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支教故事令無數人感動,而引發廣泛關注的他,如今已經在縣領導崗位工作近三年了
2019年11月的一個周六早晨,湖北秭歸縣城的街道還在晨霧里打盹,一位身著簡樸運動服的副書記背著書包,匆匆趕往縣特殊教育學校。路過的老師悄聲說:“瞧,那就是徐本禹,又去給孩子們上課了。”一聲“早啊”是他唯一的寒暄,腳步卻沒停。
很少有人知道,這位中年干部是從山東聊城一處麥田邊的小村走出來的。上世紀90年代,家里唯一穩定收入來自父親的教師薪水,還得照顧三間土屋和幾畝薄地。17歲那年,他考進華中農業大學,帶著鄉親們湊出的路費南下。那時國家剛啟動助學貸款,他白天聽課,晚上在食堂刷盤子,周末去當家教,硬是把學費和生活費湊了出來。艱難,但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欠的,總得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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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暑假,一張關于貴州畢節深山小學缺師的報紙,引燃了他心里的火。臨近期末,他拉上四名同學,自費買票去到大方縣貓場鎮狗吊巖村。山路陡到只能手腳并用,本打算教兩周,結果孩子們渴望知識的眼神把日程拉長到整整兩個月。回到武漢,他揣著一摞舊課本,卻發現自己已通過公費研究生初試。
取舍擺上桌面。母親勸他:“機會難得,先念書吧。”他搖頭,“書總能再讀,娃的課卻不能再耽誤。”于是2003年,他帶著3000多冊募來的圖書,重返為民小學,一年里兼教語文、數學、音樂、體育。沒水沒電的夜晚,他在煤油燈下備課;挑水上坡,每次都得停四五回喘氣,這段日子后來成為許多志愿者的入門教材。
一年后,山那邊的大石小學求援。那里只有兩間危房,一下雨就漏。徐本禹請來七位剛畢業的同伴,一起扛著黑板、鍋碗,再次扎進深山。孩子們成績逐漸往上躥,村民第一次主動送稻谷給學校。當地政府拿出20萬元配套,企業和社會捐了8萬元,新校舍在2004年底封頂。那一年,他2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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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隨著央視《感動中國》2005年度人物公布而擴散。鏡頭掃過新教室時,站在廢舊課桌邊的他只說了一句:“還是那句話,讀書能改命。”有人統計,隨后的三年里,至少有120名大學畢業生奔向貴州、甘肅、云南等地的山村,他們當中多數是被這段經歷點燃。
完成支教任務后,他回到華中農大攻讀碩士。課余,與學弟學妹一起組建“本禹志愿服務隊”,把接力支教寫進團隊章程。2007年,他報名參加中國援外項目,在津巴布韋的玉米試驗田里忙了五個月;2008年,又換上志愿者制服出現在北京奧運會射擊館,負責器材搬運。朋友開玩笑:“你把志愿當終身職業啦?”他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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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團委副書記,隨后調至共青團湖北省委,2017年赴秭歸掛職,至今已第三年。身份變了,做事方式卻更有章法:把十幾年來的山村教學筆記整理成培訓手冊;協調企業設立“本禹基金”,專供西部教師進修;每年寒暑假,服務隊依舊分批進山,如同水泵不間斷地把資源送往源頭。
有人好奇,為何不留在大城市?他的答案始終簡單:西部計劃啟動那會兒,國家喊“到基層去”,他把這句話當成了個人契約。如今身處行政崗位,能為志愿者解決路費、保險、編制等實際難題,比當年單槍匹馬挑水抬木更見效——這正是個人行動向制度支持的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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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畢節地區在脫貧攻堅收官時,九成以上鄉鎮已建成標準化中心校。本禹志愿服務隊最近一次回訪大石村時發現,當年蹲在土坎寫字的孩子成了代課教師。教育能否徹底改變一方山水,仍需時間檢驗,但人們至少不再把讀書當奢侈。
今天的徐本禹依舊保留著周末上課的習慣,微信步數里常見“上山路十八彎”。窗口角色與田間經驗在他身上交織,一端連著政策撥款,一端連著課堂粉筆。西部山區的清晨鈴聲此起彼伏,那支從武漢起步的志愿隊還在陸續出發,背后是一條越來越寬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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