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過度保護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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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在過去幾十年里，現代社會的育兒觀念發生了一次深刻而微妙的轉向：我們越來越強調“保護”孩子，避免他們遭受創傷、挫折與不適，試圖為他們營造一個盡可能安全、柔軟、無摩擦的成長環境。

然而，如果孩子真正缺少的，不是保護，而恰恰是適度的壓力、沖突與不舒服呢？本文作者提出“過度保護型童年經歷”（OCEs）這一概念，指出許多今天被視為“體貼”、“溫柔”、“高回應性”的育兒方式，正在悄然剝奪兒童發展韌性、自主性與情緒調節能力的機會。那些被不斷替孩子移除的小困難——輸了游戲時的崩潰、與同伴發生摩擦時的尷尬、等待與忍耐帶來的煩躁、獨自面對陌生環境的不安——原本正是人格成長所必需的“低風險練習場”。

真正讓人成熟的，并不是持續的舒適，而是在人際沖突、失敗、無聊、限制與輕微挫敗中，逐漸學會忍受、調整與自我控制。一個從未經歷過適度壓力的孩子，也許不會立刻崩潰，但當他們最終離開家庭保護層、真正進入社會時，反而可能因為缺乏面對現實摩擦的能力，而變得更加脆弱。

麗莎急切地想為她的兒子找一位心理咨詢師。她為兒子憂心忡忡，心力交瘁。她甚至沒法讓兒子走進校門——他會陷入恐慌，哭喊叫嚷，有時還會打她，死活不肯下車。她什么辦法都試過了：調換班級的時候，確保他總能和朋友在一起；在他需要時給他請假，讓他有時間平復情緒；讓他晚一點、輕松一點地開始上學；安排他最喜歡的老師在門口迎接他進校；甚至只是讓他下午來上半天。每一種妥協起初都奏效，直到有一天，這些辦法都失效了。

她說，學校本身已經放棄了他們。她憤怒地表示，他原本是個可愛的男孩，但學校總是逼得太緊，對他要求太高——他成了學校的一個麻煩。人際關系需要信任，而學校破壞了他的信任。現在，他幾乎不出自己的房間。PlayStation游戲機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是他唯一的快樂源泉。對其他興趣愛好保持熱情對他來說太難了，他就這樣慢慢斷開了與外界的連接。麗莎感到無能為力，她左右為難，一方面她擔心對兒子提出要求會進一步傷害他，另一方面她又眼睜睜地看著他越來越封閉自己，日子一天天過去，他與外界的聯系也越來越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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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孩子只是眾多案例中的一個縮影。在英語國家，孩子們的狀況普遍不如10年或20年前的同齡人，而焦慮和痛苦是這種現狀的一部分。英國有十分之一的青少年報告自身健康狀況不佳[1]，這一比例自2010年代初以來明顯下滑。將近18%的中學生長期缺課[2]。進入成年初期，八分之一的年輕人既不在接受教育，也沒有參加培訓，更沒有工作[3]。18%的人認為自己有某種殘障。與此同時，雖然年長的勞動者更容易因病請假，年輕人卻更容易因為健康原因完全退出勞動市場。

當我們試圖理解這種彌漫性的困境時，我們幾乎下意識地轉向"心理健康"的話語框架，以及"心理健康危機"這一概念。我們認為需要更多心理健康專業人員，來診斷和治愈情緒調節障礙、負面思維或創傷。如今，通過學校和專項團隊能夠獲得的心理支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治療的語言和理念幾乎滲透進了我們關于兒童、成長與人際關系的每一場對話。然而，情況依然在持續惡化。

但如果，正是我們在減少壓力、增加支持上的過度矯正，以及這種治療思維的盛行，反而阻礙了人的真正成長，那該怎么辦？

答案或許就藏在孩子們遇到治療師之前很久就已發生的事情里。英國兒童慈善機構Kindred Squared的研究發現[4]，當四歲的英國兒童開始上小學時，44%的孩子坐不住，37%的孩子無法與他人一起玩耍或分享，32%的孩子在父母不在身邊時會大哭大鬧。此外，35%的孩子還不會自己穿衣，26%的孩子尚未完成如廁訓練。

