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三山街書坊的興盛與文化傳承|?尋跡南京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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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墨香，購書品讀的人間煙火與精神意趣，始終是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文脈底色。今年2月1日，《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正式施行，為全民閱讀筑牢法治根基。4月，江蘇省啟動“全民閱讀活動周”暨第31屆南京讀書月活動。現代書店里的琳瑯滿目、書展集市里的淘書樂趣，成為人們親近書香、沉浸閱讀的生動寫照。

圖源：博物南京

而這份藏在書頁里的煙火氣，并非現代獨有，千百年前古人的購書日常，早已埋下了書籍流通與文化傳播的種子。古人獲取圖書最固定的場所是書肆，也稱書坊，即是現代書店的雛形。這類書籍零售商鋪形式多樣，既有專營圖書貿易的單一商鋪，也有集刻印、抄寫、銷售于一體的綜合坊肆，業態之豐富，與現代書店不相上下。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中，“集賢堂”的書坊店主招待顧客。 圖源：隨園版話公眾號

“書肆”之名，最早可追溯至漢代，西漢末年文學家揚雄在《揚子法言·吾子》中記載：“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寥寥一語，印證了早在漢代，專營書籍的商鋪就已出現，書籍流通的雛形正式形成。歷經魏晉隋唐的積淀，書籍文化與貿易不斷發展。到了宋代，書肆迎來空前繁榮，稱謂也愈發多樣，除舊稱書肆外，更有書林、書堂、書鋪、書棚、書坊等別名，書商設肆刻書成為普遍現象。

發展至明清時期，書肆書坊愈發集中，多地逐漸形成專門的書坊街與書攤區，書籍貿易形成完整產業鏈。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記載：“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各地書坊刊刻的書籍，經書商販運至這些核心集散地，再批發至各處書肆銷售，全國性的書籍流通網絡逐步成型。而在這四大聚書之地中，金陵三山街，更是憑借極致的繁華與底蘊，成為明代全國書坊業的標桿。

三山街的書林溯源

南京“三山街”，一般是指升州路、中華路與建康路交匯的區域。實際上，“三山街”是個古地名，開筑于明代初年。

三山街之名，一說取自李白《登金陵鳳凰臺》“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的千古名句。據《洪武京城圖志》記載：“三山街市，在三山門內，斗門橋左右，時果所聚。”三山街最初只是一處流動的集市，憑借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逐漸發展成為城中市集之首。至明中后期，三山街常代指一個更大的區域，西起三山門，東至文德橋，北連大市街，南接聚寶門，城南一帶皆可視為其范圍。

老地圖上的三山街 圖源：新華夜歸人

這里區位絕佳，地利與人文兼具：西接三山門漕運津梁，水陸交通四通八達；東連夫子廟江南貢院，每逢科舉大考，蘇皖士子云集于此；北鄰國子監翰墨書香，雕版刻印技藝頂尖。明人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中有言：“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彼時的三山街，不僅是繁盛的商業街區，更是明代南京書坊最核心的聚集地。現存《洪武京城圖志》《同治上江兩縣志》及《南都繁會景物圖卷》等古籍與古畫，都印證了彼時三山街書坊林立、書香滿街的盛景。

截取自《南都繁會景物圖卷》

《同治上江兩縣志》 卷二十七兩縣城內圖

三山街書業鼎盛的三重底氣

三山街能成為明代書坊重要聚集地，并非偶然，而是政策、文化、區位三大因素交織作用的結果，多重利好疊加，造就了獨一無二的書坊盛景。

明·佚名《上元燈彩圖》中所繪南京城里的書攤 圖源：閱行南京公眾號

首先，南京書坊的興盛離不開統治者的經濟政策扶持。據《欽定續文獻通考》記載，明太祖朱元璋定都應天后，推行“凡商稅三十取一”的寬松商稅政策，更于洪武元年（1368）八月“除書籍、田器稅”，免除了書籍的賦稅負擔。這一舉措不僅降低了書坊的經營成本，也吸引了大量外地書商與刻工涌入南京，為書坊的發展營造了極為有利的政策環境。

《欽定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本

其次，明代的文化政策與人才儲備為刻書業奠定堅實基礎。明初朱元璋推行偃武修文政策，收聚南方各地宋元以來的舊書版，集中到南京國子監。同時廣招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刻工到南京參與刻書，刊刻有《元史》《大明律》等要籍。后續湖州、歙縣等地刻工紛紛匯入南京，帶來了各地精湛的雕版技藝，使南京的刻印技術博采兼長，不斷革新。與此同時，三山街毗鄰夫子廟江南貢院，每逢鄉試、會試，便聚集海量士子，形成穩定且龐大的書籍消費群體，科舉程文、儒家經典等書籍供不應求，崇文重教的社會風尚，進一步推動了書坊業的蓬勃發展。

再者，明代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市民文化的發展與三山街獨特的區位優勢，進一步推動了書坊的聚集。明代中后期，南京作為江南的經濟中心之一，商品經濟空前繁榮，市民文化快速興起，文人墨客創作了大量話本、小說及戲曲等通俗文學作品廣受追捧，催生出巨大的通俗讀物市場。此外，三山街臨近秦淮河碼頭，連通浙江、江西等地的水道，交通便利，既便于書籍原材料的運輸，也利于成品書籍的銷售，完整的產銷運鏈條，讓這里成為書商扎堆的首選之地。

