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威脅已大幅減弱,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在所有領域對地區伙伴或美國構成威脅。”
5月14日,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庫珀上將現身美國參議院委員會,稱伊朗威脅鄰國和美國利益的能力因美國轟炸而大幅削弱,伊朗的國防工業也因此倒退了90%。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庫珀拒絕直接回應有關伊朗仍保留顯著導彈能力的報道。
此前,美國《紐約時報》援引美國情報機構的數據稱,伊朗目前的導彈庫存仍約為戰前庫存的70%,90%的伊朗地下導彈設施至少部分投入運行。
筆者認為,庫珀把伊朗對鄰國和美軍的威脅形容為“顯著削弱”,這句話當然有強烈的政治語境,但它并不等于伊朗已失去地區威懾力。
更準確地說,伊朗的“外部投射能力”可能被削弱了,尤其是代理網絡、補給通道和部分基礎設施遭到打擊;但伊朗作為一個擁有大規模導彈庫存、地緣縱深和霍爾木茲海峽杠桿的地區強國,仍保留相當可觀的反擊與拒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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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宣傳和情報評估是兩碼事
庫珀在國會作證時強調伊朗的威脅已大幅減弱,這是一種典型的戰時宣傳,具體而言有兩個信號:一個信號在向國內證明,美軍的行動有效果;另一個信號是給海灣盟友的,含義是“美國仍能控制局勢”。
但來自美國情報系統和媒體的披露又顯示,伊朗并沒有被打成“空殼”。這就形成了一個典型的戰略敘事分裂:公開場合強調“伊朗已被打殘”,私下評估卻提醒決策層“伊朗仍具較強打擊能力”。
在筆者看來,這種分裂并不罕見,因為戰時表態服務于士氣、威懾和國內政治,而情報評估服務于風險管理。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伊朗是否被徹底削弱,而是它的威脅方式是否從“代理人外溢”轉向“有限但直接的國家層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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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代理人網絡遭遇實質性損耗
近期,多家外媒的報道都提到,伊朗向真主黨、胡塞武裝和哈馬斯輸送武器與資源的路徑已經遭到切斷或顯著壓縮。
筆者認為,伊朗過去通過非國家行為體在多個戰線同時施壓,這一傳統手段如今正變得更難操作、更難協調,也更容易遭遇成本失控。
從戰略效果看,這并不只是“少了幾個代理人”那么簡單。
伊朗長期依靠的是一種分布式威懾:在黎巴嫩牽制以色列,在也門影響紅海和海灣航道,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維持縱深,在加沙維持巴勒斯坦方向的壓力。如今這一網絡即便沒有被摧毀,也至少從“協同進攻型網絡”退化為“碎片化生存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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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并未失去“拒止能力”
雖然代理人網絡已經“碎片化”了,但把伊朗簡單描述為“威脅顯著降低”,仍容易低估它最核心的戰略資源。
伊朗真正難以替代的,不是某個代理組織,而是它對霍爾木茲海峽、導彈襲擾和地區能源安全的“拒止能力”。
美國情報機構的信息依然顯示,伊朗仍擁有中東地區規模最大、類型最豐富的導彈力量之一,足以威脅海灣國家、海上航道和駐區美軍。
換句話說,伊朗未必還能像過去那樣通過代理人實現“低成本擴張”,但它仍能通過“高風險拒止”制造高代價后果。
對美國來說,這種能力未必表現為大規模常規戰場勝利,而更可能表現為對油價、海運、保險、港口與盟友信心的持續擾動。美伊對抗正在轉化為一場耐力戰,而非單純火力戰。
因而,當庫珀強調“伊朗對鄰國的威脅被削弱”時,更多是在強調波斯灣區域秩序層面的安全收益;但對以色列來說,只要伊朗仍能保有一定規模的導彈和重建能力,這種威脅就遠未結束。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在公開描述戰果時會更積極,而情報界或媒體報道卻更謹慎。
一個國家的“威脅下降”,并不意味著它的戰略意志下降,更不意味著沖突就此結束。
伊朗今天面對的是能力受損、網絡受挫和外部支持減弱,但它仍在追求一種最古老也最現實的中東策略:只要自己無法取勝,就讓對手也無法放心地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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