這些看似早期情緒困擾的表現，可能與錯過的發育里程碑密不可分。研究表明[5]，這些能力并非單純的性格特質，而是需要在幼兒期通過反復的低風險練習才能習得的技能。錯過這些發育節點，往往預示著日后更多的情緒困境：這些孩子更容易出現上學焦慮，無論是對離家的分離焦慮、對學業難度的恐懼，還是兩者兼而有之。他們也更難應對社交互動，為日后的社交焦慮與退縮埋下伏筆。

有些孩子生來就面臨神經發育方面的挑戰，這些挑戰往往在早期便已顯現。父母會描述孩子嬰兒期幾乎無法安撫，從開口說話起便生活在無休止的憂慮之中。有時，他們還會講述，為了讓“一刀切”的教育模式適用于他們的自閉癥孩子，他們付出了多少努力，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許多父母在孩子的特殊需求與匱乏的社會資源之間，不斷地填補著那道鴻溝。這樣的孩子和家庭確實需要額外的支持才能茁壯成長，但這類家庭并不能解釋我們所見問題的規模，本文探討的也并非他們的處境。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許多沒有上述診斷的孩子，我們正在看到一種全新的、獨特的育兒模式。單看學校回避和發育遲緩的數據，表面上或許像是忽視；然而，當你真正了解這些父母之后，會發現恰恰相反——更準確的描述是過度保護。

我們早就知道，發展機會的剝奪會導致運動控制與自理能力的遲緩，也會妨礙執行功能的發展，例如輪流發言或情緒調節的能力。如果這種機會的剝奪不是源于神經多樣性，而是源于過度保護，那么即便出于最良善的初衷，我們也可能看到相似的結果。

這一代養育出發育遲緩孩子的父母，絕大多數都充滿愛心。他們通過蒂娜·佩恩·布萊森（Tina Payne Bryson）和丹·西格爾（Dan Siegel）的《全腦教養法》（The Whole-Brain Child，2011）、沙法麗·薩巴瑞（Shefali Tsabary）的《覺醒父母》（The Conscious Parent，2010）以及莎拉·奧克韋爾-史密斯（Sarah Ockwell-Smith）的《溫和養育手冊》（The Gentle Parenting Book，2016）等書籍充實自己——這些書在西方世界成為暢銷之作。他們從社交媒體上汲取專家建議，不只是來自那些不專業的網紅，也來自有真正學術背景和職業資質的心理學家。他們認真思考如何為孩子做到最好。然而，不知何故，他們卻偏離了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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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兒童和家庭打交道的過程中，你會注意到一些具體的困境，比如家庭沖突、喪親之痛或虐待——這些“負面童年經歷”（ACEs），是我們作為社會整體也能識別的創傷。但現在我們觀察到了另一種更隱蔽的模式。這種模式并非源于艱難困苦，而恰恰源于一種“過度柔軟”的環境。

事實上，它體現為對一切困難——無論多么微小——的刻意清除：被家長全程“護航”的玩伴聚會，玩具輪換都事先安排妥當，一旦孩子之間稍微出現意見不合，父母便立刻跳出來主導互動；被人為操控的桌游，只為了確保年紀最小的孩子總能獲勝；以及把獨自睡覺、如廁訓練、安靜坐著、閱讀、游泳、騎自行車、離家過夜等事情一再往后拖延，理由是“等孩子準備好了再說”——而所謂“準備好了”，在父母口中，其實意味著“孩子必須完全感到輕松自在、充滿信心”，而這種狀態，也許永遠都不會真正到來。

這些并非通常意義上的“負面童年經歷”，它們不會令人沮喪或不安，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它們是出于善意、試圖讓生活變得更輕松、更順暢、更少痛苦的嘗試。但從長遠來看，它們確實造就了另一種逆境——作為過度保護模式的一部分，它讓孩子在離開家這個溫柔的庇護泡泡之后，面對普通生活的跌跌撞撞時，變得更加脆弱。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種模式正在造成傷害。過度養育（overparenting）與更差的情緒調節能力和自我效能感有關，也與更高比例的焦慮和抑郁相關[6][7]。當我們考慮到它的普遍程度時，它在整個社會層面累積造成的傷害，最終或許會嚴重到值得我們像重視那些我們理應努力保護兒童免受其害的“負面童年經歷”一樣認真對待。