三山街刻書傳奇家族

明代金陵是全國刻書業的中心之一，而三山街則是金陵坊刻的核心區域。據學者張秀民先生考錄，明代金陵書坊共93家，其中私營坊刻57家，絕大多數匯聚在三山街及其周邊，數量規模為其他書籍刊刻中心所少見。當時，有不少刊本直接冠以“三山書坊”“三山街書坊”名號，足見其行業影響力。

左：富春堂明刻本《新刻出像音注觀世音修行香山記》

右：明金陵三山街書坊刻本《國子先生璞山蔣公政訓》

三山街書坊業態多元，既有許多南京當地的書坊主，亦有不少來自安徽、江西、福建的外地書商。這種跨地域的匯集，不僅印證了三山街作為明代南京出版文化重鎮的地位，更展現了明代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與交融。這些書坊并非孤立經營，而是通過家族內部協作、跨家族聯合、跨地域合作等多種方式，形成了一個高度繁榮的坊刻文化圈。

其中，當地書坊中以唐氏家族和周氏家族實力最為雄厚，此外還有車書樓等外地名坊，共同書寫了三山街的刻書傳奇。

唐氏是金陵刻書第一家族，在南京共開設15家書坊（一說16家），其中著名的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廣慶堂均設于三山街。各家書坊各有側重又相互協同，覆蓋通俗文學、經典典籍、醫藥醫術等多個品類。

富春堂：所刻書籍多為戲曲、小說、醫術、雜書等通俗讀物，刻書數百部，尤以戲曲刊刻冠絕金陵，現存戲曲刻本近40種。

圖7 富春堂明刻本《新刻出像音注花欄韓信千金記》

圖8 富春堂明刻本《新刻出像音注岳飛破虜東窗記》

世德堂：以刊刻小說、戲曲見長，數量達十余種，其中以萬歷二十年（1592）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最為著名，這是《西游記》百回本的最早刊本。

文林閣：刻書涵蓋戲曲、醫術兩大品類，僅戲曲刻本就有20余種。

廣慶堂：多刻詩文、戲曲等書籍，曾經刊刻戲曲折子戲選集《樂府紅珊》，收錄宋元南戲和明代傳奇散出。

左：世德堂明刻本《新鐫批點出像一見賞心編》

右：世德堂明刻本《驚鴻記》

除唐氏外，金陵周氏也是三山街重要的刻書家族。周氏祖籍江西金溪，后遷往江蘇南京，并在南京開設萬卷樓、大業堂、博古堂等14家書坊，構建起龐大的家族出版網絡。萬卷樓堂址位于三山街，所刻書籍多為小說、醫書等，數量40余種。如《昭代典則》等；大業堂堂址位于鄰近的狀元境一帶，與萬卷樓關系極為密切，常翻印萬卷樓所刻的暢銷書籍。

明周曰校萬卷樓刻本《昭代典則》

外地書商在三山街及其附近開設的書坊中，車書樓是一個典型代表。

車書樓坊主王世茂，字爾培，號養恬，江西金溪人。車書樓是萬歷、崇禎年間的一大書坊，所刻書籍包括文章選集、年譜、字書、兵書等，尤以“四六”駢文為主，讀者群體聚焦士人和官員，形成獨特的出版風格。車書樓出版40余種書籍，如《新刻內閣校正當朝鳳藻經國鴻謨》《批點崇正文選》等。

車書樓并非孤立經營，而是積極與當地書坊開展合作。例如，萬歷年間，車書樓曾經同周時泰博古堂聯動刻書，合作出版《萬樹梅書集》《新刻搜集群書記載大千生鑒》等書籍；此外，車書樓還廣泛聯合南京其他書坊，采用車書樓組織編纂稿件、其他書坊負責刊刻梓行的分工模式，不少書坊刊刻的書籍前都標有“車書樓匯輯”的字樣。

左：明王世茂車書樓刻本《蘭媀朱宗伯匯選當代名公鴻筆百壽類函釋注》

右：明王世茂車書樓、周時泰博古堂合刻本《新刻搜集群書記載大千生鑒》

從三山門內的小小流動市集，到商賈云集、書坊林立的南都文化心臟；從家族式專營經營，到跨地域、跨家族的商業聯動，三山街不僅見證了明代金陵坊刻業的巔峰，更承載了江南地區數百年的出版文化底蘊。

三山門遺址碑

歲月流轉，三山街的街市依舊繁華，只是曾經鱗次櫛比的書坊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下。然而，當我們再次閱覽那些留存至今的明代坊刻本，仍舊能感受到四百年前金陵刻工運刀時的專注、書坊主經營商鋪時的智巧。三山街的書坊，不僅刻印了文字，更刻印了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從古代書肆到現代書店，從三山街的墨香到當下的全民閱讀，書香文脈始終綿延不絕，成為中華文化里永不褪色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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