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遺跡和幸存者的講述就是日軍侵略行徑的鐵證”（第一現場）

本報記者 章念生 白元琪

山打根紀念園內的黑色花崗巖紀念碑。

參觀者閱讀紀念園情況介紹。

山打根紀念園內的挖掘機遺存。

位于山打根市區的殉難華僑紀念碑。 以上圖片均為本報記者白元琪攝

“1999年紀念園落成至今，每逢4月25日‘澳新軍團日’及8月15日‘山打根紀念日’，園內都會舉行追思活動，悼念80多年前在此犧牲的戰俘。來自馬來西亞、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的代表和不少戰俘后裔遠道而來，與當地民眾相擁而泣，場面哀慟，令人動容。”馬來西亞沙巴州山打根紀念園負責人朵莉遜告訴記者，這里不僅記錄了盟軍戰俘的血淚史，更見證了當地民眾與戰俘并肩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艱苦歲月。

二戰期間，2700多名澳英戰俘被日軍押解至山打根，遭受長期勞役與折磨。1945年初，隨著盟軍節節勝利，日軍將大部分戰俘強行驅入熱帶雨林，迫使其開始長達260多公里的徒步行軍，最終僅6人生還，史稱“山打根死亡行軍”。記者眼前的這片紀念園，正是當年戰俘營舊址，也是“死亡行軍”的起點。盡管草木叢生，但那段記錄日本軍國主義反人類罪行的歷史，從未遠去，更不該被忘記。

營地苦難——

“我們和狗一擁而上搶食”

走進山打根紀念園，入口處的三維地圖模型還原出當年戰俘營的布局：鐵絲網環繞、低矮營房林立。自1942年起，多批被轉運至山打根的戰俘，淪為為日軍修建機場的“奴工”。

“他們在酷暑烈日下清理密林、開鑿巖石，每周工作6天、每天超過10小時。”講解員伊吉介紹，施工地質多為淺色凝灰巖，在烈日下會反射出刺眼強光，導致許多戰俘角膜被灼傷。

戰俘的居住條件同樣惡劣。現場資料顯示，他們擠在棕櫚葉搭建的亞答屋內，每間住60余人，內部鼠蛇橫行、虱蟲滋生。此外，為嚴防澳英兩國戰俘私下聯絡，日軍將其中一方剃光頭發—一旦不同頭型的人被發現交頭接耳，便會受到重罰。

昔日營地的大多數設施已被日軍燒毀，殘存的一臺銹跡斑斑的挖掘機格外醒目。“戰俘們不愿為侵略者賣命，便通過各種‘小破壞’來拖延工期、表達憤怒。”伊吉說，曾有一名工程師出身的戰俘偷偷在發動機油底殼里撒入沙子，使這臺挖掘機徹底癱瘓。

為馴服戰俘，日軍發明了名為“籠子”的酷刑：將窄木籠架于木樁之上，四周以數厘米寬木條拼接，高不足一米。被囚者無法站立伸展，只能蜷縮其中，任憑日曬雨淋。展板資料顯示，19歲列兵基思·博特里爾曾被如此關押40天，“籠里擠了17個人。前3天沒有水，第三天晚上士兵會強迫你喝臟水直到嘔吐；前7天沒有食物，且禁止說話。每天傍晚我們會挨一頓名為‘體育鍛煉’的毒打。廚師把泔水倒進槽里喂狗時，我們和狗一擁而上搶食。”

戰俘們還常集體遭受虐待。幸存者比爾·斯蒂佩維奇曾回憶一種名為“飛行練習”的暴行：“我們被命令張開雙臂水平站立，在烈日下暴曬。日本兵輪番毆打我們的腋下和肋骨。如果有人因疼痛嗚咽或畏縮，換來的將是新一輪毒打。”

在遺址一角，記者看到一座經修復的水泥儲存室，那是日軍廚房的原址。與戰俘們非人生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軍守衛補給充足。二戰史學者萊內特·希爾弗介紹，隨著戰局急轉直下，戰俘的口糧被進一步克扣。到1944年底，他們只能靠滿是蛆蟲的陳腐大米維生，極度饑餓下，甚至抓蛞蝓(鼻涕蟲)穿在鐵絲上烤食度日。

生死行軍——

“所謂‘戰略轉移’被證明是一場有組織的屠戮”

園內高處的一座仿木制紀念亭莊重簡潔。亭內展陳的行軍路線和口述史料揭開了那段慘烈的“山打根死亡行軍”史。

“1945年上半年，為防止盟軍解救，日軍將戰俘分三批向西轉運至蘭瑙。所謂‘戰略轉移’被證明是一場有組織的屠戮。數百公里的熱帶雨林行軍路，成了絕大多數戰俘的生命終點。”伊吉說。