正如“負面童年經歷”這一概念的命名，使我們更容易識別它們并嘗試減輕其影響一樣，為這些“過度保護童年經歷”命名，也許能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界定問題，從而著手解決。我們提議將其稱為“過度保護型童年經歷”（overprotectiv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OCEs。

我們識別ACEs和OCEs的能力之間存在的不對稱，折射出人類威脅感知系統更深層的失衡。在一個充滿捕食者和生存威脅的遠古環境中，我們進化出了快速識別急性危險的精密系統。然而，對于緩慢積累的傷害，我們的感知能力卻出奇地遲鈍。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2011）中描述了人類傾向于依賴情緒和認知偏見驅動的快速、本能思維——他稱之為“系統1”。通過費力而緩慢的“系統2”審慎思考，我們往往能做出更好的決策，但我們天生傾向于走捷徑。系統1依賴熟悉信息這類“已知的已知”運轉，對那些無法即時獲取的信息領域則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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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孩子擋下可怕沖突的父母，只看見了孩子避免了眼前的痛苦；他們看不見的是，孩子面對下一次挑戰、再下一次挑戰的能力，正在被一點點侵蝕。那種傷害像被忽視的債務一樣，在無形中不斷累積。通過給OCEs命名，我們或許能開始更敏銳地察覺這種模式：每一次我們都是在用短期的舒緩，去交換長期的韌性。

想象一個典型的育兒場景：你需要出門，但兩歲的孩子不愿意穿襪子。你先是尊重他的自主性，給他選擇：“穿恐龍襪還是條紋襪？”他還是拒絕，于是你試圖理解他的動機。他說不喜歡襪子，太扎了。你問他是否愿意穿更柔軟的襪子。他點頭。你告訴他，你們可以一起解決這個問題，等出門后再去買柔軟一點的襪子。與此同時，你給他換上涼鞋，他欣然接受，于是你們出了門。

你以孩子的感受為中心，滿足了他的需求；你采取的是合作式而非權威式的方式，這也符合當下主流育兒觀念。你由此得出結論：他無法忍受某些材質，只能穿柔軟的襪子。后來，當他拒絕穿衣服時，你開始懷疑這種問題是否也延伸到了襯衫和褲子。你不想因為強迫他穿那些會觸發感官敏感、但他尚無法表達的衣物而傷害他——那些衣服甚至可能令他感到疼痛。于是，你開始限制衣物的材質與設計；你告訴奶奶，不要再織那些你曾經很喜歡的可愛羊毛毛衣了，并請她以后不要買帶拉鏈或紐扣的衣服。

他上學后，你把這些告訴了老師。老師提到，他在講故事時間里很難安靜坐著。在家里，你從未要求他保持靜坐，他可以隨時按自己的需要活動身體。于是你請求老師尋找一種變通方式，因為你覺得強迫孩子這樣做是不對的。老師說，他們會盡量靈活安排、縮短時間，但孩子們確實需要安靜坐著，才能閱讀、書寫和學習。這一切都讓你感到壓力很大，你開始擔心這些要求會對他造成什么影響。

送他上學時，你問他對你離開是否感到沒問題。他說他寧愿待在家里。既然他已經向你敞開心扉表達了自己的感受，你就無法再強迫他進學校，于是你請了一天假，想徹底弄清問題所在。你問他在學校里到底哪里讓他難受。他說老師很兇，其他孩子在休息時間有時不帶他玩。老師反饋說孩子們只是在玩捉迷藏這類普通游戲，他有時會在不同小組之間走動，她覺得沒什么問題。

