政績的關鍵在于民心向背。迨至漢代，賈誼綜括先秦諸子之說，于《新書·大政》中凝練出“夫民者，萬世之本也”的說法，這表明，以民為本的理念超越具體的時空而恒存為政治實踐的根本準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為政之道對于政績觀的表述是一貫而清晰的，政績不屬于官員私人的功名簿冊，而在順民心、體民情、解民憂、厚民生、固民本的身體力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以人民憂樂為憂樂，以人民甘苦為甘苦”。這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為政之道內在契合、一脈相承。孟子提倡“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墨子以國家和人民之利為檢驗良政的標準，其尚賢、尚同之說皆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旨歸。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命題，與人民的憂樂同頻共振，是對責任擔當的生動詮釋。“為政”絕非獲利、獨樂的職業，而是投身于光榮、崇高的使命。“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無論身處何種崗位，一位合格的干部都應當有統籌局部與全局、當下與長遠的目光和深察。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觀念中，政績不能等到百姓來“要”，而應走在人民需求之前。歐陽修在《豐樂亭記》中描繪了一幅為政的圖景。他在滁州為官，“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他寫道：“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其中的為政之道清晰可辨：百姓因豐收而樂，是政績的基礎；太守以百姓之樂為樂，是正確政績觀的表達。歐陽修所樹的政績，是百姓年成豐足、生活安定的切實實現，而在這一過程中，治理者也能共享人民美好生活的喜悅。沒有“豐成”，“同樂”便是空中樓閣。“先憂后樂”強調擔當在前、顯績在后，“與民共樂”強調民生為本、共享為果；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為政之道”，對何為正確政績觀的問題作出了回答。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評判政績的尺度在于是否切實回應民生之所需。只要關系到民生的安頓與改善，千頭萬緒的小事情便是關乎千家萬戶的大政績。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將政績扎根在天下四方九州而非一隅，系于與民同樂共憂而非一私。真正的政績經得起實踐、歷史與人民的檢驗，而不能僅僅有利于一時、一地、一人。宋代大儒張載的西銘四句教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于治理者而言，個人功名利祿或一時成敗得失不值得追求，胸懷天下的志向與為民立命的理想才是人生價值的歸宿，這為我們理解中國古代“為政之道”的宏闊高遠提供了鮮活的思想資源。

在《念奴嬌·追思焦裕祿》中，習近平總書記寫下了這樣一句：“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凝練地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人政績觀的小、大之辨。敢當大任恰恰要“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從小處做起。涓滴雖小，卻能匯入千頃澄碧，帶來萬象更新。水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特殊意象。君舟民水、上善若水等隱喻耳熟能詳。其實按《說文解字》，治字本義是一條河。大禹“以引其河”“九川既疏”的治水方案是中國古代治理的典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次來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順勢而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偉大，從中汲取治國理政的智慧。因循大地與河流走勢的治理方案，其背后的思維方式是：順應人心與人性的本來面目。從實際出發，按規律辦事，按規矩做事，這是正確政績觀的題中之義。

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是對黨員干部人生價值取向的深層追問。作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們究竟應該過怎樣的生活，成為什么樣的人。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價值體系中，這被具象化為從“我”走向“我們”、走入人民的生動實踐。谷文昌曾留下這樣的質樸手跡：“不帶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為人民。”在福建東山縣任職期間，面對“不治服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掉”的錚錚誓言，谷文昌沒有執著于造聲勢、建地標等易出彩的“顯功”，而是選擇了一條尤為艱辛的做潛功的道路。哪怕深知栽下的木麻黃短期內未必可見成效，哪怕十幾年的心血可能換不來一次掌聲。他仍篤信，自己堅持植下的“涓滴”之綠，終能匯成澤被子孫的“千頃澄碧”。他的政績觀沒有為己邀功的浮躁喧囂，只有為民造福的實干擔當。

谷文昌用實干塑造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為吏之道。以《史記·循吏列傳》的記述為例，孫叔敖施教導民、寬政安民，使百姓“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公儀休奉法循理，不與民爭利，嚴守吏道、嚴于律己。石奢、李離以身殉法，彰顯法大于私、權責相當的政治原則。再如，于成龍訂立了“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的《示親民官自省六戒》，饑荒年間“自奉簡陋，日惟以粗糲蔬食自給”，用廉潔與自律、行動與實干詮釋他的政績觀。循吏的為政之道昭示：真正的政績從來不是花團錦簇的表面文章，而是對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的妥善解決，是安邦固本、臻于善治的務實擔當。正確政績觀飽含著愛民之情、為公之心、濟世之愿、安邦之旨、強國之志。

“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須努力；會心不遠，要登絕頂莫辭勞。”為政之道，亦如登臨，方向既定，實干擔當，方能行穩致遠，終抵于成。實干意味著，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將汗水揮灑在大街小巷與田壟阡陌間，以勤勉務實取代浮華虛論。擔當意味著，超越個人進退得失，以人民憂樂為先，以民族復興為念，不因半途之難而輟步，不因絕頂之勞而退縮，守護住共產黨員的初心與使命。從歷史的長河中汲取力量，以中華文化的為政之道涵養正確政績觀，使政績真正歸于順民心、體民情、解民憂、厚民生、固民本的實干。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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