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共生的中國之道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底圖制作：解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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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如約而至。今年的主題為“護一方生靈 澤萬物共榮”。如何共同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治理新進程，受到全球關注。在中國，一種獨具東方智慧的守護實踐正在開展——從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構建，到珍稀瀕危物種的系統守護，再到新物種的持續發現，每一步都凝聚著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刻思考。

本期，我們一起看看中國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省份之一——云南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實踐，在天地之間，傾聽生命的回響，探尋這條守護之路何以鋪就、通向何方。

——編者

云南：

守護生物多樣性的“三重奏”

紅嘴鷗在大觀河上翱翔。

徐俊攝

瀘水塔黃。

昆明植物研究所高山植物多樣性團隊供圖

綠孔雀。

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鳥類團隊供圖

紅嘴鷗。

徐俊攝

初夏清晨，薄霧籠罩高黎貢山的高山草甸。灰色巨巖旁，高山植物瀘水塔黃正積蓄力量，靜待30多年唯一一次的綻放。在哀牢山深處，羽色鮮艷的綠孔雀在林下空地覓食，姿態優雅閑適，忽而展開碩大的尾屏。春城昆明的滇池之畔，雖然紅嘴鷗的大部隊已經北上，仍有幾只“掉隊”的“精靈”在湖面掠過……

這里是云南——中國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之一。它以占全國4.1%的國土，庇護著全國50%以上的野生植物種類和野生脊椎動物種類。

人與萬物，如何共享同一個家園？“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從新物種不斷被發現，到珍稀瀕危物種的系統守護，再到讓保護成為社會共識，云南正在用行動作答。

發現——

探索生物多樣性“寶庫”邊界

塔黃是高山上最“低調”的明星。平日里如一棵大白菜般不起眼，開花時卻會長出高達1.5至2米的花序，在流石灘上遠觀如金色寶塔。

1855年，達爾文的朋友、后來成為英國皇家植物園主任的虎克首次發現并向世人介紹了塔黃。170多年來，學界一致認為塔黃只有一個物種。

但2018年底，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宋波在翻看朋友圈里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瀘水分局工作人員發的一張照片時，心里“咯噔”了一下：“這張照片里的塔黃，跟我認識中的塔黃不太一樣——更‘嬌小’，分布的緯度和海拔也不同。”

“只有熟識舊友，才能認出新知。”宋波2010年起便開始研究塔黃，熟悉中國西南等地的大部分塔黃居群。這也讓他得以在茫茫山野中，捕捉到那一絲“不一樣”。

他當即記錄數據、采回標本。一個念頭越來越清晰：“這可能是個新物種。”那么，分布在其他地區的塔黃，都是同一種塔黃嗎？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研究團隊從2021年起大范圍采集塔黃樣本，包括20多個分布在云南、四川、西藏等地乃至尼泊爾的居群。這一過程，與風雨為伴，充滿艱辛。

發現新物種的過程，表面看是“碰巧”，實則是長期積累后的水到渠成。不過，從“意識到可能是新種”到“正式發表”，中間還有兩次“驚險的跳躍”：一是從野外采集到完整的標本——葉片、花、種子、根，缺一不可；二是在實驗室完成反復比對和分子測序，確認它從未被記錄過。然而，自然節律決定，采集無法“一次就成”，而是一條漫長的時間線。

“高山植物的花期很短，每年花期還可能有變化，不確定性是常態。”宋波說，另一種挑戰，則是天氣變換和高原反應的風險。野外考察常需深入高山峽谷，長途跋涉。他記得，一次在滇西北高山上采集樣本時，突然下起冰雹，四顧之下只有躲進旁邊一處低矮的巖石洞，勉強遮身。

團隊花費數年時間，采集了18個塔黃居群的上百份樣本。綜合形態學特征與多基因分子數據分析，研究團隊發現，過去被認為是單一物種的塔黃，實際上包含4個獨立物種。因此，除分布在中喜馬拉雅的原本為塔黃的物種，團隊共發表3個塔黃新物種，并為在高黎貢山發現的塔黃，以模式產地命名為瀘水塔黃。

“這說明，塔黃是一種‘被低估’的植物。”宋波說，塔黃的物種多樣性，不僅豐富了我國高山植物多樣性認知，更為區域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了新的科學依據。

不只是塔黃，新物種的發現，能夠增加對生物多樣性本底數據的認識，不斷拓展生物多樣性“寶庫”的邊界，同時也可能成為人類應對不確定性時重要的基因資源。

云南復雜的地形地貌和氣候類型，孕育了極高的物種多樣性。從高黎貢白眉長臂猿到滇南疣螈，從大圍山梧桐到文山兜蘭……廣泛的科學考察和資源調查，成為發現新物種的重要途徑。