你邀請幾個孩子來家里玩，幫他建立友誼，同時時刻警惕沖突的苗頭。你希望這次經歷完美無缺，讓他感到自信、受歡迎，于是精心安排了沒有輸家、沒有人會被冷落的游戲。觀察那些孩子的過程中，你意識到他比其他孩子更敏感，需要更多支持——而作為父母，確保他獲得這些支持是你的職責。

你再次與老師溝通，最終她同意做出一些照顧安排：讓他和你認為善良的孩子結伴；安排一名受過情緒支持培訓的助教每天早上關注他的狀態；當他坐不住感到不適時，可以自由離開去安靜角落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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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做父母的顧慮，沒有一條是荒唐的，全都是完全正常的擔憂。但問題在于，我們如何理解每種選擇的成本與收益，會把我們一步步推向一個“充滿OCEs的軌跡”：每一次的擔憂，最終都導向對不適感的回避。

偶爾一次不穿襪子，重要嗎？當然不重要。但如果你不斷替孩子移除所有新奇、煩人、輕微不適的感官體驗，那么你其實是在剝奪他學習“低程度不適其實是正常且可以忽略”的機會。沒有暴露，適應就不會發生。蔬菜的苦味如此，安靜坐著的不舒服也是如此。

執行功能的發展，需要持續而重復的練習，而這種練習往往意味著：等待、忍受輕微厭惡感、壓制即時欲望，以及去做一些枯燥無味的事情[8]。

OCEs的養育方式，會剝奪孩子們的這些練習機會。它還會讓孩子誤以為輕微的不適就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從而限制了他們的體驗范圍，讓他們失去在忍受不適感上建立信心的機會——比如在操場游戲中時常出現的低強度沖突，以及獨立化解這種沖突的能力。在學校里茁壯成長，不只需要能夠專注學習的執行功能，學校還是一個高度社交化的空間，情緒調節困難的孩子，交朋友也會更加困難。

家長有時會把這種摩擦理解為“霸凌”。但當我們與老師交談時，會浮現出一幅更完整的圖景：有些孩子因為輸掉游戲就當場崩潰；無法等待輪流；哭鬧和情緒爆發會讓同齡人逐漸疏遠他們。然而，如果父母繼續替孩子移除這些挑戰，他們的社交技能只會被進一步延遲發展。

這種反射性地保護孩子免受短期痛苦的沖動，一旦反復發生，便可能釀成更長遠的問題。認知行為療法（CBT）文獻中的一個公理是：焦慮源于逃避。牛津大學臨床心理學家凱西·克雷斯維爾（Cathy Creswell）廣泛使用的基于CBT的育兒項目證明，如果創造條件讓孩子循序漸進地暴露在可怕情境中，焦慮感就會減輕[9]。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伊萊·萊博維茨（Eli Lebowitz）的一個項目則要求父母減少對孩子焦慮的遷就，轉而以平靜、穩定的支持來回應，其效果與個體認知行為療法相當[10]。在這兩種模式中，成長的不只是孩子，還有父母。克服焦慮，本身就是一種學習經驗，是人成長過程中有時需要被輔助完成的一部分。而當我們不斷遷就那些低程度的擔憂和不適時，我們實際上是在移除這種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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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受到過度保護的孩子進入中學，外部要求驟增時，情況會變得更加艱難。校規變得剛性，因為青少年的行為需要一致的管理，而對于那些表現尚好的孩子來說，結交新朋友已經足夠難了。在這種情況下，持續的OCE方式會允許一個壓力巨大的孩子請假一天來緩解焦慮，讓他回家玩最喜歡的網絡游戲來重新調節情緒。隨后，他意識到只要焦慮時就可以休息，而且技術的無摩擦舒適圈能讓他感到平靜，于是他覺得學校越來越難以忍受。你向學校尋求更多幫助，校方同意他在需要時可以去“學生支持室”學習。此后他再也沒有回到課堂，并與同齡人失去了聯系。現在，他在學校不僅感到焦慮，還感到孤獨。最終，如果沒有社交動力去忍受痛苦，他可能根本無法走進校門。OCE循環就此完成。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極端案例。但在現實中，對于那些臨近高中畢業關口的青少年——已經在家待了數月、拿到畢業資格的希望日益渺茫——這種模式的各種變體其實相當普遍。退一步看，更宏觀的圖景清晰浮現：過去數十年間，兒童的獨立性、抗挫敗能力和整體幸福感全面下滑。曾經或許能夠跌跌撞撞熬過去的一大批孩子，如今已經撐不住了[11]。

