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喬丹·菲利普斯的事跡,也是在無意之中;本來標題想寫他是“中國婦科微創手術”之父的,但“之父”在許多人的語境中可能預設得是本國人,為免于不必要的爭議,就放棄了。但個人覺得他與中國的故事,值得更多的人知道,歷史不是只有教訓記仇,也是感恩。何況,這只是幾十年前的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剛翻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而在醫學領域,一場深刻的變革也在悄然發生——腹腔鏡手術,精細的微創技術像夜空中的新星剛剛興起。
在這場變革中,喬丹·菲利普斯(JordanM.Phillips)是一個無法繞過的名字。
他是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教授,也是美國婦科腹腔鏡協會(AAGL)的創始人之一,更是一位為中國現代婦科微創技術作出重要貢獻的國際友人。
在他之前,中國的婦科手術仍以傳統開腹為主;在他之后,腹腔鏡下診斷與治療逐漸在中國的醫院里生根開花。
菲利普斯與中國的緣分始于一次韓國開會的順道之行。他被中國的長城、故宮所吸引,但更受觸動的,是當時中國醫療條件的相對落后——從手術器械到醫學書籍,都極為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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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媒體報道,這次訪問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
1979年,菲利普斯向北京協和醫院的中國婦產科學奠基人林巧稚教授贈送了一套腹腔鏡設備。這如同星星之火,點燃了中國婦科內鏡手術的燎原之勢。
1980年5月,在蘇州召開的全國第二屆婦產科學術會議上,郎景和醫生首次報告了腹腔鏡在婦科臨床診斷上的應用,并于同年發表論文。這標志著中國婦科腹腔鏡技術的正式開端。
自那時起,菲利普斯開啟了長達二十余年的在華醫學交流之路。
在他的積極支持下,1992年,郎景和醫生前往美國參加了AAGL年會,向世界報告了中國婦科腹腔鏡技術的實踐成果。此后,越來越多中國醫生走出國門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菲利普斯所做的,遠不止于設備捐贈和技術推廣。
他發起了“國際對華醫學贈書委員會”(MedicalBooksforChinaInternational),自1981年起從全美和世界各地籌集醫學書刊,以集裝箱為單位運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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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20年間共向中國贈送醫學設備及醫學圖書計62個集裝箱,重1300余噸,價值500萬美元。委員會向中國一千余家醫療機構分發了大量醫學圖書、期刊、音像制品和教學醫療用具,在信息相對閉塞的年代,這些資料成為中國醫生不可或缺的學習資源。
菲利普斯不僅親自在華講學示教,還組織美國專家團隊來華進行系統化培訓。
據文獻記載,他的教學培訓團隊在8年間講學遍及70多個城市,從北京到成都,從上海到西安,他的旅程如同一張綿延的網絡,將微創醫學的理念與技術帶入中國的大小醫院,并多次到天津醫科大學總醫院等醫療單位進行學術示教。
他倡導的理念“手術要精細、思路要開放、團隊要協作”在中國醫療體制改革初期顯得尤為珍貴。
正如一位接受過他培訓的醫生所回憶:“他教的不只是手術,更教我們如何思考、如何讓患者受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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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所做的,不僅幫助中國醫生掌握了世界領先的微創技術,也使國際醫學界重新認識了中國的發展潛力與學術熱情。
他建立的學術交流渠道,讓醫學科研交流不再遙遠,國際合作不再僅限于發表論文,而是真正落地在手術臺、病房與實驗室之間。
中國政府和醫學界也給予了菲利普斯高度肯定。
為感謝他對中國醫學事業的巨大貢獻,中國衛生部向他頒發了“金質衛生獎”。2001年4月,天津市授予菲利普斯夫婦“天津市榮譽市民”稱號。此外,我國多名醫學專家提名他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喬丹·菲利普斯教授的故事,是中美醫學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他既是一位技術精湛的醫學專家,也是一位充滿人文情懷的國際主義戰士。他將西方先進的醫療技術和知識體系帶到中國,為中國婦科事業的現代化注入了重要動力。
時間的河流不斷向前,然而在這段跨越大洋的醫學故事中,我們看見了一種更持久的力量:知識的傳播與理念的共享。
喬丹·菲利普斯帶來的,不僅是手術刀下的微創,也是一種跨文化的信任與合作。他的身影,仍然映在每一間中國手術室的燈光下,每一次成功的手術背后,都回響著他跨越太平洋的腳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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