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機加劇，美國裁減250名外交及關鍵問題專家

在全球外交危機持續發酵、特朗普政府力求達成結束對伊戰爭協議之際，美國國務院上周通過一封簡短、無人情味的電子郵件，完成了對近250名外交官的裁員。

“你的裁員離職令今日生效，”郵件部分內容寫道，“再次感謝你為國務院所做的服務。”

這些裁員行動始于去年7月，還波及了超過1000名行政事務官員。前官員表示，這導致一些辦公室全員被裁，而這些辦公室本應能就正在給美國和全球經濟帶來嚴重后果的伊朗戰爭提供指導。國務院一直堅稱，裁員是為了消除冗余，關鍵問題上的工作得到了保留并轉移至其他辦公室。

**除被解雇者外，還有數十名擁有數十年經驗的外交官選擇退休。十多位接受美媒采訪的前官員表示，特朗普政府顯然沒有為職業外交官提供大使等向上任命或晉升機會，在“不晉升即出局”的體制下，他們別無選擇。

“選擇離開的人數前所未有，”在外交領域服務36年后退休的戴維·科斯特蘭西克說。美國外交服務協會估計，去年約有2000名外交官離開了國務院。

全球超過100個大使職位空缺，包括中東、烏克蘭和俄羅斯等關鍵地區，沒有參議院確認的大使。

而最敏感的外交談判——如結束伊朗戰爭和確保烏克蘭沖突結束等棘手議題——正由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商業伙伴和家庭成員主導，且往往缺乏擁有地區專業知識的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團隊。

前外交官表示，這些行動共同標志著國務院被系統性掏空，而國務卿馬可·盧比奧在上任第一天曾承諾要增強其權能。盡管該機構已開始招聘新外交官，但前官員稱，經驗豐富人員的流失將對美國現在及未來投射力量、實現優先目標的能力產生深遠影響。

“我認為歷史學家會回顧這段時期，視其為美國強加于自身的重大非受迫性失誤之一，”前職業大使約翰·巴斯告訴美媒。

國務院發言人湯米·皮戈特表示，該機構被掏空的說法“不實”，而失去數百名經驗豐富外交官將影響美國實現優先目標能力的說法“毫無根據”。

“我們的重組消除了冗余職位，通過減少不必要的官僚機構精簡了工作，并增強了我們的外交隊伍，”他在談及國務院內部全面改革時表示。

皮戈特稱：“裁員并未對我們的行動響應能力、規劃能力以及為美國人服務的能力產生任何負面影響。”他聲稱，“事實上，我們能夠更快、更有效地做出響應，這正是重組的目的——讓一線人員獲得授權，同時使我們能夠以‘相關性的速度’行動。”

埃里克·霍爾姆格倫是一名職業外交官，曾在包括俄羅斯和墨西哥在內的世界各地工作。他在國務院的最后一個職務是中東和亞洲能源外交辦公室主任，負責能源安全、能源獲取、關鍵礦產以及與私營行業的合作。

作為重組的一部分，整個能源資源局——即能源外交辦公室所在部門——被撤銷。他告訴美媒，他辦公室的所有員工都被解雇了。

皮戈特表示，能源資源局的“關鍵能力”已轉移至經濟、能源和商業事務局。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上周投票通過了旨在恢復“能源安全與外交局”的兩黨立法。

霍爾姆格倫指出，該局及其專家的相關工作對于就伊朗危機向政府及其有合作關系的行業合作伙伴提供建議高度相關。

例如，他說其辦公室的重點之一是“讓伊朗更難運送原油”——這在戰爭期間至關重要。

他告訴美媒，他的辦公室“正利用一切政策工具試圖應對伊朗并削弱其政權”。他們本可以進一步發出警告，指出需要管理“霍爾木茲海峽的阻塞點”。該阻塞點已導致這條關鍵航道的通行受阻，推高了燃料價格，并因世界許多地區被切斷關鍵化肥供應而威脅人道主義災難。

霍爾姆格倫表示，他的辦公室還致力于使嚴重依賴伊朗的伊拉克實現能源供應多元化，并且他們在該局有一整個團隊與私營行業合作，包括“價值120億美元（約 818.7億元人民幣）的美國公司合同，以幫助伊拉克開發自己的能源資源”。