在另一個可能存在的世界里，當你兩歲的孩子第一次不愿意穿襪子時，你也許會說：“我們得出門了，我來幫你把襪子穿上。”當你溫柔地把襪子套到他腳上時，過程中會有一陣短暫的哭鬧。但等你們上車、打開音樂后，他很快就忘了這件事。你之后也再沒有想起過。

時光飛逝，孩子長大了一些。現在，當你在火車上接一個重要電話時，你會讓他安靜坐好；或者在晚餐時，當他的兄弟姐妹正在講話時，你會讓他等一等輪到自己再發言。事后，你感謝他做得很好。幾年后，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太多次，你們誰都不再當回事了。

你的孩子學會了：有時候，我們必須忍受一些輕微的不舒服，而我們總能挺過去。通過和各種各樣的孩子一起玩，其中有些可能并不友善，他學會了：有些人對你好一些，有些人差一些，而那些更友善的人才是更值得一起玩的。他并不總是喜歡去學校，但他喜歡學校里那些美好的部分，比如課間休息；而到了放學時，當你來接他，他也完全沒事。

? Minding The Campus

我們是如何從一種“放任式”的養育態度，走到今天這種局面的？回顧歷史，就能看出其中的脈絡。

整個19世紀，關于兒童發展的觀念主要是“行為導向”的。孩子首先被視為一套需要塑造的習慣、美德與惡習，而不是一個擁有復雜內心世界的主體。重點在于通過獎勵、懲罰與榜樣來訓練和規訓行為，以符合更廣泛的社會與宗教規范。

到了20世紀初，關注點開始轉向內在世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12]，兒童會通過最早期家庭關系所留下的心理印記，形成其成年后的人格；當這些關系出現問題時，兒童的發展就會被擾亂，使他們停滯在那些尚未解決的沖突之中——這些沖突往往具有性意味，并以父母為中心，從而讓他們更容易在成年后發展出神經癥。在他的模型中，治療關系本身就是解決方案，而精神分析師則扮演一種“代理父母”的角色。

到了20世紀30至40年代，精神分析開始從早期的“性心理發展”轉向“母嬰關系”。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提出，如果母親沒有給予足夠的情感回應——她用“壞乳房”這一意象來描述嬰兒感受到的“不給予回應的母親”——就可能在孩子心理中留下長期創傷，并在日后表現為敵意或抑郁。由于這些理論建立在分析師的主觀解釋之上，因此很難被驗證或證偽。

這些精神分析式的直覺，后來通過“依戀理論”獲得了科學公信力。1951年，約翰·鮑爾（John Bowlby）比為世界衛生組織撰寫了一份關于“長期與母親分離所造成情感傷害”的報告——這些結論原本來自戰爭時期的極端匱乏經驗，但隨后被大規模泛化。他寫道：“兒童性格的發展，本質上取決于其早年與母親的關系。”他的合作伙伴瑪麗·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在20世紀60至70年代設計了一系列實驗[13]：她短暫地讓嬰兒與母親分離，然后觀察母親返回后孩子的反應。安斯沃斯描述“回避型依戀”的嬰兒似乎對分離并不在意，對母親返回也缺乏興趣；而“焦慮-矛盾型依戀”的嬰兒則會極度痛苦，并在尋求接觸的同時又抗拒安撫。