1945年1月28日，首批450多名體力較好的戰俘被分為9組率先出發。“當時正值雨季，為了穿過沼澤，戰俘們被迫行走在僅約一米寬的碎竹板路上。誰若滑倒摔斷了腿，便會被當場處決。”伊吉介紹。

戰俘們背負日軍的大米和設備，赤腳走在樹根、亂石和沼澤中，食不果腹。鉛筆粗的水蛭與攜帶瘧原蟲的蚊蟲不時叮咬，日本兵在背后用刺刀驅趕。基思·博特里爾在證言中寫道：“行軍途中，我們不斷目睹同伴倒下并被處死，空氣中彌漫著先頭隊伍遇難者的尸臭。”最終，約350人勉強抵達蘭瑙，但在更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多數人不久便死于勞役、疾病與饑餓。

1945年5月29日，第二批500余名戰俘啟程。長期饑餓與疾病使他們身體極度虛弱，瘧疾、痢疾及皮膚病蔓延。萊內特·希爾弗說：“許多戰俘身上的潰瘍嚴重到連脛骨都清晰可見……即便如此，他們仍被迫繼續行走。”約一個月后，僅180余人抵達蘭瑙。他們到達后發現首批抵達的同伴只剩下6人。

“死亡行軍”進入尾聲時，日軍徹底喪失了人性，縱火焚毀了大部分營區，將近300名病重無法行走的戰俘遺棄在荒野。1945年6月9日，最后一批約70名戰俘被迫上路，這一次，無一人抵達終點。

“行軍途中，共有6名戰俘在當地居民的幫助下成功脫險。”伊吉告訴記者，這6名幸存者與當地民眾的共同證言，最終將作惡的日軍主要頭目送上了正義的絞刑架，也讓“死亡行軍”的暴行徹底公之于眾。

紀念亭內的電子照片墻滾動播放著遇難者影像，不少參觀者駐足無言。戰后，調查人員走遍山打根營地原址、周邊叢林、數百公里步道以及蘭瑙，最終發掘出2100多具澳英戰俘遺骸。望著照片中一張張年輕的面孔，英國游客史蒂夫感嘆：“日軍完全喪失了基本的人道底線。這不是一場普通行軍，而是徹底的死亡驅逐。”

歷史之鑒——

“國際社會應正視由鮮血寫就的二戰史實”

紀念園北部設有一處圓形平臺，中央矗立著一座黑色花崗巖紀念碑。碑身刻有馬來西亞木槿、澳大利亞紅火球帝王花和英國玫瑰，三國的特色花卉交織盤繞，象征著不同民族共同抗日的集體記憶。

日據時期，山打根民眾秘密組建地下組織，向戰俘運送食物和藥品。史料記載，帕吉納丹地區的負責人庫隆曾多次冒死營救戰俘，并于1945年6月成功救出出逃的炮手歐文·坎貝爾——他也是“山打根死亡行軍”的6名幸存者之一。

然而，由于告密者出賣，秘密援救網絡不幸暴露，日軍隨即展開瘋狂報復。大批組織成員被捕，遭受灌水、吊刑、拔指甲等折磨。重要成員馬修斯、韋爾斯和韋頓經歷嚴刑拷打后英勇犧牲。這便是歷史上慘烈的“山打根事件”。

展陳資料記錄了組織成員約翰尼·馮的自述，他在被捕后的一個月內，受盡了酷刑：“他們讓我跪在布滿尖刺的木板上，膝窩處橫放重木杠，兩名士兵如玩‘蹺蹺板’般在兩端反復下壓。更有所謂的‘柔道高手’在室內肆意摔打、扭斷我的肢體。我曾被扭曲塞進特制的椅子里，任由他們持續毒打頭部。”

戰俘后裔戴維·里森在紀念園的網頁上評論道：“這座紀念園不僅屬于那些未能回家的戰俘，也屬于冒死相助的山打根市民。這是一處重要的歷史警示地。”

據統計，馬來西亞沙巴州共有約16%的平民死于日軍暴行。當時日軍在城鎮安插大量告密者，強取豪奪，讓當地民眾長期生活在極度恐懼中。朵莉遜告訴記者，經常有日本年輕游客問她：“這些都是真的嗎？為什么我們的課本上從來沒有講過此類內容？”她總是堅定地回答：“這些遺跡和幸存者的講述就是日軍侵略行徑的鐵證!”

位于山打根市區的殉難華僑紀念碑，見證著日據時期華僑先烈們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赤膽忠心。山打根中華商會理事長謝鶴議表示，銘記歷史并非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警示未來。“國際社會應正視由鮮血寫就的二戰史實，時刻警惕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共同筑牢和平根基。”

(本報馬來西亞山打根電)

版式設計：張芳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