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要患上“歐洲病”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奧派經濟學）

文丨漫天雪

最近，香港入境處展開執法行動，拘捕了6名內地到香港從事裝修工程的“黑工”。香港一家本地裝修公司為了以較低成本雇傭內地勞工，協助他們辦理相關手續，并且提供住宿、餐飲、接送等一條龍服務。

看著那些執法人員把這些勞動者從裝修工地押送出來，對媒體講解執法行動多么成功，他們多么關心民眾的福祉，然后展示這些勞工的“作案工具”：手套、鐵鍬、電鉆、電錘、膩子板……感到無比荒唐可笑。

更加荒唐的是，這些黑工一旦被定罪，將面臨最高5 萬港元罰款，并監禁 3年的刑事處罰。而雇主則更慘，將面臨的是最高罰款 50 萬港元 + 監禁 10 年的處罰，而且，根據香港法律，雇主必須即時入獄，不得緩刑，企業的非法利潤將被沒收；還有，公司管理層將被“連坐”，裝修的業主，也可能被“連坐”，同樣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

這就是所謂“法治”社會——用法來治你。香港素來以“嚴格執法”著稱。

香港的這種打擊外來勞工的執法行動，并不是個案，而是持續高壓實施。2025 年入境處聯合多部門開展超 1.2 萬次反黑工行動，拘捕大量非法勞工與雇主。

這種法律和執法是非常荒謬的。當有人愿意以較低的工資率接受雇傭，當還存在失業大軍和排隊等候被雇傭的人群時，雇主沒有理由支付更高的工資；當又能干又吃苦又工資低的勞動者愿意與企業自由簽訂契約，雇主就沒有理由雇傭那些又懶又事兒多還要求更高工資的本地勞動者。

如果邏輯一致地貫徹這種法律，那么必須規定：所有人采購商品時，必須買貴的，而不準買便宜的；必須買質量差的，而不準買質量好的；必須買本地的，不準買外地的；企業必須以較高成本生產，而不準以較低成本生產；以及，要買什么必須聽從立法的號令，而不是自由地從有利于增進自身福利的角度出發。

任何人都會覺得這樣做荒唐透頂。但是一旦自己被帶入勞動者身份，馬上就拍手叫好，這就是只顧立場和情緒而不顧邏輯；只顧自身利益而壓迫他人。還有的人，一聽到美國當初出臺“排華法案”就大罵，但是看到這種情形卻認為做得對，這就是典型的邏輯不一致。

那么，這種嚴重違背市場經濟規律、侵犯他人產權和自由、摧毀自由契約的打擊黑工立法，是怎么出臺的呢？

是壓力集團主導政策的結果。這個幕后黑手，就是以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為首的工會組織。

工聯會是香港最大的勞工團體，旗下有數十個行業工會（如建造業總工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飲食業工會等）。其核心立場是，堅守 “本地就業優先”，反對輸入外勞，要求政府嚴控配額、設 “剎停” 機制，防止外勞沖擊本地薪資與崗位。他們在立法會提出議案、組織聯署、發起行業抗議，要求政府不斷收緊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并支持入境處嚴厲打擊非法勞工。

他們是借助強制力排斥他人競爭的黑社會組織，是可以通過動用私刑迫使他人就范的3K黨，是侵犯企業產權、要求企業必須雇傭他們、且以他們要求的工資率雇傭的強買強賣的無賴，是香港人貨幣工資看似很高、但物價很高、實際購買力有限，降低消費者福祉的罪魁禍首。

它跟自由結社毫無關系，因為自由結社的含義是入社、退社自由，但是工會組織沒有這樣的自由，你必須加入他們，才能有工作，你若是不按照他們的指令行事，他們就把你打成叛徒內奸工賊。它跟集體談判也毫無關系，談判的前提是平等自愿，但是他們一言不合就罷工、占領工廠、撕毀契約、非法拘禁老板，這不是集體談判，而是“槍口下的議價”。

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把自己的工資率提高到市場所決定的工資率之上——就是赤裸裸地搶劫和剝削。采取的辦法是，以強制手段限制勞動力的供給，即把一部分工人排除在就業市場之外，不允許雇主和工人雙方以有利于雙方的方式簽訂工作合同，排斥他人的競爭。

所以，與很多人理解的不同，工會組織并不是像當初的美國勞工組織逼迫美國政府出臺“排華法案”那樣，僅僅針對外國或者外地勞工，他們實際上針對的對象，更包括本地勞工。

只要一個本地的勞工，愿意以更低的工資與雇主簽訂契約，他們都會排斥。他們將大量本地低技能勞動者排斥在外，目的就是通過限制供給的方式取得高于市場決定的工資率水平。

這造成的經濟后果非常明顯：他們的高工資率，以非工會成員的普通勞動者的低工資率為代價。因為他們不允許這些勞動者對自己的行業形成競爭，因此這些勞動者必須在其他行業尋找工作，那么結果只會是，其他行業的勞動力供給相對過剩而工資率降低，或者，制度性失業。

他們打著關愛勞動者、提升勞動者待遇的旗號，我們只需要做一個這樣的假設就可以戳破他們的謊言：如果一家香港公司支付給黑工的工資與工會成員的工資一樣高，他們愿意嗎？他們更不愿意。所以，他們沒有關心過除了自己的會員以外的任何人，他們只關心自己能不能剝削雇主，對雇主的財產、自由簽約權發號施令。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工會是比壟斷企業壞多了。

這是因為，壟斷企業只要想贏得利潤，始終在關心潛在的買家。所謂的“壟斷價格”，并非不受限制的價格，對消費者尋找替代品的恐懼對它所要求的價格施加了限制。價格其實是，顧客肯出多少就收多少，消費者才是最終的定價者，哪怕是壟斷企業也不例外。那么，如果降價有利于它的利潤提升，那就降價，因為如果有一部分產品沒有出清，那就是他的損失。