發展心理學家瑪麗·安斯沃斯（中）。? Verywell Mind

那些顯示“滿足的嬰兒更容易成長為滿足的成年人”的數據，本身是真實存在的。但其中一個未經證實、卻被悄悄納入的因果推論是：決定性因素在于母親是否足夠“敏銳回應”孩子。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依戀理論逐漸走出專業研究圈，進入更廣泛的職業文化與大眾文化——而當時的社會，也越來越焦慮于“職業母親”與“機構托育”問題。到1993年，威廉（William Sears）與瑪莎·西爾斯（Martha Sears）合著的《親密育兒百科》將“依戀型育兒”推向主流，一種新的半科學常識逐漸固化為公理：長期的情感健康取決于母親在嬰兒期對孩子需求的早期情感協調。至于那些混雜因素——例如孩子天生的氣質，或他們從其他許多關系中學到的東西——則被輕描淡寫地忽略了。

并非所有人都接受這種決定論。早在1953年，兒科醫生兼精神分析師唐納德·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就提出了“足夠好的母親”（good-enough mother）概念：認為母親通過基本滿足孩子的需求，并在不可避免的必要疏忽中，幫助孩子為不完美的世界做好準備。這是一個重要的緩和。但它并未真正改變那種更宏觀的信息：兒童的關鍵塑造過程發生在幼年時期，而且大多隱秘地進行著；母親的一次失誤，可能帶來長期后果。

1998年，心理學家杰羅姆·卡根（Jerome Kagan）也批評了所謂的“嬰兒決定論”：即認為人生最初幾年發生的經歷，會永久決定孩子的情感軌跡，使得之后的一切——抗挫敗能力、人際關系、成年人格——都只是嬰兒時期經歷的延伸。卡根認為，這種理論雖然誘人、直觀，卻并不正確。但等到他的批評發表時，這套框架早已從學術界滲透進兒科建議、育兒書籍乃至社交媒體，成為了一種“常識”。

到了21世紀，主流觀念已經非常明確：如果你一旦出錯，就會永久傷害孩子。“依戀式育兒”認為，長期母乳喂養、背巾育兒和同床共睡，能創造一種符合哺乳動物祖先進化模式的“情感同步”環境。而它的千禧世代后裔——“溫柔育兒”（gentle parenting）或“意識型育兒”（conscious parenting）——則更進一步：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權力關系必須被“拉平”，以保障孩子的自主性；父母必須預判并滿足孩子的情緒需求；父母的情緒狀態，會決定孩子的情緒狀態。不存在所謂“壞行為”，只有“情緒失調”——而如果孩子情緒失調，那大概率是因為你自己也情緒失調。

? Seleni Institute

這一整段歷史累積下來的重量，最終以一種道德訓誡的形式壓在今天的父母身上：過去的養育方式是有害的，而你必須做得更好。社交媒體上流行的“打破循環”敘事，把有意識、細致入微的育兒塑造成一種“拯救行動”——不僅是拯救你的孩子，也是拯救你自己。按照這種說法，只要你采用不同于父母對待你的方式來養育孩子，你就能療愈自己內心那個受傷的孩子。

對于那些確實經歷過真實ACEs（暴力、虐待、忽視）的父母而言，這是一個有力而合理的原則。問題在于：當“什么算是創傷”的定義，開始悄然擴張到幾乎囊括一切時，麻煩就出現了。

“創傷”（trauma）在臨床意義上，原本指的是極端痛苦所帶來的心理影響：身體與性暴力、死亡、災難——也就是鮑爾比當年研究那些因戰爭而失去家庭的孤兒時所面對的經歷。但概念的蔓延已經使“創傷”一詞偏離了其本源。父母提高嗓門說話、邊界劃定得不夠優雅、某個需求暫時未被滿足——在如今流行于育兒書籍和社交媒體的話語體系中，這些都被視為可能造成“創傷”的事件，而不再被視為“不完美但足夠好的照料”中正常的摩擦。

“創傷”的門檻已經降得如此之低，以至于正常的童年——包括挫折、失望、沖突——都開始看起來像一片雷區。而如果一切都可能造成創傷，那么唯一安全的回應方式，就成了移除所有摩擦。這恰恰就是OCEs的那套邏輯來源。

? Parade

回應孩子、滿足需求、促進自主性，這些本身都是合理而且有充分證據支持的理念。避免“強制”——即基于恐懼的紀律與有條件的愛——也是正確的建議。這些都沒有錯。問題在于：當這些原則被推向其邏輯極限時，會發生什么。