2025年，云南完成近40年來對蒼山區域最全面、最系統的一次“綜合體檢”。蒼山綜合科學考察首次系統摸清了蒼山生物多樣性和生態本底家底，累計發現新記錄物種1000余種，創下云南近20年來一次性發現新記錄物種數量之最。

識物種之名，方知共生之重。通過開展科學考察、資源調查及普查的方式，云南不斷刷新生物多樣性“寶庫”清單。據《云南新物種新記錄種名錄（1992—2020）》統計，1992年至2020年，云南省累計發現新種3718種，其中新物種2519種，新記錄種1199種。

守護——

系統性“養回”珍稀瀕危物種

在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雙柏縣的恐龍河州級自然保護區，清晨的哀牢山河谷邊緣，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吳飛和護林員突然停下腳步，屏住呼吸。前方不到10米，一只雄性綠孔雀悠閑地踱步而出，它的脖頸閃耀著金屬綠光澤，長尾拖曳如華麗的裙擺。

這是吳飛倍感欣慰的時刻。“綠孔雀是非常警覺的動物”，吳飛說，“野外遇到它們，過去常常是只聞其聲、不見其形。”而如今，距離不到10米的“照面”，不僅意味著野生種群在健康增長，更意味著綠孔雀對人的信任度在增加。

綠孔雀頭頂直立冠羽、身背絢麗覆羽，脖頸羽毛像古銅色的魚鱗，屬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曾經，由于人為活動干擾等原因，其野外種群一度下降到不足500只，僅分布于云南中部和南部少數區域。

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鳥類團隊首次對綠孔雀種群數量開展系統調查。隨后，在云南省林業和草原局支持下，團隊與地方林草局及保護區合作，持續推進綠孔雀系列調查與保護。近年來，通過劃定監測樣方、布設紅外相機和聲紋設備等方式，日復一日地守護著這些“山中精靈”。

2025年4月，大理巍山青華綠孔雀省級自然保護區傳來喜訊：人工繁育的綠孔雀在模擬野外環境中成功產下4枚卵并孵化出4只雛鳥。這是云南保護綠孔雀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來，綠孔雀種群數量的增長，靠的是‘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野外種群保護，另一方面就是人工繁育技術突破。”吳飛介紹。隨著保護進程的推進，我國境內的野生綠孔雀數量穩步增長，據2023年數據，已增長到850只左右。

就地保護、遷地保護“兩條腿”走路，聯動政府、科研院所、護林員隊伍與社區共管，是云南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實踐經驗。走進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園“極小種群野生植物專類園”，一株株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背后都有驚心動魄的故事：一度被認為滅絕的漾濞槭，重新發現時只剩5株；起源于1.4億年前的古老植物華蓋木，野外調查時只發現52株……

“極小種群野生植物是指分布地域狹窄、種群數量極少、隨時面臨滅絕風險的野生植物，保護它們對于維護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云南省林業和草原局野生動植物保護處副處長楊華說。

在云南省林業和草原局專項項目等支持下，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孫衛邦團隊聯合基層林草工作者，逐一對每種極小種群植物開展系統研究：首先查清資源本底，摸清分布范圍、繁育生物學特性、瀕危原因，其次構建遷地保護種群，進行人工擴繁，最后實施種群增強與野外回歸。

系統性保護之下，超2萬株人工繁殖的華蓋木幼苗回歸滇東南大山，植株保存率達75%。2022年，華蓋木被移出《云南省極小種群野生植物保護名錄》。

楊華介紹，“十四五”時期，云南突出旗艦物種和極小種群物種拯救保護，系統推進救護繁育、棲息地改造、就地保護、遷地保護等工作，國家重點野生植物、陸生野生動物種數保護率均達到85%以上，漾濞槭等30種極小種群野生植物脫離滅絕威脅，亞洲象、滇金絲猴、綠孔雀等種群數量大幅上升，雪豹重現彩云之南。

對話——

凝聚可持續保護的源源動力

專業保護力量在行動，但生物多樣性保護從來不只是科學家的事。

每年深秋，成千上萬的紅嘴鷗從遙遠的西伯利亞飛抵昆明。這群冬日“精靈”在滇池、翠湖、盤龍江邊翩翩起舞，與市民親密互動。每到這時，官渡區王官濕地公園里，一個身影會準時出現在滇池邊。他是矣六街道紅嘴鷗義務監督員張利云。每日清晨，他都趁上班前來喂紅嘴鷗，來“見見老朋友”。

但1985年，4000多只紅嘴鷗首次飛臨昆明時，人鷗之間的關系遠不如現在和諧。紅嘴鷗不敢靠近人，市民好奇又擔心。“紅嘴鷗進城是好事還是壞事？”“它們從何而來？來年是否還會再來？”……

為了弄清這些問題，當時在云南大學生物系任教的王紫江與同事率先開啟科學調查。1987年，王紫江又牽頭成立了“昆明市紅嘴鷗協會”，后更名為“昆明鳥類協會”，長期配合林草部門面向社會開展科普工作。