皮戈特告訴美媒，國務院的“能源政策團隊表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經濟、能源和商業事務局“正在協調與盟友和伙伴釋放戰略儲備，以應對伊朗的襲擊”。

前官員認為，當美國努力從中東撤離被困美國人，并在伊朗戰爭初期的險境中摸索時，他們本可以利用職業人員的專業知識和機構記憶，包括那些已被裁員或退休的人員。

今年3月，國務院駁斥了裁員影響其救助中東被困美國公民或領事工作的說法，并表示“數百名經驗豐富的人員”正在一個工作組中幫助美國人。

在整個地區乃至全球，美國確認大使嚴重缺位。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稱，截至周二，195個大使職位中有115個空缺。

多位前官員告訴媒體，在許多國家，如果使館負責人不是經確認的大使，他們可能無法接觸該國政府的高級官員。

當被問及大量大使職位空缺時，皮戈特表示，“總統有權決定誰代表美國人民和美國的利益在世界各地發聲。”

“從拜登時代的大使過渡并非新聞，也不應令人驚訝，”他說。去年12月，國務院召回了至少24名在拜登政府期間任職的職業大使。

“國務院對我們在世界各地與同行溝通并推進國家利益的能力充滿信心，”他說，“在那些沒有參議院批準大使的使館中，經驗豐富的臨時代辦領導著各使團。”

許多前官員指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拒絕讓職業人員參與關鍵外交危機，而是依賴一小群值得信賴的顧問。

前官員表示，對經驗缺乏重視，以及巴斯所說的對“忠誠”的偏愛，創造了一種旨在迫使職業人員離開的環境——或者讓留下的人心存恐懼。

多位官員告訴美媒，用于現任外交官晉升的年度評估體系已發生變化，增加了一條對政府政策的“忠誠”原則。多位官員還表示，現在評估采用鐘形曲線，這可能會進一步阻礙晉升，因為它限制了獲得高評級的人數。

“會有很多做了非常出色工作的人，最終只能得到中等評級，因為你強迫他們接受這種鐘形曲線的統計限制，”另一位前職業外交官說。

皮戈特表示，“員工績效評估體系的重新調整已經討論多年，早就該進行了。”

“在盧比奧國務卿的領導下，這一變革經過深思熟慮，采用了政府內部的最佳實踐，使評估在衡量績效時真正有意義，”他說。“這一評估過程將確保外交服務人員通過這些數據驅動的評估，更好地找到適合其優勢的崗位，從而為部門服務。”

“我們有一個基本目標：實施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使我們的國家更安全、更強大、更繁榮，”他指出。

即使是希望留下的高級職業外交官，也沒有職位可用。根據1980年《外交服務法》，海外大使有90天時間尋找另一份工作或退休。

“他們試圖再次利用這一點迫使人們退休，因為那些仍能工作或仍想工作的人找不到職位，”該前職業外交官說。

在國務院內部，通常由高級外交官擔任的職位，如駐校教席，已被取消。在總部，許多助理部長職位空置，或由未獲確認的高級局級官員擔任，其中幾人來自致力于“基于國家利益、美國主權和安全邊界推進傳統美國外交”的本·富蘭克林獎學金項目。

“政府希望在實地有一批專業人員，他們只會按指令行事，不會對決定提出異議，也不會提供其他觀點，”曾擔任美國駐阿富汗、土耳其和格魯吉亞大使的巴斯說。

“正是這種專業知識防止我們犯下更大的錯誤，”他告訴美媒。

而這種專業知識并不容易替代。在世界各地任職、并曾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外交政策顧問的科斯特蘭西克表示，退休和裁員“是對美國政府、納稅人幾十年來在培訓、在海外工作中對我們的投資的一種浪費”。

“外交服務是一種學徒制職業。你不能從外部隨便塞個人進來。外交需要多年在實地積累的技能，”瑞安·格利哈說。他在被解雇前，23年外交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在中東度過。

他指出，除了華盛頓特區之外，普通美國人最終可能會感受到這種掏空的影響。

“大多數美國人對外交服務沒有強烈看法，因為他們很少直接與我們互動——我們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幾乎隱形，”格利哈說。“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繁榮有著深遠影響：我們談判的貿易協定，我們在海外推廣的美國企業，我們在危機升級前化解的危機，我們為海外遇到麻煩的公民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