現代育兒方式無意中容易犯錯的地方在于，出于害怕“壓制自主性”的擔憂，父母把親子決策層級過度拉平了。但“自主性”并不像聽上去那么簡單。真正有意義的自主，是基于深思熟慮的判斷行動，而不是被即時本能驅動。強制、指令與引導，都處于同一條連續譜的不同位置上。如果為了回避強制而走得太遠，那個看似尊重孩子自主性的舉動就會變成另一回事：一個無法說“不”的父母，一個在四歲孩子拒絕穿鞋或吃蔬菜時一再妥協的父母，一個將取消所有約束誤認為賦予自由的父母。

但一個“想要什么就能立刻得到什么”的孩子，并不會變得更自主——恰恰相反，他會變得更缺乏自主性。真正的自主，需要一種能力：能夠壓制即時沖動，去追求更長期的目標。而這種能力，是通過練習建立起來的——通過被要求等待、重新嘗試、忍受不舒服的事情。

一個從未經歷過這些的孩子，并沒有被“解放”。他只是沒有獲得未來真正需要的工具。

? The Marginalian

要擁有自主性，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即時欲望與沖動進行自我控制。即便是成年人，這都很困難：我們會沉迷刷手機、暴飲暴食、憤怒失控。兒童之所以是兒童，并不僅僅因為他們個子小，而是因為他們的認知能力尚未發育成熟。他們需要借助成年人的思維“支架”，來塑造自己的決策與行為；他們那些脫離整體視角的瞬間欲望，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自主。

發展心理學家與學習理論家列夫·維果茨基（Lev Vygotsky）曾提出“更有知識的他者”（more knowledgeable other）概念，用來描述那個提供“支架”的人——無論是老師、導師還是父母。如果親子共同決策中的權力平衡，過度從“更有知識的一方”傾向孩子，那么風險就在于：那個支架會逐漸消失。你會不斷選擇那條“短期阻力最小”的道路——也就是向孩子當下的欲望妥協，而不是滿足其長期需求。

當新的育兒文化不斷強調“安全空間”與“避免強制”時，人很容易感到恐慌。傷害的威脅潛伏在表面之下，讓人對任何可能讓孩子痛苦、或違背其本能的事情都產生偏見。于是，看起來更好、更安全的做法，就成了選擇那個“沒有摩擦”的選項。

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決定，會決定孩子未來的人生。但如果長期反復地偏向那些“只關注短期”的選擇——“我現在就想吃餅干”、“我不想再騎自行車了”——那么孩子的發展就會變慢，以至于到了該具備能力的時候，他們卻還沒有準備好：沒有準備好上學、沒有準備好與人相處、也沒有準備好面對真實生活。

從戴安娜·鮑姆林德（Diana Baumrind）在20世紀60年代開創性的研究開始，幾十年來關于“教養方式”的研究已經明確表明：放任型育兒（高溫暖、低要求）所帶來的發展結果，比“既溫暖又有明確邊界與高期待”的育兒方式更差。

一整代善良而高度負責的父母，因為害怕“過于嚴厲”所帶來的已被充分證明的傷害，被一步步推向了一種比他們原本意圖更“放任”的狀態。

這是一次矯枉過正。

當我們試圖弄清一個孩子為什么會“出問題”時，我們往往會把圍繞他們的龐大復雜世界，壓縮成那些我們能夠注意到的模式。由于長期工作在兒童心理健康的一線，并持續書寫相關議題，我們注意到了OCEs（過度保護型童年經歷）的存在，并認為，如果社會能更頻繁地注意到它們，將會有所幫助。但與此同時，也還有許多其他混雜因素在發揮作用——例如，我們該如何看待智能手機、新冠期間學校停課與社交隔離的封鎖政策，或者經濟衰退的影響？