“不要小看可愛的紅嘴鷗，他們從蒙古國西部的烏布蘇湖，俄羅斯貝加爾湖、雅庫特地區和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博斯騰湖附近遷徙而來，最遠遷徙距離超6000公里。”王紫江說。

每年冬季，昆明鳥類協會秘書長、云南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講師趙雪冰都很忙碌：到學校進行公益講座，幫助孩子們認識“遠方的朋友”；組織志愿者在紅嘴鷗聚集區設立科普展板、發放宣傳手冊，呼吁文明觀鷗……

“保護不是專家關起門來做研究，而是要讓每個人都參與進來、感受到‘與我有關’。”趙雪冰說，如今每年到昆明越冬的紅嘴鷗數量穩定在4萬只左右，紅嘴鷗已經成為昆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一張“名片”。

保護，不只一座城的努力。在研究紅嘴鷗遷徙的過程中，云南大學科研人員多次赴俄羅斯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等地開展實地調查，追蹤紅嘴鷗遷徙路線、種群結構與繁殖生態。

“我們與遷徙地國家的科研機構加大合作，及時交換候鳥棲息地生態環境數據，了解紅嘴鷗的遷徙進程，適時采取保護措施。”趙雪冰介紹。

近年來，云南先后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實施意見》，更新發布《云南省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4—2030年）》，與周邊國家地區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全球環境基金等國際機構在生物多樣性跨境保護、國家公園建設、生物安全、外來入侵物種防治、生物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分享等領域開展交流合作。

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守護生物多樣性這座無價的“寶庫”，也是在守護人類與萬物共享的唯一家園。（記者 張馳）

這條路，通向共同的未來

生物多樣性喪失已被聯合國列為全球三大環境危機之一，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議題。人類究竟有沒有能力扭轉這場危機？中國正在用自己的實踐鋪就一條探索之路。

這條路，為諸多物種帶來命運的轉機。

曾被宣告“野外滅絕”的長江鱘，去年在赤水河首次實現人工投放親魚的野外自然繁殖。科研人員難掩激動：“這個結果遠超預期。”時隔85年，曾疑似野外滅絕、僅分布于滇東南的珍稀植物周氏碎米薺，在云南文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被重新發現并得到就地保護。大花石蝴蝶，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近年來，中國科學家在實驗室培育出了一大批大花石蝴蝶幼苗，并移栽到該物種的原生境——云南蒙自。今年初夏，江蘇鹽城濕地珍禽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迎來歷史性突破，首只在濱海鹽沼生境中自然孵化的朱鹮雛鳥順利破殼誕生。這是我國東部沿海首次成功實現朱鹮野外自然繁育，標志著這一國家一級保護瀕危物種，在鹽城歷史原生分布區完成了從區域性絕跡到種群逐步恢復的關鍵性跨越。

一個又一個物種的回歸，絕非偶然，得益于一整套系統性制度設計。

2011年，中國首次提出“生態紅線”概念，2022年全面完成全國陸海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建立健全生態保護紅線管理制度，優先將生態功能極重要區域、生態極敏感脆弱區域等區域劃入生態保護紅線，實行嚴格保護。截至目前，中國共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總面積約319萬平方公里，守住自然生態安全的邊界，夯實國家生態安全的根基。

目前，中國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已經覆蓋18%的國土面積，各類自然保護地的總數已經超過了1萬處，超90%的陸地生態系統類型和74%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群得到有效保護，部分珍稀瀕危物種野外種群逐步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園法》于今年初正式施行，標志著中國歷經十年試點探索的國家公園事業，進入法治化、規范化的新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經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進入法典化、體系化的新階段。

觀察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路徑，一個突出特征在于其系統性——不局限于個別物種搶救，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治理，而是對整個生態系統加以修復和保護。生態保護紅線劃定的是不可逾越的邊界，自然保護地體系確立的是整體保護的空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公園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等提供的是法治保障。不少物種的回歸與新增，正是這些制度、法規落實的體現。

這條路的意義不限于中國。放眼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還面臨著棲息地破碎化、資金短缺、保護與發展之間如何協調等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的實踐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參照。

作為主席國，中國成功舉辦《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推動達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擘畫新藍圖。2021年，中國宣布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自2024年5月正式啟動以來，基金已全面投入運作，并取得了多項關鍵成果，為全球共同行動注入了新動力。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評價稱，中國為環境保護作出了重要貢獻，特別是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了關鍵的領導作用。

當然，這條路依然漫長。部分物種棲息地破碎化問題尚未根本解決，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的壓力依然存在，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治理仍面臨諸多挑戰。但中國的實踐證明，只要方向正確、制度有力、行動持久，生態向好、物種回歸的趨勢就不會改變。

這條路，是一條生命之路，通向萬千生靈的美好明天，也通向人類共同的未來。（尹婕）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05月22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