但是工會更惡的是，它從來不關心其他任何人。它只是限制供給，它不關心被阻止進入市場的那部分勞動供給最終怎么處置，只關注還留在市場上的那一部分（就是他們自己）的供給——他們信奉“方圓二十里沒有窮人”，它不考慮遭到排斥的那群勞動者的損失。總之，它不關心除了自己組織之外的任何勞動者，它不關心企業的產權，它不關心消費者的福祉，它不關心社會動亂，它永遠只關心自己的組織的權力，以及自己的會員取得壓迫性的“就業權”和剝削性的工資率。

工會的范圍越廣，永久的失業大軍就越是趨于增加，實際工資率就越是趨于下降。

秦暉和他的黨徒鼓吹工會的集體談判，羨慕歐美的工會制度，認為這是保障工人權益、提升工人工資率的途徑。

他們在道德上是卑劣的。因為這就是侵犯企業產權，撕毀自由契約，這將提升時間偏好，降低投資，它最終將摧毀造福于所有人的自由契約制度和市場經濟，讓社會倒退到自給自足和道德潰敗的深淵之中。

他們在經濟上是無知的。因為決定工資率的是資本存量，是資本存量決定了什么樣的技術能夠被投入使用。資本存量的多寡，直接決定了勞動生產率，進而決定了工資率。實際工資率上升，不可能超過資本增加容許的程度。

提高工資率的辦法，只有促進資本相對于人口的邊際生產力。工會在某些政策恰恰證明了經濟學關于工資率決定的定理是正確的——每個工會都渴望減少勞動供給，他們是反移民、反資本輸出的支持者。

所以，如果沒有必要的資本，干預工資率是無用的。

工會從來無法提高工資率，如果通過強制立法或者所謂集體談判的手段就能提高工資，那為什么不要求每月100萬的工資？所以，工會只是賦予了工會黨徒這些特權階層較高的工資率，而以其他勞動者的低工資率，以及制度性失業為代價，同時，工會成員高過市場決定的工資率將導致邊際企業退出市場，減少供給，結果就是所有消費者必須支付更高的代價，降低社會大眾的福祉。

所以，秦暉是勞動者的代言人嗎？

不是，它是勞動特權階層的代言人，是普通勞動大眾的死敵，是所有消費者的死敵。

秦暉自認為自己是老馬的粉絲，但是他即便作為一個老馬的粉絲都不合格，他只不過是一個掛著羊頭賣狗肉的大忽悠。

在工會問題上，馬克思認為這是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的“保守主義”的行為，是“小資產階級情調”。他認為必須采取革命性的政策，為廢除工資制度本身而奮斗。

經典馬克思主義根本不贊成工會，馬克思反對工會。因為很清楚，其理論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將不可避免地到來，這是“歷史的必然規律”。那么，人為干預工資，以及任何對資本主義的干預措施，都有很大的不利，因為這些措施會推遲社會主義的來臨。所以，老馬在這一點上是邏輯一致的，他樂于讓資本主義不受干預地充分發展，這是他的社會主義偉大理想到來的前提條件。

所以，秦暉不是一個老馬的合格粉絲，他是一個投降主義者，是一個理論上不過關、模棱兩可的民社分子而已。

秦暉號稱歷史學家，但是他甚至在歷史問題上，也是無知的，不誠實的。

當初，美國工會聯合會拒絕接納非技術性工人、婦女、其他種族為工會成員，它的領袖是著名的塞繆爾·岡帕斯，強烈反對華人勞工，支持美國排華法案，這是工會丑惡歷史不可回避的一部分，秦暉為什么視而不見？他不過是在心里先進行了立場劃線：美國就是對的。

1935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瓦格納法案》，工會大行其道，強制企業加薪，勞資關系迅速惡化，企業損失慘重。可是，受損最大的是誰呢？恰恰就是勞動者本身：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直線下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而失業人數高達600萬。為什么看不見工會的這種黑歷史？

在歷史的對比中，只要稍有批評性思維，都不會相信工會能提升工人待遇這種鬼話。恰恰相反，在工會非常強大的國家中，實際工資的總體水平低于正常水平，沒有工會的情況下和行業中，工人工資增長速度反而高于有工會。米爾頓·弗里德曼的研究指出：工會處于弱勢而非強勢，實際工資的增長往往會快很多。無組織的家庭傭人平均年薪在1947年是1939年的2.72倍，同一時期，全面組織起來的鋼鐵工人僅為1.98倍。

是亨利·福特——市場企業家，而不是塞繆爾·岡珀斯，提高了工人工資，改善了勞動階層的處境。

秦暉那么熱愛美國，又為什么看不見，美國普爾曼鐵路大罷工事件的后果？在美國鐵路工會領導人尤金·德布斯的領導下，美國鐵路大罷工，造成鐵路交通運輸量僅有平時的10%，郵件已無法送達，工會暴民占領鐵軌、掀翻火車車廂阻礙交通，全國商業停滯，美國幾乎發生了一場內戰。難道他們的利益，比廣大消費者的利益更重要？

香港，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歐美左翼思潮的錯誤影響，偏離了自由市場的道路，患上了歐洲病，環保暴力、土地批租、各種嚴格的管制，都是壓力集團主導政策的結果，都在損害香港的經濟繁榮。必須遠離歐洲社民主義的毒瘤，奉行自由市場經濟，才能不斷促進香港的繁榮，增進民眾的福祉。對工會這種暴力行為，政府不應當容忍，更不能縱容，政府的合法職能，恰恰是平等保護企業和公民的財產權，維護自由契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