因此，這更像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而不是在宣稱“過度保護式育兒”就是導致孩子問題的那個“唯一罪魁禍首”。關于屏幕使用是否會損害青少年心理健康，目前證據仍存在爭議；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屏幕時間會影響低齡兒童的發展，而父母自己使用屏幕的行為，也會削弱兒童所需要的那種回應性互動與溝通[14][15]。

不過，發育遲緩與情緒問題的上升，其實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經出現了，盡管封鎖政策確實加劇了這些問題。而且，雖然這些問題在貧困社區中更加明顯，但ACEs卻可以跨越階層不斷積累。Kindred Squared的調查顯示，這一問題的規模遠遠超出了任何單一社會階層的范圍。

無論父母是在尋找私人心理治療師，還是社區里的免費服務人員，他們核心的焦慮其實并沒有區別。他們知道情況不好，也知道必須做點什么，但他們極度害怕：如果自己對孩子采取更堅定的引導，會不會反而讓情況更糟？他們害怕逼孩子離開房間、回到學校，甚至連晚上沒收手機都不敢。他們讀過關于“創傷”的內容——可能來自書籍，也可能來自社交媒體。他們不想冒任何風險。

? Healthline

隨著時代變遷，我們不斷在不同的育兒模式之間循環，也不斷發現新的傷害形式，以及新的“避免傷害”的方法。行為導向的模式，會把偏離常規視為病態；精神分析模式，會把“不夠完美的母親”視為問題；而當下的“治療化”模式，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則會把普通的童年困難都病理化。

而在每一種模式中，都存在某種取舍。當“創傷”成為整個育兒話語最揮之不去的傷害形式時，我們就會忽視另一種由OCEs所塑造的傷害——那種因為我們竭盡全力避免創傷，而額外制造出來的傷害。

ACEs通過“暴露于過多創傷”來傷害兒童；而OCEs則通過“暴露于過少挑戰”來傷害他們。我們需要同時看到這兩者。

但我們能做的不只是“識別”與“命名”。我們還應該把OCEs視為一種集體性問題，因為人類本質上是社會性動物。正是我們彼此之間長期的推動，才讓整個社會一步步滑向如今這種“選擇性安全主義”；而我們同樣也可以彼此推動，重新回到真實世界之中。

? Medium

只要社會仍然認為：讓孩子獨自步行回家、騎車或爬樹時摔斷手腕、或者在無人監督的操場沖突中哭出來，這些事情比讓孩子整天躲在房間里抱著iPad更“不可原諒”，那么我們就仍會困在對ACE式傷害的偏執之中。

我們可以擴展“保護”的視角，把“培養抗挫敗的能力”也納入其中。一個長大后無法照顧自己的孩子，并不能算真正安全。終有一天，我們的孩子會離開我們的照料——畢竟，很少有人真心希望孩子永遠困在地下室里虛度人生——而當他們離開后，世界會向他們拋來各種不可預測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擴展“關懷”的含義。通過真正的關懷，我們能夠為孩子提供那些“踏腳石”，幫助他們獲得真正的自主性，并體驗隨之而來的自信。有時候，他們會滑倒、會摔下來，而我們會幫助他們重新站起。

有時候，真正的關懷，恰恰意味著允許某些事情以“恰到好處的方式”出錯。

參考文獻：

[1]www.childrenssociety.org.uk/information/professionals/resources/good-childhood-report-2023

[2]epi.org.uk/publications-and-research/examining-post-pandemic-absences-in-england-5/

[3]www.resolution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false-starts/

[4]kindredsquared.org.uk/school-readiness-survey/

[5]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3159917/

[6]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804-024-09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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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pubmed.ncbi.nlm.nih.gov/30851397/

[11]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9781118589366.ch14

[12]www.ncbi.nlm.nih.gov/books/NBK557526/

[13]www.jstor.org/stable/1127388?origin=crossref

[14]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6439882/

[15]www.frontiersin.org/journals/child-and-adolescent-psychiatry/articles/10.3389/frcha.2024.1330331/full

文/Niklas Serning、Nina Lyon

譯/tamiya2

校對/tim

原文/aeon.co/essays/children-need-stress-and-discomfort-in-order-to-grow-up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amiya2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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